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而至于圣”的认识论

第五节　“思而至于圣”的认识论

王安石在其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认识论。他承认天下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认识就是通过耳目之官与心之官来感知和思考得来真知的。他说:

凤鸟有文，河图有画，非人为也，人则效此。故上下内外，初终前后，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斜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发叙呼吸，抑扬合散，虚实清浊，自然之声也。可视而知，可听而思，自然之义也。^[56]

文字是语言的书写形式，“人声为言，述以为字”。^[57]语言是表达思想认识的。因此，文字和事物的关系，实质是认识和存在的关系。文字从位、形、声三个方面来摹写、反映事物，人们正是依据对自然万物的反映，才创造出文字的，“字虽人之所制，本实出于自然”。^[58]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和反映的。所以说:

万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则圣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则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为者，则岂可以不通其故哉?^[59]

万物皆有理，人通过思可以通其故、得其理，所以说“天下之事固有可知可为者”。所谓“圣人”“可以不思而得”，在这里是说“圣人”“致其一”，才“可以不思而得”，“致一”就是“思”，因为只有“一致而百虑，言百虑之归乎一也”。^[60]就是通过“百虑”而“致一”，“致一”而“不思”，这“不思”正是以“思”为前提的。

王安石认为，认识是感官和思维相结合的结果，客观事物可以被认识，人也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因为人具备认识事物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这是一种自然的能力。他说:

夫人莫不有视、听、思。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心之能思，皆天也。然视而使之明，听而使之聪，思而使之正，皆人也。^[61]

耳、目是感觉器官，心是思维器官，有了这些自然器官，就可以认识“天下之事”了。发挥了这些认识能力，就可以做到“物之出，与之出而不辞;物之入，与之入而不拒”。^[62]随着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式，而认识事物及其规律。

王安石通过对《尚书·洪范》中“貌、言、视、听、思”的“五事”的解释，阐发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他认为，这“五事”是从“五行”来的，也是“人君”“修心治身”和治理天下的依据。“五事”包括感觉和思维活动。王安石依据“五事”的先后顺序，论述了感觉和思维的关系，进而提出“学而至于哲”，“思而至于圣”的认识论。他说:

五事以思为主，而貌最其所后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顺其言，然后可以学而至于哲。既哲矣，然后能听而成其谋。能谋矣，然后可以思而至于圣。思者，事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圣也。^[63]

“五事”的顺序不能颠倒，“五事”中“以思为主”，“思”是贯彻“五事”始终的，对耳目闻见起支配作用。“思而至于圣”，是说“思”为成圣的途径，而“思”以“学”为前提，即“学而至于哲”，哲而能谋，谋而能思，思而成圣，因此，“学”很重要。据此，王安石强调“学”的作用。他说自己的知识、能力，就是学习、求问得来的。他说: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64]

王安石强调学、问的重要性，他在《伤仲永》一文中，具体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金溪有一个名叫方仲永的小孩，五岁时，就可以“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有的人叫他作诗就给点钱，由于其父贪利，叫孩子作诗挣钱，不使其学习。时间久了，方仲永没有受到教育，到十二三岁时，所作的诗反不如以前了。到了二十岁时，则和众人一样了。据此，王安石评论道:

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65]

王安石以此说明人的知识、才能是在后天学习中获得的，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

王安石肯定貌、言、视、听、思是个统一的认识整体和过程，而“思”为主，这是就认识而言。他又认识到，仅有知还不够，还必须有行。他说:

视之能必见，听之能必闻，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诚之所至也。^[66]

在人的认识过程中，不但要有感觉与思维的作用，而且要有“行”的作用。只有“行之”，才“能至”，“能至”才有“所得”。所以说:

古之人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可为议，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67]

王安石的“行”，不只是口头上讲的“行”，而是身体力行，由近及远，由明探幽，向世界纵深之处探索、寻求。因此，要“不随以止”，“不随以怠”，要下决心、有毅力，还要有“物以相之”。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得也”，才能认识事物的真实面目。王安石初步认识到“力行”的价值。他说:“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议，恐不足恤，在力行之而已。”^[68]王安石的一系列变法措施的推行，正是这种“力行”思想的表现和结果。王安石的这些认识论思想，显然是可取的。

当然，也不可否认王安石认识论的先验性质。由于王安石过分强调“思”的作用，尤其是过分强调“内求”论，而走向了“圣智”论。

王安石承认先天之知，就在他所讲的“伤仲永”一事中，就承认方仲永是一个受之于“天”的“通悟”者，是不经过学习而能作诗的神童。他说: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69]

五岁童蒙，从未学习，一声啼哭，便可挥毫作诗。为什么能这样呢?王安石说是“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是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

由此出发，王安石承认有的人是不靠感觉、心思、力行而知的，这种知是先天固有的。他说:

不听而聪，不视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尽心尽诚者之所至也。^[70]

这种不靠耳目闻见、心思、力行，而且“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的无所不知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只有圣人才如此。王安石认为，只有圣人具有先天之知，不需要外求，就能一切皆知;世人不具有先天之知，故向外求而不能得其“性之固有”之知。他说:

圣人内求，世人外求，内求者乐得其性，外求者乐得其欲。^[71]

“内求”与“外求”是“圣人”与“世人”的重要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是永远不可改变的。王安石说: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之言如此。然则“上智与下愚不移”，有说乎?曰:此之谓智愚，吾所云者，性与善恶也。恶者之于善也，为之则是;愚者之于智也，或不可强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后世圣人之言也，非天下至精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孔子作《春秋》，则游、夏不能措一辞。盖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与，惟孔子之智，虽游、夏不可强而能也，况所谓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72]

“上智”的“圣人”与“下愚”的“愚人”，是先天固有的差别，后天是不可改变的。王安石在这里表现为先验论，而使他的知行论失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