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作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23]
至少现代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道德和法律的基础，并将理论要求与其陈述联系起来。由于哲学通过普遍主义的问题和强大的理论策略把自己展现出来，因此，它与科学保持着一种紧密的联系。虽然如此，哲学并不仅仅是专家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它同样也和总体性的生活世界以及人的健康理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24]
当罗素和哈贝马斯就哲学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系作上述阐明时，这两位分别属于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哲学家表达了相似的意见：就像中世纪欧洲人无法想象没有神学的社会，没有僧侣的教会生活一样，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没有哲学的社会，没有哲学家的公共生活。作为个体，你可以不知道什么是哲学。哲学可以无关乎你作为个体的私人生活，但哲学必定关乎人类的公共生活。哲学成为从事公共生活的人们的必修课。正如德沃金指出的那样，
期待法官和律师至少应熟悉当代最主要的法律、道德和政治哲学学派，这应该是合理的要求，因为这对于他们正确评价任何他们需要思考的哲学争议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25]
哲学研究既是学院的和专家的，又是社会的和大众的。问题是，进入21世纪，哲学几乎是当代知识生活中深藏不露的部分。哲学系外的人大多不清楚哲学教授对文化应当有何贡献。很少有人认为值得下苦功去研究哲学。[26]
罗蒂明确提出了今天哲学面临的困境：
近几十年来，英语世界的哲学教授越来越难以向学界同仁和整个社会解释他们是靠什么谋生的。哲学越是专门化和专业化，学界同仁和大众越不尊重哲学。时至今日，哲学面临被世人彻底忽视的风险。[27]
无论是在哲学的学科定位方面，还是在哲学家的角色定位方面，哲学都面临着风险。
一方面，“分析哲学仍然吸引着一流的人才，但其中大部分人都致力于研究那些外界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学科外的世界毫无关系”。[28]当代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路径使哲学遭遇介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实际困难，与整个文化失去了联系。哲学研究的自然主义路径，尤其是与认知科学、脑科学走到一起的彻底的自然主义科学哲学，不仅可能使哲学丧失方向和目标，而且有将哲学推向绝路的危险：
如果哲学以那种方式自清门户，它将难以生存。[29]
哲学越是专业化和科学化，哲学越追求专业的纯洁，哲学越向自然科学趋近，哲学便越趋向封闭，哲学日益丧失其服务社会和影响社会的教化功能。哲学问题想要成为科学问题那样的自然类，像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研究[30]，约翰·塞尔[31]和杰雷·福多[32]的意向性研究，莱卡夫和约翰逊的隐喻概念研究[33]，丹尼特的心智哲学研究[34]，保罗·丘奇兰的神经哲学研究[35]，以及格林[36]和莫尔[37]等人的神经伦理学研究等等，都表现出了哲学研究的科学化或自然主义趋势。哲学问题寻求科学的解决路径，哲学以类似科学的面目出现，甚至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哲学高度职业化和专业化，用派特西娅·史密斯·丘奇兰的话来说：
哲学在其最佳情形下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经验科学的继续……这只是程度差异，而不是种类差异。[38]
莱卡夫和约翰逊则认为，认知科学的三大发现，即心智的涉身性、思维的无意识性和概念的隐喻性，“使得2000多年来针对上述问题的先验哲学思辨成为过去，哲学为之面貌一新。”[39]罗蒂担心，如果哲学像科学一样，“依靠集体协作而不依靠天才的奇思妙想和创作”[40]，那么作为“经验科学的继续”的哲学有可能消解了哲学本身。
另一方面，大陆哲学虽然保持着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但是以存在论为其支撑的话语体系的不合时宜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那种联系的延续。按照自然等级秩序和知识等级序列构想出来的哲学体系，无法让知识界信服哲学自以为曾经占据的崇高地位。如果大陆哲学家“摈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41]，那么将导致形而上学传统的日益式微。作为人文科学的分支，哲学将难以分清自己与诗学、文学批评的界限。像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和伽达默尔等诗人哲学家或文学哲学家的实际存在，使人们难以区分他们什么时候在从事哲学研究，什么时候在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列维那斯、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则跨越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界限，让人产生哲学正在向社会科学看齐的印象。
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面临着两大相似的困境：
第一，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说，哲学如何保持与其他科学的界限？哲学是否存在自身的问题领域？哲学如何保持专业的纯洁性？哲学与其他学科界限的消解，是否会导致哲学的终结？
第二，从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哲学应如何保留人类的希望？哲学家应当如何继续扮演引领世人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先知和预言家角色？
虽然罗蒂多次表示没有哲学的社会的可能性，没有哲学家的公共生活的可能性，虽然哲学问题不同于科学问题，不是一个自然类，但哲学工作绝不是没有意义的。
某些特定哲学传统，不论多么古老（例如柏拉图主义、儒学或笛卡尔主义），其结束并不意味着“哲学的终结”；而只不过意味着人们抛弃了一套旧的语言和制度，以促使那些看起来会激发想象力和促进人类自由的替代性语言和制度得以出现。[42]
哲学不可能终结，除非社会文化变迁终结了……在自由社会里，将始终存在着对于他们（哲学家们）的服务的需求。[43]
罗蒂认为，解决今天哲学面临的困境的关键在于，要想办法扭转哲学日益与世隔绝的状况，继续发挥哲学的教化功能，“使人类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44]的功能。
哲学要找到一条切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路径，要警惕哲学过度专业化、过度政治化和过度民族化的趋势，即哲学成为科学的、先锋的和沙文主义的趋势，罗蒂称之为“经院主义、先锋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危险”。[45]哲学要从专家文化撤退到大众文化，从关注“科学、道德和法律的基础”转向重新描述“总体性的生活世界”的可能性，重新塑造哲学家和人类的自我形象，把客观性归结为协同性，使对客观真理的追求让位于对人类团结的渴望，使对人间真诚的呼唤优先于对真理的关注。
“真理”（truth）和“诚实”（truthfulness）之间的断裂，是休谟式“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又一个版本。用德沃金的话来说，“说出真相（Come Clean）和脚踏实地（Get Real）。弄清楚哲学概念在我们法律构造中的宏大设计和精巧规定中扮演的角色，脚踏实地干好这个辛苦的工作，去落实这些概念所许诺的一切。”[46]问题是，
真理是永恒的和持久的，但是很难保证你什么时候得到了它。诚实，像自由一样，是暂时的、偶然的和零碎的。但是每当我们拥有它们的时候，我们能够辨别出两者来。[47]
罗蒂说：
在最近，我们对“真理”（truth）谈得较少，对“诚实”（truthfulness）谈得较多；对赋予“真理”以权力谈得较少，对保持权力的“诚实”谈得较多。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转变。[48]
一方面，未来的哲学应当从分析哲学主导话题——真理——中撤退出来，但保留分析哲学的分析优势；另一方面，未来的哲学应当进入大陆哲学的核心领域——对诚实的探讨，关注人性和人类自身的自我形象，关注人类的未来，但摒除大陆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传统。这正是本章将重点讨论的罗蒂处理当前哲学困境的从“真理”向“诚实”转向的“后分析的”和“后形而上学的”实用主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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