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

2．“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

我们无法找到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谈利益的地方，只有其学生“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第86页）的例证。不过，孔子对物质方面的需要倒也持肯定的态度：“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第67页）、“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第170页）。凭劳动所得，劳动在先，获取在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鲁国的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到国库中领取赎金。子贡赎了一个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回来后谦让而不向国家领取赎金。孔子对他说：你这样做就不对了。你开了一个坏的先例，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子路救了落水者，那人用牛来谢他，他收下了。孔子说，以后鲁国的人看到落水者一定会救（参照《吕氏春秋·察微》，第191～192页）^[3]。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子贡破坏了鲁国领取赎金的法律。子贡是最有钱的孔门弟子，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所以他在商业营运中周游列国，有机会也有经济实力赎出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虽然在经济实力上，赎金对他无所谓，但在法律上，作为一个鲁国公民，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而领取赎金。为了自己的德行而谦让不领，不仅给他人的行为选择设置了难题，而且把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过分夸大道德的重要性。子路救落水者，这是一般的行为境遇。救人的行为，无疑付出了冒险的劳动，付出劳动而领取别人的回报，也通情理。鲁国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文的规定，但是孔子给予了肯定。在此，不难发现，孔子已经充分洞察到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没有否定利益。这应该是现实层面上对利益的把握。

首先，恒产必须保证。儒家孟子认为，没有恒产而能有恒心的人，只有知识人才能做到。一般的民众，没有恒产就不可能具备恒心；没有恒心的话，就必然走上歧途，处处为己，几乎没有什么不做的，直至违反法律而犯罪；等到民众犯罪以后，再对他们进行刑法处理，这是陷害民众的行为。对于在位的仁人而言，不存在施行陷害民众行为的任何理由。故对统治者来说，确立“制民之产”是最为明智的做法，而“制民之产”最重要的是应该保证民众侍奉父母、赡养家庭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在好的年成能饱衣足食，在坏的年成能不至于死亡。然后，再来激励他们步入从事善行的道路，这样民众也会比较愿意遵行。而现在的政治，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根本没有余暇来治理礼义等道德工程，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所以，要推行王道的话，就应该从根本上做起。“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应该在“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基础上进行，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孟子·梁惠王上》，第2671页中），就是保证民众生活的基本措施。显然，孟子注意到了道德的现实立足生长点的问题。换言之，必须首先解决人的生活问题，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这是道德的生态条件，也就是恒产的内容，有了这个保证，人们才有可能具备恒心，而人们恒心的具备，正是王者实现长久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这是应该肯定的。在孟子那里，恒心也就是不动心，能够不受外物干扰的影响，保持自己运行的航道方向。

其次，“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第502页）。儒家荀子认为，道德和利益两者都是人的需要，即使尧舜也不能驱除民众追求利益之心，桀纣也不能驱除民众喜好道德之心，所不同的只是尧舜能使民众追求利益之心不妨害喜好道德之心，而桀纣正好相反。道德优胜于利益就是治世，反之则是乱世。但道德与利益关系的客观效应，与统治者个人对道德、利益关系的看法关系非常大。具体地说，在上的人以道德为重的话，道德一定优位于利益；知识人以利益为重的话，乃利益一定优位于道德。具体地说，就是知识人以上的官吏不应该议论“利害”、“得丧”、“货财”等问题，也不应该热心于牛羊、鸡豚、钱财、场园的经营，应该以谈利益为耻辱，不与民众相争，因为牛羊等是民众生存的基本职业；有财富的话，应该拿出来与他人共享，并以积藏为羞耻。这样的话，民众就不会为财所困，贫穷的人也不至于没有事情可干了。

最后，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关系。由于道德和利益是人性本来就具有的，故对统治者而言，应该认真对待利益。在利益的关系中，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关系，是儒家在形式上较为重视的。年成不好，国家财政不足，用十分抽二来征税还不够，应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税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分享；税率高了，必然影响到民众对利益的占有率，故要慎重处理。对一个君主来说，百姓用度丰足，自己就没有什么不足；反过来，百姓用度不足，自己也不可能足够，“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第127页）。“以与尔邻里乡党”（《论语·雍也》，第56页），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原思是孔子的管家，孔子给他九百小米作为报酬，他不肯受，孔子就说了这段话，意思是你的报酬如果有多余的话，就分给乡里吧。“邻里乡党”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乡邻。所以，顾及民众的利益满足也是孔子所重视的一个方面。应该指出的是，孔子在此注意到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的足与否，在百姓是否足。但他没有回答作为国家的君主应该如何去使百姓丰衣足食，而不是在财政不足时，用百姓足的高论来消解现实矛盾。孔子立论的基点不在百姓，而在统治者一方。这也是不得不明辨的。

显然，儒家注意到了利益对民众的重要性，把利益民众而不以他们为利益、对他们施行仁爱而不役使他们，作为最高的治世理想，“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荀子·富国》，第192页），就是具体例证。但在儒家那里，存在着两个必须注意的地方：一是把知识人过于神秘化，似乎是没有利益需要满足的存在。二是虽认识到利益与道德是人的两种需要，但对这些需要的具体定位时，却过分夸大了道德的作用，而忽视了两者关系互作共存的一方面，这是非常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