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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当前美学研究的三个问题

时间:2022-08-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美学的独立意味着美学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以后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即审美心理学研究范式和艺术哲学研究范式。这次美学大讨论虽然在当时是最具有解放意义的讨论,但由于他们把复杂的审美现象划归入唯心与唯物的论争,将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哲学化,因而其学术史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实践美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取得中国当代美学话语控制权的。

第一节 困扰当前美学研究的三个问题

自从“美学热”在80年代末迅速降温之后,美学理论的创新问题一直是美学家所关注的焦点,创新现在已经成为各行各业使用的一个时髦的话语,各行各业都在用创新来激励自己,科技要创新,科技的创新可以促进国家的富强;理论也要创新,理论创新可以更好地指导实践,推动社会的进步。因而创新是世界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它也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动力。当代中国美学也在走创新的道路,当前美学学科的发展已经出现多元发展的态势,打破了实践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生态美学的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建构表明中国美学确实在走创新之路。“要创新就必须突破前人,这是一个规律。我国美学学科的现状是有一些新的进展,但无大的突破,仍处于徘徊彷徨的局面。”[2]这说明我国当前的美学理论创新还存在着一些障碍,面临一些困境,在美学理论创新的道路上我们所取得的成果不大。其中原因,我们认为,还是没有对美学的学科本性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美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研究美学,采取怎样的方法来研究美学,这些问题虽然在当代美学研究中有所涉及,但是误释的成分很重。因而当前美学创新面临着这三个问题:一是美学学科基础的依附性,美学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学科归宿,还没有把美学的学科基础与哲学学科相互区别开来;二是美学理论建构的思维方式还是单一性的思维方式,或者是主客二分,或者是主客合一,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没有体现出美学思维方式的辨证性和复杂性;三是在美学研究方法上主要借鉴哲学的、科学的、心理学的方法,没有属于美学学科自身的研究方法,即还没有建立美学学科自身的方法论,美学是有方法,而没有方法论。美学理论要想创新就必须得解决这三个问题,寻求理论的创新之路,否则,我们的美学理论创新就会是一句空话。

