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全部认识论”包括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包括着两条思维逻辑运动方向相反的“道路”，即科学认识和技术认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一个思维的逻辑运动中包括着两条方向相反的“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何谓“具体的再现”呢？马克思接着指出：“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又说：“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具体之所以具体……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关于“具体的再现”或“思维具体”，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作了明确的注释。他说：“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明确指出：“‘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将这种转化称为“技术实践”，并说“在技术中检验这些反映的正确性并运用它们，从而也就接近客观真理”。显然，“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是指科学认识，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或者“‘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即自在之物“开始制造出来”是指技术认识。这种“技术实践”不是指“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实践”。这就是马克思的“全部认识论”与毛泽东的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尽管毛泽东多次强调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或“由存在到思想，由思想到存在”双向的认识论，但由于他“把第一阶段得到的认识，（直接地）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还说“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从而造成技术认识论被排斥在认识论范畴之外，甚至被一些学者贬为“自然改造论”。这就是我国的单向度认识论。其实，“具体再现”、“开始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这种转化”、“技术实践”、“首次商业化应用”、“原型生产”、“产品试制”等科技行为与批量生产、营销等经济行为是不同的两回事——前者表现为思维中的综合、认识过程的“结果”，后者则为改造世界的起点。因此，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就是科学认识（由自在客体转化为观念存在，如科学发现）和技术认识（由观念模型如技术发明转化为为我之物并“开始制造出来”或“首次商业性应用成功”）。而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阶段，按照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指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见图5－1）。

图5－1 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及其作用机制的示意图

显然，无论是我国的单向度的哲学认识论，还是国内外纯“经济学内涵”的技术创新，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即将“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等同于“为我之物开始制造出来”的“技术实践”，即取消了技术认识论。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常识问题。说它是一个理论问题，连毛泽东的《实践论》中也没有马克思的“第二条道路”（尽管他多次强调过“从精神到物质”或“从思想到存在”，而这里的“物质”、“存在”是指再造之物），从而造成我国的自然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都是一种单向度的认识论。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学内涵”或“经济行为”的技术创新概念并不奇怪；说它是一个常识问题，是因为没有经过技术实践检验与完善的技术认识或者具体的方针政策一下子就在全社会或大范围地实施，难免不遭受挫折和失败。在现实的生活中，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并没有减免，其原因在于急于求成地追求利润或政绩，即被“一切向钱看”蒙住了一些人的眼睛。其实，这种局限性出自于传统的工业社会发展观——只追求单一的工业经济发展，不惜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单一、单向的片面认识论。

[1] 详见《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6－39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