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对民众的认识

一、韩非子对民众的认识

韩非子是个国家主义者，他所有的观点和主张都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在看待民众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一）民众是愚昧的

韩非子认为民众是愚昧的，目光短浅的，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看不见长远的利益，往往君主的治国措施明明是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民众却不能理解。《韩非子·显学》中列举了很多国家推行利国利民的政策却被民众非议的例子：“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徵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韩非子·南面》中更进一步指出民众愚钝，不舍眼前的小利，不顾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利：“是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因此，韩非子说：“民愚而不知乱”。⁽¹⁾

韩非子认为民众的心智就像婴儿一样无知，必须要用法律去约束他们，如果对民众仁爱，反而是害了他们，让他们失去了大利。他在《韩非子·显学》中说：“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副痤则浸益，剔首、副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因此，韩非子认为在国家的治理上，民众愚昧无知，不可一味听从民意。韩非子的这一看法和商鞅很相近，商鞅认为：“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²⁾行为出众、见识独特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俗凡民非议嘲笑，民众愚昧得连既成的事情都搞不明白，所以，只能与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而不能与他们谋划创业之事。可见，认为民众愚昧无知，在当时是有共识的。

韩非子对于民众的这种见解，一方面反映了韩非子对于民众的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一般民众思想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客观情况。普通民众由于其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的局限，往往不能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来看待国计民生问题，这也是正常的。

（二）民众也是多智的

在认为民众愚昧的同时，韩非子又从“古今事异”的历史观的角度认为当今的民众比古代的民众聪明多了。在《韩非子·忠孝》中，他说：“古者黔首密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上必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古代的民众愚昧朴实，用“虚名”来笼络就可以了，但当今的民众聪明狡诈，自以为是，不甘就范，因此，君主要想使当今的民众服从其统治，就必须改变旧的统治方式，采取“赏罚”来统治民众，用“赏”诱导他们，用“罚”使他们惧怕，让他们服从君主。《韩非子·五蠹》中说：“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认为时代不同了，当今的民众太聪明了，不好统治了，这样的急世治民要用严刑峻法，他反对儒、墨两家“宽缓之政”的主张，反对“兼爱天下”⁽³⁾，“视民如父母”⁽⁴⁾，认为这样的仁爱政策在当今之世是行不通的。

民众的多智还表现在民间有众多诸子百家的学者和信徒，儒家、墨家的影响力都非常大，纵横家也到处游说，他们学习知识，创立自己的学说，有自己的主张和价值观，这些民众在韩非子心目中是非常危险的，都是有可能威胁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离法之民”。

（三）民众是懒惰、贪利的

韩非子从人性好利恶害的本性看待民众：“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⁵⁾，民众是好逸恶劳的。在韩非子的人性论中，韩非子认为人都是好利恶害的，人的行为的动机都是从利己出发的。韩非子十分重视耕战，“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⁶⁾他认为能在农耕方面充分发挥民众力量的社会就富裕，能在军事方面充分调动民众力量的国家就强大，而富强得以持续发展的，就可以称王天下。他抓住了强国的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经济实力，一个军事实力。但是，他也看到，这里面存在一个公与私的矛盾，一方面，耕战对于国家富强有利，另一方面，农业生产非常辛苦，战争非常危险，从民众的本性来说，都是不愿意做的。那么，如何调和国家的公利和民众的私利之间的矛盾呢？他的解决办法就是法治，是赏罚。只要让耕战者获得好处，他们才会努力耕战，他们努力耕战国家就会强大起来。“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令者，曰：可以得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之为者，曰：可得以贵也。”⁽⁷⁾耕种是辛苦的，而民众愿意从事，是因为耕种可以使自己富裕。战斗是危险的，而民众愿意从事，是因为通过战斗立功可以获得尊贵的地位。所以，君主要让从事耕种的人富裕起来，让从事战斗的人得到尊贵的地位，这样就会“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⁸⁾通过鼓励耕战而使国家强大起来，在太平无事的时候鼓励民众努力耕种可以使国家富裕；而在战争打起来时，民众就会勇敢地参加战争，不畏死亡，壮大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就是，“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用其力。”⁽⁹⁾如果不这么做，国内贫穷，军队没有抵抗外侵的能力，国家必亡。“战士怠于行阵者则国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¹⁰⁾

韩非子主张厚赏耕战之民，因为这样的民众是国家所需要的，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要制定法律以鼓励民众为国家效力。