一、问题之一:学科基础的依附性

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对这一美学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彻底弄清楚。我们知道,美学作为一门自律的学科的诞生源自于德国美学家鲍姆加通《美学》的出版,在美学发展史上《美学》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鲍姆加通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相应地应该有三门不同的学科来加以研究。研究“知”的学科是逻辑学;研究“意”的学科是伦理学;剩下的“情”也应该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鲍姆加通把研究“情”的学科定义为美学。在《美学》的开篇中就谈论“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3],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比是低级的认识能力,但这种较低级的认识能力也必须有专门的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否则就难以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正是在这种理论意义上鲍姆加通将感性认识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并给予美学的称谓。这样,美学也就成了一门有别于哲学、逻辑学和伦理学等的独立学科。美学的独立意味着美学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样,关于美学学科的建构问题就成为美学家努力解决的问题。在鲍姆加通之后的德国古典美学阶段,康德和黑格尔对美学学科的建构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康德和黑格尔都是在鲍姆加通感性学的基础上,以感性作为思考的中心,致力于解决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问题,但他们站在各自哲学的立场建构了自己的美学体系。康德在鲍姆加通提供的美学是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紧紧抓住想象力这个中介环节,提出了“审美判断力”问题,建构了其先验哲学的美学体系。康德从“审美判断力”出发,重点分析了审美心理机制问题,他抓住了想象力与其他心理机能的相互组合,阐发了美感与崇高感、趣味与天才等问题,将感性与理性相互统一起来,构建了自己的先验美学体系。黑格尔把艺术纳入绝对理念发展的历史,将艺术视为理念外化为主体心灵的感性表现,即美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经历了一个有序的发展过程。黑格尔根据逻辑与历史相互统一的原则,以艺术美的理念为中心建构了一个庞大而又严谨的理论体系。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以后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即审美心理学研究范式和艺术哲学研究范式。再加上古希腊的美学传统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即美本质研究范式,这三种美学研究范式就成为后来中国美学体系建构所包容的三个方面,即美的本质、审美心理和艺术论。由于西方现代美学悬搁了“美的本质”,这三种范式的美学并没有走向综合,而是走向了更大的分裂,审美心理学在20世纪初的心理学美学中达到了顶峰,出现了移情说、内摹仿说、距离说等为代表的审美心理学流派;而艺术哲学的体系在英国形式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那里主要表现从艺术内部的形式方面来论证艺术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由于中国当代美学建构的理论资源直接源自于德国古典美学,因而建构自己的美学学科体系成为美学家的首要选择。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得益于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宽松形势,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对美学学科的论述不多,这样对于当时的中国的美学家来说就有了可以阐释的美学空间。这时的美学论争的焦点集中在美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非美学问题上,在这场美学大讨论中有着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凡是认为美是客观的就是唯物主义的,凡是认为美是主观的就是唯心主义的,因而各家各派都在标榜自己的美学是唯物主义的,批判别人的美学是唯心主义的。这次美学大讨论虽然在当时是最具有解放意义的讨论,但由于他们把复杂的审美现象划归入唯心与唯物的论争,将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哲学化,因而其学术史的意义并不是很大。[4]产生于80年代初的第二次美学大讨论是50、6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延续。四大派的美学在这一阶段都得到了发展并且树立了实践美学的核心地位。各学派大都提出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设想,促进了美学学科的发展。这之后,当代中国美学加强了对西方美学的翻译工作,加强了对中国美学史资料的系统整理,加强了部门美学的研究并且对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为建设一个科学体系化的美学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实践美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取得中国当代美学话语控制权的。实践美学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结合起来,提出用实践来融合认识论美学的主体和客体的二分状态,用实践活动为美学的起源寻找一个可靠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实践美学将西方古典美学研究的美学的三种范式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包容广泛的美学体系,美的本质、审美心理学和艺术论在实践美学中获得了统一。但是由于实践美学把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作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美学的建构方式完全依附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并且,实践美学为了体系化的需要成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美学大杂烩。(只要看一下李泽厚的美学体系就会发现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看成是中国当代美学的第三次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后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声称自己所建构的美学体系超越了实践美学,他们强调感性、个体性和超现实性来反对实践美学的理性、群体性和现实性。而实际上,两者的主要区别只是在于其哲学的起点不同,两者的论争是西方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一场论争,实践美学依靠的是实践唯物主义和康德的主体性哲学,而后实践美学则依靠西方现代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在这场论争中,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讨论都是在哲学的范围内进行的,因而双方都不能够说服对方。但两者在美学研究的哲学依附性上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实践美学以“实践”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来建构自己的体系,而后实践美学则以“生命”、“生存”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

