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并重的知行观

第四节　知行并重的知行观

在认识论上，杨万里肯定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他明确指出，有了事物，才有事物的变化规律，有了事物的变化规律，人们才能认识描绘这种变化规律。就是说，先有事物，才有人们的认识和反映。他说:

或曰:作《易》者谁乎?非圣人孰能之?杨子曰:非也。然则孰作之?曰:天地。然则天地能作《易》乎?曰:天地不能作《易》，而能有《易》。有《易》者具是理，作《易》者书是理，犹绘事焉。物必有其生，绘乃肖其生。世无日、星，何从而绘日、星。世无山、龙，何从而绘山、龙，是故天地者，《易》之生也，《易》者，天地之肖也。彼以其天，我以吾乾，彼以其地，我以吾坤，不观乾坤二卦乎!^[44]

有了天地万物的形象，人们才能依据具体事物的形象，来认识、描绘事物，即先有客观存在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才有人们认识、描绘这种发展变化。《易经》的产生，不是圣人们凭空想像而创造的，是因为有了“天地”的变化，然后才有反映这种变化的《易经》产生。所以说:“圣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而“天地之道，本乎阴阳。”^[45]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易经》的道理和法则，是天地运行规律的反映。因此，人们要根据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存在之理，去如实地反映事物。这就是:

或问: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何也?杨子曰:以地之明知天之幽，以始之生知终之死，见其一知其万也。何也?明必有幽，始必有终也。其理必然，不足怪也。^[46]

人要根据事物及其规律的真实存在情况，去认识它们，并要进行推知，做到“见其一知其万”，这样才能认识万事万物。

既然人们能够认识事物及其规律，那么人们也应该依据事物及其规律去利用、改造它们。因此，杨万里提出了“以天地理天地”的思想。他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何谓也?曰:《易》之未作也，法天地之道，以为《易》之道，故曰准。准之言，法也，如《太玄》，准《易》之准也。《易》之既作，还以《易》之道而理天地之道，故曰纶。纶之言，经理也。如君子以经纶之纶也。弥之言，满也，经理之而该遍也。惟其准则乎天地，故能遍经乎天地，非以《易》而理天地也，以天地理天地也。^[47]

这就明确地说明了《易》之书是法天地而作，《易》之道是法天地之道，即以天地自身法则和规律为根据。反过来，人也可以运用它来经理天地万物，依据天地的法则去裁物为用。

杨万里认为，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是根据上述法则而制订的，因此人们要遵循天地的法则而行事，这是不可更改的。他说:

《易》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在乾坤，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何谓也?曰:地之位卑，臣道也，子道也，妇道也。地既然，示人以卑，则二者臣位也，安得不自卑而位于贱?天之位高，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天既隆然，示人以高，则五者君道也，安得不惟尊而位于贵?夫惟上贵下贱，既位焉，而不可逾，如天古同地下一定焉。而不可易于是，君臣、天子之大分始立。由上古以迄于今，万世共由其道而莫之能改也。故乾坤者，礼之祖而《易》之门也。^[48]

人间的礼法、伦常等都是依据天地之道而制订的，因此是永恒不变的。人要顺应自然之道去经历社会和天地万物。

关于人的认识、知识的来源、获得的问题，杨万里作了说明。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和知识水平主要取决于后天的学习。他说:

或问:圣可学乎?杨子曰:奚而不可学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子孟子之言也。圣尽伦，子荀子之言也。圣人，尽人道者也，子程子之言也。圣人，人也，我亦人也。我无人伦乎?我无人道乎?^[49]

所谓“圣可学”，是说“学”可以成圣，圣人是通过学习而成圣的。“圣人”是人，我亦是人，圣人能做到的，我亦能做到，关键在于“学”。“圣贤奚为而可?曰:学。”^[50]

不仅要“学”，而且要“习”，“圣者，天之习;贤者，圣之习”。^[51]圣人习之于天，贤人习之于圣人。“习”为人之师，所以要温习所学之知，温故而知新。杨万里说: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何也?杨子曰:温故而知新，岂特可谓一时之师哉?为百世之师可也。^[52]

杨万里强调后天学习对于求知的决定作用。他认为，生而知者只能信其当然，学而知者才能见其所以然之理。学习可以使人聪明成圣，由愚弱变为明强。他说:

生而知者信其当然也，学而知见其所以然也。惟其信于斯，故曰诚;惟见于斯，故曰明。明之之谓贤，诚之之谓圣。^[53]

一个人的先天聪明固然可贵，但是更可贵的是后天的不断努力学习。真正使人聪明智慧的是学习。杨万里说:

或曰:学者莫上于敏，莫下于钝;然敏或以窒，钝或以通，何也?杨子曰:不可怙者天，不可画者人。^[54]

意思是说，聪敏是最好的，愚钝是最坏的。但是，聪敏和愚钝不是一成不变的。聪敏者可以变为窒塞，愚钝者可以变为通达。其原因就在于先天的资质不可仗恃，后天的人为努力才是不可限量的。因此，要学习。学而消化了，变成了自己的知识、本领才能使人明强，这才算是真正之学。否则，“学而不化，非学也”。^[55]

杨万里在强调学习的同时，又提倡精心思考。只有经过精思，方可判断是非，融会贯通。他认为:“一思而是非之心明。”^[56]只有学而思之，才能真正有收获。所以说:

学有思而获，亦有触而获，思而获其觌亲，触而获其诣速。^[57]

思考是获得真知的主要方法，学有思才有获。杨万里在回答学习经书的方法时，说:

或问:学经有法乎?杨子曰:有四，曰耳、曰目、曰心、曰神。虽然是四法者，耳为下，耳以聚之，目以辨之，心以思之，神以会之，辨之不莹，思之不睿，会之不融，耳焉而已矣。人适，吾适;人莫，吾莫。^[58]

“心”为思维器官，思之能睿，所以学要立心，先立其大者，“为天地立心”。只有“尽其心”，才能“达能变”。“观人心则见天理，盖人心天理之集也。”^[59]足见，杨万里是多么重视“心”的思维作用。

在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杨万里主张知行并重，不可偏废的知行统一观。他说:

或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传说之言也;“不致其知，不力其行”，小程子之言也。由前之说，珍乎行;由后之说，珍乎知。学者将畴从?杨子曰:知，譬则目也;行，譬则趾也。目焉而已矣，离娄而躄也，可乎?趾焉而已矣，师冕而驰也，可乎?人乎人，目趾具而已矣。^[60]

在杨万里看来，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就得要眼睛和脚都具备了才是，这是缺一不可的。他以此说明知和行都是重要的，不可偏废的。知和行，如同人的目和足一样，不可缺少。“知”如人的目，“行”如人的足。譬如说，人只有目而无足，离娄虽能明察秋毫而不能走路是不可以的。只有足而无目，师冕要疾驰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足目并具，才为人;知行并重，才能真知。只有“真知”，就能“至之”，否则不为真知。杨万里说:

知至不能至之，非真知也;知终不能终之，非笃信也。非真知则自欺，非笃信则自画。^[61]

真知必能行之，行之才能信之，否则便是自欺、自画。杨万里的知行并重的知行统一观，在当时空浮学风盛行的情况下，尤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