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门偏离阳明本旨的批评

二　对同门偏离阳明本旨的批评

邹守益以继承阳明真实宗旨为己任，反对割裂体用、寂感、先天后天，浙中王龙溪之纯任先天，钱德洪之专在后天意念上用功及江右聂豹之离感求寂三家，为邹守益所力辟，他尝说：

越中之论，诚有过高者，忘言绝意之辩，向亦骇之。（《复聂双江文蔚》，《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年来一种高妙，口谈不思不勉、从容中道精蕴，却怕戒惧拘束，如流落三家村里，争描画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于自家受用，无丝毫干涉。（《冲玄录》，《邹守益集》第743页）

此处“越中之论，诚有过高者”不仅指王龙溪。黄宗羲说：“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明儒学案》第333页）可见“持论过高者”非止一人，但王龙溪的学说可为代表。在邹守益看来，先天派争言本体，忽略功夫。而欲本体流行无弊，须先有戒惧功夫，使心之本体常精常明。没有戒惧功夫，说是性体流行，实则难免物欲之杂。不思不勉、从容中道是上乘功夫，如无戒惧慎独为前提，则只逞私意而已。人所真实受用者，是经验中的形下事物，而理会形下，正所以达形上本体。讳言形下功夫，则本体只是一种悬想。终日悬想，不着实际，终是玩弄光影。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皆致良知实功；若以此为第二义，专任先天良知，不加排壅决阻之功，则非阳明本旨。

邹守益也反对专在后天所起意念上省察克治，忘却本体之善的另一弊端。在他看来，先天之心与后天之意体用不二。克去后天私意，就是导放先天本心；私意一无，本体自然流行。如果去了私意，别寻本体之善，则对良知本具之善信不及，有头上安头之患。他说：

果能戒慎恐惧，常精常明，不为物欲所障蔽，则即此是善，更何所迁？即此非过，更何所改？一有障蔽，便与扫除，雷厉风行，复见本体。其谓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点检，则有起有灭，非本体之流行耳。（《答徐子弼》，《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江右另一学者黄弘纲也指斥此种功夫路向“只在念起念灭上着功，一世合不上本体矣”（《明儒学案》第450页）。邹守益反对专在意念起灭上省察克治，坚守阳明先天后天体用一如的宗旨。他所记阳明“四句教”与王龙溪《天泉证道记》（见《王龙溪先生文集》卷一）、《传习录》中钱德洪所录皆不同。他所记阳明四句教是“至善无恶者心，有善有恶者意，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青原赠处》，《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二）。“至善无恶者心”，是从心之本体所具的道德内容说，不是从心的现实状态、现实活动说。从心体良知说，心即理、即性，无时不善，无时不流行；从心的现实状态说，心有动静，静时一念不起，空旷寂灭。邹守益的戒惧，就是时时警觉提撕，去除私意之蔽，使性体流行。他认为，当时学者，不是堕入专任本体，以戒惧为本体自然流体的障碍的一偏，就是堕入专在意念之起灭上用功，昧于良知本体的另一偏，他说：

近来讲学，多是意兴，于戒惧实功，多不着力，便以为妨碍自然本体。故精神浮泛，全无归根立命处。间有肯用戒惧之功者，止是点检于事为，照管于念虑，不曾从不睹不闻上入微。

（《简余柳溪》，《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六）

这正是王阳明所诫“德洪须识汝中本体，汝中须识德洪功夫，二君相取为用”之意。而邹守益《青原赠处》将阳明此意说成“二子打并为一，不失吾传矣”，语意更为显豁。阳明此意，为邹守益反对上述两种偏向所本。

邹守益也反对割裂寂感为二，以为感前有一绝对空寂状态的观点，他说：“动静有二时，体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体。”（《冲玄录》，《邹守益集》第742页）此为反对同门聂豹而发。聂豹认为心体本来寂静，感于物而后动，功夫在于归寂，以凝然不动之寂体为万化根本，归寂以感通。邹守益认为寂感无时，体用无界，感前求寂，用外求体，是支离割裂。戒惧无分于寂感，他说：

收视敛听，即是戒惧功课；天德王道，只此一脉。所谓“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神果安在？不睹不闻，无形无声，而昭昭灵灵，体物不遗。寂感无时，体用无界，第从四时常行，百物常生处体当天心，自得无极之真。（《再简双江》，《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六）

这里，邹守益认为，不睹不闻，即是昭昭灵灵；四时常行，百物常生，即是无极之真；虚圆不测之神，即在耳目支离之用中，并无脱离感应的绝对虚寂之体，寂感一如，体用不二。所以，当聂豹认为良知本寂，本无是非可否相对，有是非可否相对是气，邹守益质之曰：“不知精明真纯、无非无否处，将不属气否！”意谓，精明真纯的形上之体与是是非非的形下活动通一无二，寂感皆气，无有无气时。此正阳明“人心无一息之停”，“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之意。江右学派另一重要代表欧阳德也持此观点批评过聂豹。

