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势治的关系

二、法治与势治的关系

韩非子在《韩非子·难势》中引用慎到对“势”的论述，着重阐述了“势治”的问题。他认为法治离不开势治，法律的实行要靠政权来推进，“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¹⁵⁾同时，势治也离不开法治，只有势治而没有法治，是不能治理好天下的，“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¹⁶⁾

韩非子认为贤者和不贤者都可以拥有政权，“夫势者，非能使贤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¹⁷⁾而只用势治不用法治的话，贤者和不贤者拥有政权之后治理国家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¹⁸⁾导致这样的结果有两个因素：一是人性，即君主的修养和品德，二是“势”的固有特点，即强制力。韩非子进一步论述说：“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¹⁹⁾韩非子认为人的本性决定了贤者少而不贤者多，那么，也就可以得出结论：用权势治理天下的少，而用权势危害天下的多。因为权势的力量太强大了，如果不贤之人拥有了权势，那么就太危险了，会导致天下大乱，“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²⁰⁾“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²¹⁾权势被不贤德的君主掌握，就会如虎添翼，天下大乱。因此，单纯势治的情况下，君主的品德如何决定了其掌握“势”之后是会危害天下还是会造福天下。

韩非子把国家比为车，政权比为马，法令比为辔，刑罚比为鞭子，“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筴，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²²⁾贤德的人掌握政权则天下大治，残暴的人掌握政权则天下大乱，国家的治理因为掌权的君主的德行不同而完全不同，韩非子认为这是势的性质和人的本性所决定的。

尧、舜一样的贤人毕竟是少数，桀、纣一样的暴君也是少数，所谓“千世而一出”。⁽²³⁾大部分君主都是才德平平之辈，“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中人”⁽²⁴⁾，那么，这样的君主如何能治理好国家呢？为了减少君主的品德对于国家治理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为了克服“势”的不良作用，韩非子给出了答案：“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²⁵⁾就是要法治和势治相结合，君主在拥有权势的同时，以法治国，这样就能治理好国家。这样的话就不必“待贤”。像尧、舜那样的贤君“千世而一出”⁽²⁶⁾，与其释法废势而待贤者，不如让平庸的君主“抱法处势”治理好国家。当然，韩非子也意识到这样的主张并非百密而无一疏，即如果遇到桀、纣一样的君主，即使抱法处势，也不免一乱，但是，韩非子又辩证地指出，即使如此也只是“千世治而一乱”，这样的乱世也是千年难出现一次的。因此，有法治的“千世治而一乱”⁽²⁷⁾相比较没有法治的“千世乱而一治”⁽²⁸⁾来说，“抱法处势”⁽²⁹⁾还是可行的。

梁启超先生在评论韩非子的这一番论述时说：“法治固万不能舍权力。然未有法以前，则权力为绝对的；既有法之后，则权力为关系的。绝对的故无限制，关系的故有限制。权力既有限制，则受治于其权力下者，亦得确实之保障矣。”⁽³⁰⁾

法治是对“势”的限制，防止权力的滥用，而势治是法治的基础，有了势，法才能实行。“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³¹⁾法令之所以能实行，是因为有势。没有势，即使有好的法律，也不能治理天下，“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³²⁾尧、舜没有政权也不能治理天下，更不能推行法治了。但是，势治反过来又需要法治来补足。虽然尧、舜有了权势可以治理好天下，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君主来说，他们的贤德都不及尧、舜，要治理好国家，在具备势的情况下，就要用法治来补足他们贤德、才能上的不足，即韩非子主张的“抱法处势则治”。有势无法是人治，有法无势是空话，必须法、势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