从西方美学学科的建制情况来看,美学不过是一门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相对于理性主义者的理性认识来说,感性认识是人的一种低级的认识能力,也就是说,美学是包含在认识论中的一门学科,只不过这种认识是一种低级的认识,是低级认识基础上所达到的完善。这种美学研究的认识论倾向在康德、黑格尔那里并没有被克服,而是被演化为一个庞大的美学体系。康德将美学作为沟通逻辑学和伦理学的中介以达到他追求实践理性本体的目的,由于他悬搁了“美的本质”,从追问“审美如何可能”入手,从而扭转了传统的美学研究形而上的方法,但康德美学认识论倾向还是明显的。黑格尔将美学作为其绝对精神运行的归宿加以考虑,绝对精神在艺术领域里自己认识了自己,自己回归了自己,因而黑格尔还是从认识论上阐释美学问题的。把美学归之为哲学认识论,这是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成为主流的产物,受到他们的影响,20世纪初,中国美学学人在接受西方美学的时候,就把美学作为一种认识论来处理。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当代的美学家基本上都把美作为物的一种客观的属性而接受下来,美感就是对美的认识,美与美感的关系演化为一种认识论的原则。与这种传统的对美的看法相关,它代表着美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的原则。我国当代美学研究同样没有摆脱这种认识论误区,一直占优势的体系是基于美是客观存在的。审美活动就是对美的反映或认识,人类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美感和审美意识等观点。这种认识论的方法暗含着对美学的这样一种理解:有一种外在于人的美存在,审美活动就是去“审察”这种美的认识活动。但是审美活动与认识活动毕竟是不同的:第一,认识的本质是认识客观世界规律,掌握客观世界真理。在认识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关心的是对象的存在状态、本质内容及与外界的联系;而认识的对象则对人显示出它的存在实质与状态,即它“是什么”与它是“怎样的”,认识活动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理论关系。第二,审美活动根植于人的生命活动,只有在审美活动中,主体才能成为审美主体,客体才能成为审美客体,所谓的美与美感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能形成,审美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轻松的享受,一种感性的、情感的活动。因而审美活动和认识活动是有着本质不同的,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不是预成的,而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的,而认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都是预先生成的。哲学认识论和审美活动是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哲学认识论是一种理论活动,而审美活动更多的则是一种生命情感活动。用哲学的话语方式(本体论和认识论)来建构美学理论是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普遍做法,这种做法掩盖了美学自身的学科特性,使美学成为“有学无美”的学科,遮蔽了美学的感性特质,掩饰了美学与人类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方式主要是从哲学问题出发的,每一种建构方式都要寻求一个哲学基点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主要是由于当代美学的建构背景源自于西方古典哲学或者是现代哲学,因而三次美学论争的主题都是哲学问题,第一次论争的主题是美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次美学论争的主题是“美的本质”问题,它完全是哲学本体论在美学上的推演,第三次美学论争的主题是“实践”本体与“生命”本体和“生存”本体之争,而实践、生命、生存都是一种哲学本体论的话语,后实践美学在哲学领域内掀起了一场美学的战争,而这场论争也主要是围绕着其美学建构的哲学基础进行的,在其哲学基础的导引下,后实践美学攻击实践美学的理性、群体性和现实性,把实践美学归结为古典形态的美学。这场论争的确促进了美学的发展,但由于还是依附于哲学话语,美学学科基础的依附性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实践美学完全可以用相反的观点来反驳后实践美学,从而导致这场论争是没有结果的。

用哲学上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方法去研究美学只会遮蔽美学的意蕴。当代美学研究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困境就是源于对哲学方法的简单套用。美学表面现象的三次争论其实与美学理论本身无关,大家都在说一个非美学问题,一个超出美学本体范围因而无法进行讨论的假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美学的研究必须回到美学自身:即从哲学话语回到美学话语,从哲学问题回到美学问题,从人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回到审美活动,从人的现实世界回到人的审美世界。这就意味着必须对美学的基本问题——美学是什么进行重新定位,分清美学与哲学的区别和联系,从而确立属于美学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应该肯定,美学仍是哲学的分支。虽然文艺美学是研究文学的美学问题,但是它毕竟不是对具体作品的学理阐释,而是从美学的层面对文学形成新的解释,这是文学服从于美学,而不是相反。这就是说,美学无论是作为一门具体的学科还是作为部门美学它都是哲学范围内的一门学科,但又与哲学根本不同,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哲学是什么?不管界定上有多少分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是研究存在本身的一门学问,而存在是包括最高意义上的真、善、美在内的。哲学包括了一个严整的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包含着逻辑学,即对理智功能的思考;伦理学,即对道德功能的思考;美学,即对审美功能的思考。哲学与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的关系是总体与分属的关系。对于哲学来说,没有对理智、道德、审美活动的思考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存在就体现在这些活动之中,并只有通过这些活动才能被体认。而对于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来说,没有哲学作为基础和灵魂,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真、善、美这样的观念只有在存在这个总体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定性。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美学不等于认识论,就像哲学不等于认识论,美对于美学就如同存在对于哲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的对象。对美的本质的追问形成了所谓的“美的哲学”,但美的本质并不等同于哲学本体论,美的本质有着自己的意义范围,它并不是研究关于美的哲学,而是要在形而上的层面上给人以关怀。而哲学则是对整个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进行总体研究的学问,其他科学可以把哲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论,但并不能单独构成一门特殊的哲学。美学只有在形而上关怀这一维度上才具有哲学的本性从而成为哲学的分支。但美学也不是如后实践美学所标榜的那样是“哲学的哲学”、“哲学的前卫”,因为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除了具有形而上的哲学品性之外,还包含有属于自己的特殊的形而下的领域,正是这些形而下的领域才构成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获得自己独立存在的理由。美学既是形而上的,这是它本质的方面;又是形而下的,这是它非本质的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学可以分为形而上的美学与形而下的美学,美学是一个整体,而美学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整体性。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对于美学来说,并不存在着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因为美学归根到底还是对审美活动的反思,而审美体验就融合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美学的意蕴就在于如何通过个体的审美体验来领悟形而上的意义。[5]

