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尊严”，据我理解，就是一个人作为“师”，在面对学生、弟子时，在礼貌上应该享有的、应该保持的尊严。或者说，一个学生，面对“师”，至少是在外在行为上、在礼貌上应该表示的或保持的尊敬。
这个“尊”从何而来?从“名份”来，从“礼教”来。一个处于“师位”的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尽管学识水平还有可议，但是只要还在合法的“师位”上，学生就应该给予应有的尊敬，老师就应该保持某种自重。
“师道尊严”，强调的重点是在师生相遇之际，外在行为上、礼貌上必须守某种“礼”，通过这个“礼”，表示出某种“尊卑”关系。如果有人不喜欢“尊卑”这一说法，置换成“教与被教”的关系，也未尝不可。
虽然学生与老师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此“平等”的基线上、基础上，还有“尊卑”之分。借用一句法律术语说的话，虽然“权利能力”平等，但“行为能力”就不平等。如果完全无视这种名分，就是“非礼”、就是“失教”，就相当于颟顸地以“权利能力”之平等蔑视“行为能力”之不同。
这样，师生之间，就有一个客观的“礼”摆放在那里，不能随意逾越。作为学生，不能因为今天这个老师我喜欢，我就尊敬他，明天那个老师我不喜欢，我就轻薄他。如果这样，“师道尊严”就荡然无存了。其“不敬”，固然是没有遵守“师道尊严”;其“敬”同样也是没有遵守“师道尊严”。因为，这样的“敬”，其所敬是敬张三或李四某个具体的人，而不是敬“师”(这里的“师”，英语是否可翻成teachership?)。其“敬”是方生方死的，而不是恒常的;是朝三暮四的，而不是有体制性保障的;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既然是方生方死、朝三暮四、偶然而非必然的，就可能随时被破坏，也就不可能建立起客观的课堂教学秩序。
一个学校是一个组织，是个法律上的实体，其教学是有秩序的，其秩序是客观的，不可以由私人的任意来左右。个人的脾性、癖好，即便是可爱的才性表现，在课堂上也是有一定规格制约的，与家庭聚会、臭味相投的私人酒局，性质是不一样的。
虽然现在的大学体制与传统的“师道尊严”理念已经发生严重脱节，但是，中国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还没有完全失去“师道尊严”的记忆。某种程度上，“师道尊严”的意识在现在的学校体制中，也有某种渗透。比如说，学生守则里可能会有“尊敬老师”之类的要求，还有“教师节”之类的制度性设置。对这些全然不顾，轻薄之以鸣高，轻处说是缺乏公共意识，不懂客观理性，重处说就是轻薄、“失教”。
“师道尊严”表达的意思是，老师作为老师，就享有尊严。那么，这样是不是让老师享受特权了?也是，也不是!说是，那是因为一个健全的社会，道德修养和学识素养较高的社会阶层享受某种“殊荣”是合理的，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说不是“特权”，那是因为要当好真正的老师，需要付出更多，甚至需要受很多委屈，也需要更多人格和学识上的条件。看似“特权”，根本上讲仍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平等”。
杨帆门事件中，有没有“师不师”、“生不生”，违背师生名分、逾越礼教的举动?如果有，就是“非礼”，就是“失教”，而不论其为师或为生。
(2008年1月18日撰，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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