（四）三类民众

按照于国家富强有无裨益为标准，韩非子把民众很清楚地分成三类，一类是应当除掉的，一类是应当反对的，一类是应当奖励的。

1．应当除掉的民众

在《韩非子·五蠹》中，韩非子认为下列五种民众与国无益，又不劳而获，是对国家有害无益的“蠹虫”，应当除掉。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韩非子痛恨这五种对国家和社会有害的人，他们在韩非子眼里就像是蠹虫，所以他说：“此五者，邦之蠹也。”这五种人分别是：学者（即儒家）、言古者（即纵横家）、带剑者（即游侠）、商工之民（即商人和从事各种技艺的人）和患御者（即依附权贵，行贿官员以逃避兵役的人）。

对于战国时期之所以出现“乱世”的原因，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¹¹⁾儒家学者称颂先王的政治主张，标榜仁义，讲究仪容礼服，修饰辩言说辞，以此使人怀疑当代的法制，动摇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高谈阔论的纵横家，假托旧说，妄举古事，借助国外的力量来谋求个人的私利，而牺牲国家的利益；游侠刺客，聚集门徒部属，标榜气节操守，用以宣扬他们的名声，违犯国家的禁令；患御者，聚集在权贵门下，用钱财行贿，请托权贵，逃避兵役；从事商业、手工业的人，制造伪劣的器具，收集奢侈的货物，囤积居奇，等待时机，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蠹虫。君主如果“取文学”、“养私剑”，就会造成法制与私行的不一致，以及整个社会价值判断标准上的混乱。“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¹²⁾如果国家混乱，就无从治理了。从国家的富强大利着想，君主必须禁止儒家的学说和游侠行为，否则，民众思想不统一，耕战治强之图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是使那些从事商业、手工业、到处谋食的人数量减少，名位卑下，用赏罚和法制来引导民众从事耕种和战争，以之为荣，并从中获利。

韩非子排斥这五种民众，完全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的。韩非子明确提出：“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¹³⁾韩非子把不除掉这类民众的危害说得很严重，即会亡国灭朝。另外，笔者认为不应该把“除”很狭隘的理解成杀掉，而应当是指使这些民众不再从事这样的行为，让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上消失。

当然，韩非子的主张是有其局限性的，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五种民众对于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有促进的作用。如果真的除去了这五种民众，那么，社会上就只剩下了农民、士兵、君主和官吏，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社会会有发展和进步，人民的生活会幸福，社会会繁荣。

2．应当反对的民众

《韩非子·六反》中列举了六种对国家富强没有益处却被世人所称道的民众，这六种民众分别是：畏死远难的人、学道立方的人、游居厚养的人、语曲牟知的人、行剑攻杀的人、活贼匿奸的人。这六种人是韩非子所反对的。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

韩非子反对的这六种民众和他要除掉的五种民众有某些相近之处，其中都包括了儒家、墨家、纵横家、怕死贪生的人。韩非子认为这六种他所反对的民众都是对国家没有什么用处的人，社会舆论却赞誉他们是“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¹⁴⁾，这种社会的道德评价和国家的法律评价不一致的局面是不利于实现富国强兵的治国目标的，“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¹⁵⁾如果不改变这种现象，国家的富强就无从谈起。

3．应当奖赏的民众

《韩非子·六反》中列举了六种对国家富强大有裨益却被世人所看不起的民众，这六种民众分别是：赴险殉诚的人、寡闻从令的人、力作而食的人、嘉厚纯粹的人、重命畏事的人、挫贼遏奸的人。这六种民众是韩非子非常赞赏的最理想的民众。

“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谗之民’也；此六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

韩非子认为这六种民众对耕战是有益的，但是世俗偏偏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对国家富强有益，所以，韩非子要大加赞赏。这六种民众战争时期能为国家拼死效力，和平时期能为国家耕田，胆小怕事，遵守法律，揭发违法，思想单纯，且没有什么知识和见识，这正是统治者很好统治的民众，也是法律的很好的追随者，当然也就是韩非子认为的最理想的民众。

韩非子的这种想法过于理想化了，是很难实现的。以法治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加强对民众的教育，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和认识水平，而不能靠“愚民”来实现。

（五）民众对国家的重要性

1．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民众

韩非子知道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民众，偌大的一个国家，如果单靠君主一人之力是根本不能洽理得好的。君主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是有限的，所以，要充分利用民众中的贤智之人，他说：“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在《韩非子·八经》中，韩非子更进一步论述“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故智力敌而群物胜。揣中则私劳，不中则任过。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结智，一听而公会。”

