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哲学研究开始步入正轨，显著标志之一是各种通史、教材纷纷出版，计有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以下简称北大本）、[536]孙叔平的《中国哲学史稿》（上、下册）、[537]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538]萧萐夫、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以下简称武大中山本），[539]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540]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541]杨宪邦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三卷（以下简称人大本）、[542]刘宏章、傅云龙、束际成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程》等。[543]此外还有师范院校本《中国哲学史》、沈善洪的《中国哲学史概要》、[544]李维武的《中国哲学史纲》[545]等。此处主要对80年代后在大学广泛传播的几部通史进行研究，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另作研究。
这些哲学史带有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以前的特点，普遍提出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其具体内容首先是对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进行反思，回到了列宁的哲学史是认识史的定义，由此引申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其次是对“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后期儒法斗争史观进行反思和批判；再次是把批判封建主义作为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些都是时代的特点，构成了中华民族理性成熟过程的一个阶段。不过，所有这些通史，都停留在对斗争史观的反思上，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对于目的史观进行反思，有的还仍然保留着目的史观、服务史观的说法；没有对“遗产”观提出反思，没有说明认识史定义的局限性。这些都是时代的局限性和理性成熟的有限性的表现。范畴、思维的逻辑进程、哲学的地域文化特点等是8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的研究领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一直延续到90年代，可以视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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