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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互补的秘密

时间:2022-09-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人在现实生存中始终是角色化的承纳者和义务担当者,因而他作为活的生命个体、作为感性的生存者,则始终无自由可言。一切传统都产生于特定的过去时空,并对这特定的此在时空发生全面效力。但是,传统对人的分离,包括传统对生存的承纳的要求性,并不如政治那样幻化为外部性责任和义务来赤裸裸地强加于人,而是凭借人的生存的弱点而对人的生存予以全方位(伦理化)的渗透。传统之于人,是一种特殊的义务和责任。

对于一个人来讲,外部性的责任和义务构成了他的此在性负担,而传统却使他获得了过去式包袱。传统的包袱主要指涉人类文化、文明对个体的生命化投射,外部性责任和义务则主要是现世政治对个体的绝对性强加。虽然二者来源不一样,内涵侧重不同,但对人的功能和目标却一样,外部性责任和义务是政治权力对个体生存的实现,并通过对个体这种种外部性责任和义务的承纳而实现了政治权力对个体生存的统治与管理。对统治集团而言,他们所恃有的统治地位和权力由此得到了稳固、维持和强化;对于生存个体来讲,他在这种种的被迫承受其强加的过程中,承纳起种种外部性责任和义务,由而一步步沦入了责任和义务的角色而最终失去了自身,即丧失了本应有的权利。因此,在实际生存中,对外部性责任与义务的承纳过程,也即是人和他的生存沦为相互分离、走向异己的过程。由于人在现实生存中始终是角色化的承纳者和义务担当者,因而他作为活的生命个体、作为感性的生存者,则始终无自由可言。他要追求自由,他首先必须放弃种种外部性责任和义务,但他不能,因为他作为生存的责任者和义务者,他必须承纳外部性责任和义务。同时,他作为政治的生物,他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一员,必须面对政治,必须承纳政治及其权力对他的强加,否则,他将失去自身和生存。这样一来,他作为个命个体,哪怕是生存的水深火热,哪怕是生活充了高度专制,哪怕是生存得万般贫困,他却不可能追求自由。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不满于这种外部性责任和义务的强加,又必须追求自由,然而却不可因此而得到自由:追求自由的结果往往是承纳更多更新更为严酷的外部性责任和义务,但人并不因此而气馁,总是踏着外部性责任和义务的血雨腥风,走向那不可为而为之的永恒性离异之途——追求自由。

不仅是外部性责任与义务,传统之于人,同样是强求人对它的承纳。一切传统都产生于特定的过去时空,并对这特定的此在时空发生全面效力。当产生它的那一特定时空随着人的生存境况的演变而演变时,它作为传统就具有了超越自身时空的性质,虽然它仍然忠实于此在时空中生存的人,但它更多地是忠实于自身的完整性和神圣性。从终极意义讲,传统只属于传统,不属于此在生存中的人。但从此在生存角度讲,传统是与人相分离的,是对人与其生存的分离物。但是,传统对人的分离,包括传统对生存的承纳的要求性,并不如政治那样幻化为外部性责任和义务来赤裸裸地强加于人,而是凭借人的生存的弱点(如人的堕落性等等)而对人的生存予以全方位(伦理化)的渗透。由于这种全方位的渗透,人又义无反顾地承纳着传统赋予他的义务和责任。传统之于人,是一种特殊的义务和责任。个体生命在传统的这种特殊的义务和责任的框架下仍然无自由可言,人可以在理想的准设中成为主宰者,但他在此在生存的传统框架面前,却始终丧失其主宰者的形象。

这就是政治与传统对人所发生的分享性功能的同构。正是因为政治和传统(尤其是伦理传统)在其终极目标和功能方面的同构,才使传统赢来了政治的青睐,因为政治强权对个体的强加是赤裸裸的,是强暴性征服和压迫的,这种强暴性征服与压迫所造成的实际生存效果,恰恰是不和谐。政治强权对个体生存实施暴政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创造和谐,即让受剥夺、受压迫、受奴役者感受到剥夺的合法性,压迫的文明性,奴役的温柔雅致性,这三性构成了政治强权实施暴政所向往的社会和谐境界。传统的渗透性,尤其是伦理传统的温存敦厚性,使其所有的行为都罩上了脉脉含情的面纱,因而政治为更有效地实现自身的强权对所有个体生存的强加,它必得借助于传统的温润魅力。反过来,传统也并不是纯粹地被政治强权所利用,它之甘愿为政治效力而强化人的外部性责任心和义务感,煽旺人对外部性责任和义务的神圣欲望,乃在于它在被利用中赢得了最大程度地利用,即政治责任和义务强化了人们对传统的信赖和企求。相当地说,每一个此在生存者都是一个反传统者,或者说都有过反传统的行为和壮举(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等等),但几乎每一个人最终都要皈依于传统(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等新旧革命者)而成为传统的圣徒。传统的常胜化,其秘密不仅在人的自身的人性的弱点,还在于政治强权对它的捍卫,传统就是在利用政治权力以绝对强加的方式捍卫它的过程中而得到自我保存,并得到自我光扬,使自己成为求生存的潜在主宰者。客观论之,政治作为一种现世的强权,控制和主宰着人的生存,任何一个生存者都心怀对政治强权及其所实施的暴政的畏惧和逆反情绪,但最终都乖乖地成为政治强权和暴政的仆役,哪怕是那些以反叛政治而起家的“造反者”和“革命家”们,最终都未能幸免沦为强权和暴政本身的役使的命运。人沦为强权和暴政的仆役,在本质上是沦为传统的仆役。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是一切的钦定者,但他仍然是政治极权的仆役,因为他作为帝王,就必得严格遵守帝王所应有的全部伦理,就得无条件地承纳帝王所应该而且必须承纳的责任和义务,这些恰恰是传统对他的现实要求性。因此,人们可以反政治极权和暴政,但人们可以在反对一种政治极权和暴政的同时,又构设了另一种政治极权和暴政,并且往往是无可逃避地承纳其政治极权和暴政对他的冷酷企望和挟持,这就是传统!传统不仅仅给政治极权和暴政披上了含情脉脉的面纱,传统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一种根深蒂固的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一旦为权力者们所拥有,它就以无声的神秘方式发挥出巨大无比的政治极权和暴政的力量而强加给每个此在生存个体,这就是在人的生存史中,一旦现存的政治权力遭到某种无法消解的威胁时,统摄政治权力的人们就要特别地激励人民对传统的热忱的内在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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