除了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才智，民众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还表现在民众是耕、战的生力军。首先，民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国家赋税的承担者。“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¹⁶⁾，“夫吏之所税，耕者也”⁽¹⁷⁾，国家的财富来源于民众的辛勤劳动。同时，民众也是军队中的战士，所谓“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用其力”。⁽¹⁸⁾可见，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民众。

同时，韩非子很客观的认识到民众是立国之本。“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¹⁹⁾，“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²⁰⁾无论是征战还是农耕，所有的国家活动都离不开民众，没有了民众，国就成不了国，君也成不了君。

2．得民心者得天下

韩非子认为国家的治理一定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安而国治”⁽²¹⁾，“民怨则国危”⁽²²⁾，“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²³⁾明君立功成名的条件有四个：一是天时，二是人心，三是技能，四是势位，所以顺应了天时，即使不去努力，庄稼也会自然生长；得到了人心，不必督促，民众也自会尽力。韩非子认为得到民心的重要性仅次于天时，而要得到权势，必须先要得到民心，所以他将民心排在势位之前。

韩非子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政权的确立来源于民众的支持。从上古之世的有巢氏和燧人氏到中古之世的鲧、禹再到近古之世的汤、武，王朝更迭，兴亡交替，关键在于民心的得失。韩非子认为从古至今，只有天下民众“同心”拥戴君主，君主才能安稳地享受尊贵的地位，才能建立“太山之功”，才能有“日月之名”。从古至今国家治理得好的君主都有民众“助之以力”⁽²⁴⁾，如果没有民众拥护响应他，君主就会“功不立，名不遂”。⁽²⁵⁾韩非子的这一思想是来源于其老师荀子，《荀子·君道》中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显设人者，人不乐也；不能藩饰人者，人不荣也。四统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谓匹夫。”荀子认为民心的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存亡，善于治理国家而取得民众拥护的人就能成为君主，否则，就是孤身一人的匹夫而不会成为君主。这一点和孟子的想法也是相通的，《孟子·尽心下》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到民众的支持就成为天子。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更何况是君主呢？民心是政治家的政治生命之源，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韩非子认为国家的治理离不开民众的支持，虽然他没有直接说人民是伟大的，但是，他深深懂得人民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十分强调依靠人民力量的重要性。他的这一思想，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对历代统治者尊重民情、民意，执政为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不能一味迎合民众

需要说明的是，韩非子重民是从统治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考虑的，是对历史事实、国家兴亡的反思，是对现实的充分认知。事实上，韩非子认为民众在国家治理上是没有什么见识的，虽然得到民众的支持很重要，得到民心非常重要，但是也不能一味的迎合民心。“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²⁶⁾他认为民众目光短浅，愚昧无知，不懂得治理国家，迎合民众的愿望是一种放任奸邪的行为，君主懦弱一味地迎合民心而不能改革求新，这是治国的大错。做君主的，英明而清楚地了解治国之要，一旦确定了治国之法，虽然违背百姓的意愿，也一定要坚决执行。“得民心”很重要，但是，“得民心”不意味着一味地顺应民心。对于一些对民众有利的革新措施，民众可能一时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强行实施了。可是，这样的实施难免会引起民众的怨恨，因此，还要尽量消除怨恨，使民众和君主同心同德。“上无忿怒之毒，下无伏怨之患，上下交顺，以道为舍。故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治之至也。”⁽²⁷⁾能实现这样的理想的上下一心的政治局面，就要依靠法治，要依法赏罚，如果君主不依法行事，而是凭自己的喜好定赏罚，就会导致怨恨和背叛。“劳苦不抚循，忧悲不哀怜；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六）小结

韩非子认为民众应当遵守法律，做到令行禁止，绝对地服从君主的统治。替君主作战时要敢于“赴险殉诚”，平时则要“寡闻从令”、“力作而食”，其德性要“嘉厚纯粹”，对君主和官吏要“重命畏事”，还要“挫贼遏奸”。⁽²⁸⁾韩非子认为有益于国家的民众，要战时能拼命，不战时能耕田，思想单纯，还能检举揭发违法的人。

韩非子所站的阶级立场是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的立场，也许，民众有其劣根性的一面，但是，韩非子对民众的态度是对待工具的态度，把人当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因为民众对国家有用才去重视他们，缺少对民众人权的重视，其视角也是俯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