美学是什么这一美学本原问题经过上述梳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并不等于哲学。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哲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而是审美活动;美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及其关系问题(认识论范畴),而是在审美活动中人的自由与自然的和谐问题。用简单的哲学问题去套用美学研究,一方面会使大量非美学内容挤入美学领域,另一方面又会使大量的美学问题被束之高阁,最终会使美学湮没于嘈杂的哲学话语之中。

新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创新首先需要解决美学的学科哲学依附性问题,美学不是哲学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它探讨的不是整个宇宙世界的本体,而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一个领域或一个方面,即审美活动问题。美的本质,美的本体问题虽然与哲学本体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美学研究应该以哲学的方法作为指导,这是由美学的形而上品性所决定的,但决不能用哲学原理或话语直接“代入”美学,因为美学有自己形而下的层面,有自己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在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美学研究时,要直接面对美学事实本身,回到现实的审美现象中去,用感性美学话语而不是理性哲学话语,这样才能把握美学的精髓和意蕴。美学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要重视现实语境的变化,新世纪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发展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启蒙”的重要性要让位于“发展”的重要性,“启蒙”所需求的哲学理性话语建构要让位于“发展”所需要的和谐生活方式的建立,因而美学的首要任务是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感性模式,恢复美学的感性话语,让美学在大众的美好生活中发挥应该具有的作用。

二、问题之二:思维方式的单一性

新世纪美学要发展就必须解决美学思维方式的单一性问题,思维方式的单一性是指采取单一的思维模式进行美学研究,或者采取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或者采取主客合一的生存论模式,但是都把两者对立起来,而不是辩证地来看待这两种思维模式,美学作为研究人的特殊的生命情感活动的一门学科,由于生命活动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活动,因而我们应该采取复杂的辩证的思维模式,而不能够仅仅单一的采用某一种思维方式。