邹守益也反对浙中王门季本“恶自然而贵警惕”之旨。季本以龙喻警惕中有变化之义。邹守益虽与季本皆主戒惧慎独，但邹守益所谓戒惧，是戒惧与自然、敬畏与洒落的统一。他主张戒惧，但不执著于戒惧；他所谓戒惧主要是提撕警觉，不失心之本体，并非将临深履薄之心时时存于胸中。他曾与季本书说：

警惕变化，自然变化，其旨初无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滞；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荡。荡与滞皆有适有莫，不可与语比义之变化矣。（《再简季彭山》，《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邹守益融警惕与自然为一、不滞不荡之意，也是取自王阳明。邹守益更将此意与天道联系起来，认为天运之有主宰处，即戒惧；变化无方处，即自然。天道就是戒惧与自然的统一。季本之“龙惕”，贵警惕而恶自然，不仅失天运於穆不已之义，也失阳明敬畏与洒落统一之教。季本以龙为喻，强调了警惕与变化，却忽略了自然与洒落。虽意在使人勿流于荡而其本身却失之于滞。

邹守益对王门诸子的批评，旨在维护阳明学说的真实与全面。阳明弟子如王畿、钱德洪、聂豹、季本等，都片面地发挥了阳明学说的一个方面，都把自己强调的这个方面，作为阳明全部学说的主旨和精髓。但所学有广狭，性情有远近，皆未得阳明之全，皆在某个方面背离了阳明学说。邹守益的学问宗旨“戒惧”，虽也仅是阳明学说的一个方面，但因他把握了阳明体用一源，寂感一如，功夫不离本体，敬畏不碍洒落，下学即所以上达的精神，所以宗旨虽不过戒惧、敬、慎独等阳明及同门常提之意，但却包括了阳明一生学术精髓。他是以戒惧融会阳明的致良知。他尝说：

夫良知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指其寂然者，谓之未发之中，谓之所存者神，谓之廓然大公；指其感通处，谓之已发之和，谓之所过者化，谓之物来而顺应。体用非二物也。学者果能戒慎恐惧，实用其力，不使自私用智之障得以害之，则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大公常顺应。若明镜莹然，万物毕照。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主静寡欲，皆致良知之别名也，说致良知即不消言主静，言主静即不消说寡欲，说寡欲即不消言戒慎恐惧。盖其名虽异，血脉则同，不相假借，不相补贴，而功夫具足。此先师所谓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功夫，更不必掺和兼搭，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也。（《致黄复斋使君》，《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

在邹守益看来，阳明的中心宗旨致良知，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功夫。良知本体有寂感体用两个方面，其体是寂，是未发之中，廓然大公；其用是感，是中节之和，是物来顺应。其体用本来如此。人自私用智，障蔽其体，妨碍其用。修养功夫就在于去此障蔽，恢复其本来体用。而修养功夫的全部内容，就是“戒慎恐惧，实用其力”。戒惧不仅是心理状态，也是功夫本身。这一功夫在周敦颐就是主静，在程朱就是寡欲，在王阳明就是致良知。其名虽异，功夫只是一个。邹守益认为自己的“戒惧”包括了王阳明致良知的全部意思，同时也包括了《大学》、《中庸》的全部意思。其意义自足，不必借其他宗旨来补充。

本来，心学宗师王阳明的思维特点偏向于综合，他提出的许多重要概念都是可以互释的。如格物即致良知，致良知即慎独，慎独即敬等，不过由于强调整个思想的不同侧面而有不同的名称。同时，阳明的重要概念都是即体即用体用合一的，说其一则另一即在其中。阳明的讲学语录亦多在针砭支离割裂、执定成局等弊病。若不以辞害意，自能吻合贯通。如阳明即以致良知贯通《大学》、《中庸》所有重要范畴。邹守益以戒惧替代阳明的致良知，其中寓有纠偏匡谬之意。虽其学远不如阳明创辟宏阔，但亦可说不失阳明一生精神。故江右另一学者罗洪先说他“能守其师传而不疑，能述其师说而不杂”。泰州之学的开创者王艮也说：“昔文成称先生几颜子，所期者远矣。”（耿定向：《邹先生传》）黄宗羲亦说：“阳明之殁，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一》）都以邹守益为王学嫡传。邹守益亦以王门正学自期许，以辨正师旨，纠治同门偏颇为己任，其维护阳明学说的用心，可谓独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