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弼的自治力行

一　吴与弼的自治力行

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人。青年时从杨溥学理学，读《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志于道，弃举业，专意于五经四书、诸儒语录，躬耕自力，讲学授徒。晚年被荐，招至京师，授谕德，辞未就。曾向英宗上“陈言十事”。归家后仍讲学，终老于乡。有《康斋集》，主要是他的读书札记。

吴与弼之学，着重在已发上省察克治，在哲学形上学方面所造不深。他一生“于作止语默间，孜孜求其合于道”，常于静处痛自惩创。后来的学者说他“刻画过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康斋集提要》），“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明儒学案·师说》）。他的读书札记《日录》中多处自述“梦见孔子”、“梦见朱子”，从中亦可看出他求道之急。

吴与弼之学最显著的方面，在奉行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的训条严厉克治自己。吴与弼尝说：“夜痛自检点且不暇，岂有功夫检点他人？责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康斋集》卷十一）吴与弼的读书札记，大多不是对书中义理的融释发挥，而是与自己心中欲念搏斗的实录，如：

病体衰惫，家务相缠，不得专心致志于圣经贤传，中心益以鄙诈而无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暴慢而何以力于行！岁月如流，岂胜痛悼，如何如何。

数日家务相因，忧亲不置，书程间断，胸次鄙吝，甚可愧耻。吾之所以不能如圣贤，而未免动摇于区区利害之间者，查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康斋集》卷十一）

可以说，吴与弼的学问方向，就在于检点自己，在省察克治中逐渐变化气质。所以，吴与弼之学不是“上达”，而是“下学”；是修养功夫论的，不是本体论的。这里可以看出明代前期儒学的一个特点，这就是特别重视功夫论。宋代理学家多重视本体论，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朱熹、陆九渊、杨简等，皆有关于形上本体的论述，且以本体论为功夫论的根据。明代前期儒者，特别是薛瑄与吴与弼，较少在本体论上阐发，且以此为虚玄。他们认为，本体论前贤已道尽无余蕴，后来的儒者只需遵循前代儒者设定的修养路径去实行即可。躬行践履是明代前期儒者普遍奉行的方向。所以总体上说，宋代理学家多高明卓绝，体系大而内容周备，境界高而功夫切实。明代前期儒者皆规模促迫，无雍容宽余气象。虽然自律甚严，从体验之深切与践履之坚卓说亦多有可观，但理论内容上不深广，缺少知识上的学究天人，专走笃实践履一路。黄宗羲说：“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明儒学案》第109页）是从王学不守故步、勇于自创新格的立场着眼，自有其合理性。

吴与弼也有一些主张读书穷理的议论，如：“读书穷理，从事于敬恕之间，渐进于克己复礼之地。”“观《近思录》，觉得精神收敛，身心检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奋拔向前之意。”（《康斋集》卷十一）读书在朱熹是格物的方式之一，格物是为了明理。而吴与弼的读书，更多的是用以对治自己气质中的弱点。读书在吴与弼绝不像朱熹那样，是以书中的义理消去心中鄙吝，而是靠读书来静定心的憧憧往来与向外驰求。他说：

贫困中事物纷至，兼以病疮，不免时有愤躁，徐整衣冠读书，便觉意思通畅。

心是活物，涵养不熟，不免动摇。只常常安顿在书上，庶不为外物所胜。

应事后即须读书，不使此心顷刻走作。（以上见《康斋集》卷十一）他非常向往古人读书甚乐的境界，如：“南轩读《孟子》甚乐，湛然虚明，平旦之气略无所挠，绿荫清昼，薰风徐来，而山林阒寂，天地自阔，日月自长。邵子所谓‘心静方能知白日，眼明始会识青天’，于斯可验。”（《康斋集》卷十一）他为自己规定了每日功课：“今日所当为者，夙兴盥栉，家庙礼毕，正襟端坐，读圣贤书，收敛此心，不为外物所汩。夜倦而寝，此外非所当计。”并且作诗二句置座右以自勉：“澹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康斋集》卷十一）

吴与弼自觉气质偏于刚忿，所以他多锻炼含容一法。他的读书札记中，警戒刚忿处甚多，如：“一事少含容，盖一事差。则当痛加克己复礼之功，务使此心湛然虚明，则应事可以无失。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不可须臾忽也。”“寄身于从容无竞之境，游心于恬淡不挠之乡，日以圣贤嘉言善行沃润之，则庶几其有进乎！”（《康斋集》卷十一）吴与弼用功数十年，着意克治自己刚忿之病，但觉把捉操持过于严毅，反排遣不下，于是转向未发中的涵养，悟“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处之则顺畅”，故又以读书穷理为涵养，不欲速求效，渐渐能已发未发打成一片。

吴与弼一生清贫，他以张载“富贵贫贱，庸玉汝成”和孟子“动心忍性，增益其不能”之训勉励自己不以贫病为意，札记中此类记载甚多，如：

晴窗亲笔砚，心下清凉之甚，忘却一身如是之窘也。

昨晚以贫病交攻，不得专一于书，未免心中不宁。熟思之，须于此处做功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随分进学方是。不然，则有打不过处也。

夜坐，思一身一家，苟得平安，深以为幸，虽贫窭大甚，亦得随分耳。夫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枕上思家计窘甚，不堪其处，反复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盖亦别无巧法，只随分、节用、安贫而已。誓虽寒饿死，不敢易初心也，于是欣然而起。又悟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

贫困中事缠人，虽则如此，然不可不勉，一边处困，一边进学。（以上见《康斋集》卷十一）

吴与弼文集中最多的，就是这类克治己病、安贫乐道的记载。可以看出，吴与弼是一个偏于向内做克治功夫、以清直劲节为特点的学者。时人章衮说：“其《日录》为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说，以成说附己意，泛言广论者比。”（《明儒学案》第16页）《四库提要》评论他“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吴与弼刻苦自立处所在皆是，毋庸赘言，其兼采朱陆处，大概在直接于心地上做功夫，不假手于格物穷理、豁然贯通，近于陆九渊之发明本心；其以读书为变化气质之方，静时涵养，动时省察，则近于朱熹为学之方。但这些地方吴与弼皆未深论。总的说，他更倾向于朱学。

吴与弼之学虽不免拘迫浅近，理论创获甚微，但他的弟子胡居仁余干之学对朱熹学说多有发明，而陈献章则是明代学术转折的关键人物。二人皆受学于吴与弼。黄宗羲说：“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可以说道出了吴与弼的学术地位：他本人的学术虽无甚可观，但作为胡居仁余干之学和陈献章江门之学的渊源，却是明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