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主要简牍史料

第四节　秦汉主要简牍史料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批秦汉简牍文字，经过整理公布，这些新史料推进了秦汉史的研究。其中，对中国思想史学习和研究尤为重要的则是《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张家山汉简》等。

《云梦秦简》，或称《睡虎地秦墓竹简》。前者由文物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后者由该社于1981年出版。共有平装，线装和精装三种版本。其中平装本有注释和语译，便于阅读，线装和精装本有竹简图版，可供研究者深入考证。其内容如下：

（1）《南郡守腾文书》，竹简题名《书语》。共14支简。写于秦王嬴政二十年（前227年），是秦国占领南郡地区后，南郡郡守腾根据秦国法律颁发给本郡下属行政机构的一篇文告。

（2）《编年纪》，共53支简。这是一篇记载墓主人喜和他的家庭兼及秦国军政大事的、按年代编写的文书，记载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之间近百年墓主人及其家族的经历和秦始皇称帝前后的大事。其中有若干内容可以补充或修正《史记·秦本纪》等文献的不足。

（3）《为吏之道》，共51支简。是阐述怎样才能做一名合格官员的课本。其中对官员的执法素质、思想心态和道德操守提出了若干要求，并记载了某些官员不赞成执法“太严”的见解。是有利于辨明秦律的重要部分。

（4）《秦律十八种》，共20支简。这是秦律中《田律》《厩苑律》《仓律》等十八种法律条文的摘抄，内容丰富，是秦简中秦律的重要部分。

（5）《效律》，共60支简。“效”具有“校”的意义，即考校、校核之意。内容是对县令（长）管理的物品及度量衡器具实行校核、检查的法律条文。这部分内容在《秦律十八种》中也有部分律文，《效律》是比较完整的律文。

（6）《秦律杂抄》，共42支简。律名计有《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等11种。还有无律名的简文。因其种类繁多，内容较杂，故秦简整理小组特题此名。是研究秦律的重要部分。

（7）《法律答问》，共210支简。内容是用问答的形式解释律文及其相关问题。其中记载了若干有严有宽的、官员用以判案的标准案例。是研究秦律的重要部分。

（8）《封诊式》，共98支简。内容是对官员审案的要求和法律文书的程式，包括司法案件的供词、记录、报告书等，其中也收入部分案例，可供研究者参考。

（9）《日书》，共有两部分竹简。内容是卜筮之类的文书。释文尚未发表。

（10）木牍两件。是兵士等人写的家书。《秦墓竹简》一书未收入发表。

《云梦秦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出版以后，学者们的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跟进。其中有高敏著《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于1980年又出了增订本；《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栗劲《秦简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林剑鸣《秦汉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3页。由于这方面的论著很多，为避免挂一漏万，读者可根据需要查阅出版社和报刊上所载，作有针对性的参考。

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整理工作从1984年开始，其中二四七号墓竹简文字已整理、校释出版，并成为秦汉社会史、法律史、军事史、医药卫生等领域研究的重要史料。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位于湖北省江陵县（今荆州市荆州区），据发掘者推断墓葬年代应为西汉早期，墓中历谱可反映、佐证墓主人去世在吕后二年（前186年）或其后不久。墓中出土竹简作品应不晚于前186年。

这些竹简作品涉及西汉早期的律令、法律、医疗、计算、导引、军事等方面，内容丰富，是研究西汉社会风俗、法律制度、军事思想、科学技术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在研究秦汉思想文化变迁与关系方面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二四七号墓出土竹简共1236枚（不含残片），所整理而成的作品8部，分别是《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历谱与遣册等。

《二年律令》使亡佚已久的汉律面貌得以重现，是研究秦汉法律制度关系、法律思想、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教育、职官、地理等的重要依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汉初的社会状况。《二年律令》包括27种律和1种令。律令中的“二年”，学者还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吕后二年（前186年）。

《奏谳书》反映了秦汉法律的实施状况，涉及司法诉讼的程序与制度等。

《脉书》《引书》专门讲述医疗卫生、导引养生的知识，保存了一些疾病的名称，可与传世文献及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相对照。

《盖庐》具有明显的阴阳家思想，是年代较早的兵家佚书。

《算数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思维发展的水平，是中国数学科技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可参考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5月版。

至于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因所涉典籍多为先秦作品，已见于本书“先秦编”，此处从略。

此外，海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剑桥中国秦汉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是欧美学者编撰的《剑桥中国史》的第一卷。为何编撰中国史从秦汉开始？美费正清、英崔端德在该卷的“总编辑序”说：

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者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十年功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开始。

《剑桥中国秦汉史》由英崔端德、鲁惟一主编，杨品泉、张书生、陈高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执笔者有英剑桥大学鲁惟一、美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卜德、莱顿大学荣誉教授何四维、日东京大学荣誉教授西定生、瑞士苏黎世大学罗伯特·P．克雷默等。

本卷除“导言”外，共分16章，每章下设多少不同的子目，以作内容提要。本卷有关思想学术、文化史的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其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极重视采纳考古发现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对文献资料的考证与辨伪，并选用了某些国内不常见的原始记录，体现了中外学者所坚持的求实、创新传统。本书强调人们的思想、信仰、道德等的人文价值，及其对社会经济、政治、管理等的重大影响，提出若干独特见解，自成一家之言。还要提到的是本书吸取了国内不少著名思想史学家的科研成果。这种中外、表里会通的方法，可作秦汉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参考。当然，其中一些论点，研究者也未必苟同，这是学术界的常态，如果没有学术上的相同与相异，就没有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1]汉代人的许多著作都有一篇序文性质的文章，置于全书最后，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淮南子·要略》《论衡·自纪》《潜夫论·叙录》等，这类篇目多对其书的写作意图和各篇旨趣加以扼要说明，对于掌握全书内容和史料分布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