孳孳为利者

（引用之五十八）

“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一语，出自《孟子·尽心上》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孽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孟夫子此话的大意是：鸡叫就起来，孜孜不倦地行善（仁义）的人，是舜一类的人；鸡叫就起来，孜孜不倦地求利的人，是盗跖一类的人。要想知道舜和跖有什么区别，没有别的，只是行善和贪利的不同罢了。

孟子在义（善）利之间，提倡先义（善）后利，是轻利重义的；甚至提倡是义（善）非利，则是取义（善）舍利。在这方面，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士，有诸多论述。本章即表达孟子这种“义（善）利观”。孟子在本章中以此为评价标准，把人区分为两大类：孳孽为善的舜之徒与孳孳为利的跖之徒。

跖，人名。春秋末年奴隶大起义的领袖。一说姓展，奴隶主贵族视他为大盗，诬称为“盗跖”。跖，成了传统所谓恶人的代表。孟子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把农奴起义领袖跖，视为孳孳为利的小人显然有悖于人民性。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说：

有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两种好大喜功。有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一类。孜孜为利者，资本家之徒也。我们呢？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页）

新中国诞生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看到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看到祖国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决定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伐。并在1956年初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对周恩来领导下讨论编制的十五年（1953—1967年）远景规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不满意，认为计划保守偏低了。

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2月10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实施“压一压”的方针。

周恩来清楚地看到：经济建设的实践已经表明：压缩后的1956年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并进而推断，规定了1956年、1957年和第二、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冒进了。周恩来感到对于当前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了急功近利的冒进行为，必须加以改正。

但是，毛泽东和党内许多领导者的急躁冒进情绪仍然严重存在。毛泽东指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必须促进，而不能促退，不能“像蜗牛一样爬行”。毛泽东在莫斯科还提出了“中国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期间里超英赶美”的口号。于是，周恩来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

但他们反冒进的观点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和严厉的批评。在毛泽东看来，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经济建设不但没有冒进，而且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反冒进打击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经济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右派对党的进攻。一时间，急于求成的“跃进”思想，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

1958年9月5日，在第十五次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就经济发展问题做了主题发言，再次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经济建设方针予以了肯定。坚信只要广大党员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就一定会大有希望，而不是小有希望或中有希望。对于那些批评这条方针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言论，毛泽东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解得还不深透。在讲话中，毛泽东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急功近利”的不同：“急功近利”有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之分。对于资本家而言，他们的“急功近利”是“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是剥削无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的做法。而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与此不同，是广大干群鼓足干劲建设新中国、改善生活的正确做法。

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讲话中引用了孟子的“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并说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一类。孳孳为利者，资本家之徒也”。显然也是一种贬义，一种否定的态度。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基础建设虽然在这场“大跃进”运动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盲目冒进、不切实际的做法也给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灾难，给相对薄弱的新中国经济基础带来了损失。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的开拓与探索。既然是探索，那么失误也是情理之中的。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敏锐地抓住国际形势呈现缓和趋势的机遇，决定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伐，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面貌的愿望，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要求过急了，指标过高了。

周恩来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来虽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在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之后，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慨地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孟子说“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对盗跖之徒唯利是图取批判态度，目的在于肯定舜之徒的“孳孳为善”，推行儒家的义利价值观；毛泽东引“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句话，则是对有产者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取批判态度，他的目的不在于肯定舜之徒的“孳孳为善”，而是肯定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毛泽东与孟子虽然都取批判态度，但批判的对象不一样，“义利观”不一样，达到的目的不一样。盗跖是古代无产者的造反领袖，孟子不可能与他坐到一条板凳上。毛泽东对资本家“孳孳为利”取阶级革命态度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则主张当代无产者的“孳孳为利”，即“另外一种急功近利”。

但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孳孳为利”“急功近利”，虽然动机、时机和理念并不错误，但是犯了急性病，“大跃进”“大炼钢铁”“反右倾”甚至有些狂热，带来的经济的“大跃退”，是“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也是主观愿望脱离客观实际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