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是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建构采取的主要思维方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产生了四大派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场论争中划分出“客观派”、“主观派”、“主客统一派”、“客观社会派”,而这些派别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又划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只要认为美是客观的,便是唯物主义,认为美是主观的,便是唯心主义,而唯心主义肯定是错误的、反动的。因此,大家都在表白自己是唯物主义的同时,批判别人是唯心主义。李泽厚批判朱光潜“主客观统一说”是用主观去统一客观,实质是唯心主义,又批判蔡仪美在于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是“机械唯物主义”。而蔡仪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朱光潜是“主观唯心主义”,李泽厚是“客观唯心主义”。而事实上,美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根本与唯心和唯物就没有关系,把美学问题放在唯心和唯物的框架内加以论争,并将其划分为“主观派”和“客观派”恰好表明了大讨论本身在思维方式上陷入了科学主义的主客二分之中。这种思维方式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从客观方面去寻求美的客观属性,而这一层面被现代的分析美学认为是无意义的;另一形态是从主体的心理方面去寻求美的情感特质,由于流于主观性而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因而无论是从客观主义或心理主义去求解美的答案都会徒劳无功:美作为人类的精神现象是异常复杂的,用某一种简单的方法去粗暴分析只会消解美的特质。透过中国当代美学第一次大讨论虚假“热度”的表面,我们看到的是它在思维方式上的主客二分的科学主义的实质,以及他们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攻击对手时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困惑和答非所问的尴尬。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美学论争主要是围绕着“美的本质”而进行的,上述的四大派以美的本质的探讨为中心,将美归结为外在的对象,美感则是对美的对象的反映,结果把人类精神现象的审美活动归结为一种认识活动,美学成为一门科学。这与当时西方科学主义思潮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人们普遍相信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够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美学当然也不例外。这样,这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在美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扩展。蔡仪明确的把美同真连接起来,美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真理,美的形象是真理的形象,审美就是关于真理的认识,因而认识论成为美学的理论基础。[6]朱光潜的“物甲”和“物乙”说也是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必然产物,“物甲”是客观自然事物,“物乙”是物的形象,是主体的人对“物甲”认识的结果,所谓美是“物的形象”的说法实质上是一种认识论的科学图式,他因此指出“美学实际上就是认识论”[7],高尔泰也认为“美学问题……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8],而他从认识论角度来探讨美学最终是要解决美是“主观”还是“客观”问题。李泽厚在吸收了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和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构了实践美学,并取得了这个时期美学理论建构的话语权,但他也还是认为“美学的发展趋向将走向实证科学的研究”[9]。由于局限于这种认识论的模式,中国当代美学家总是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划不开界限,总是希望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模式中寻求解决美学理论建构的金钥匙。

这种主客二分的科学主义的思维模式在新世纪受到了猛烈的抨击,首先是后实践美学攻击实践美学采用的是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因而没有能够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从而认为实践美学是古典美学,没有体现现代性思想。其次,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朱立元先生也认为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是导致实践美学陷入困境的元凶,主张采用主客合一的生存论模式来研究美学,并认为这是新世纪美学发展之途的首要选择。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对美学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这是因为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在美学研究中的确有着它难以弥合的局限。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是西方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的产物,首先由于本体论哲学把世界本体看作是世界的终极本原,一切科学的最终依据,是一种知识的对象,认为它只有通过认识、通过理智活动才能把握;因而都贬低其他心理活动来提高和崇扬理智。其次认识论哲学把“主体”看作为一个脱离现实而孤立存在的抽象的认识主体,从而导致心与物、人与世界完全处于外在对立、机械分割的状态,这决定了认识论中,主体与客体完全是独立二分的。这样说是不是讲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在美学研究中就毫无作用了呢?也不是,首先,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历史进步的积极成果。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产生表明区别于原始人类的原始思维的人类科学意识的诞生,这种科学思维模式虽然本身有许多缺憾,但是它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其次,从美学学科自身来看,审美活动中包含认识因素是无疑的,审美活动的心理运行机制就包含有感觉、知觉、表象、想象、联想、情感、理解等认识论的要素,运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模式来研究这些认识因素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因而我们认为讲主客合一不能完全否认主客二分,而应该将这两种思维模式辩证地统一起来,其实将两者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一种二元论的做法。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就是在思维的二元之间划定界限,两者相互指责互不来往,而实际上,界限这边的所缺乏的正是界限那边所拥有的,将思维模式的主客合一方式与主客二分方式对立起来只能够坚守真理的片面深刻性,它们所拥有的只是一种单一化的思维方式,而没有能够达到美学思维所要求的复杂性。

新世纪美学发展就应该解决这种思维模式的单一性的问题,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与主客合一的思维模式辩证地统一起来,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可以有效地解决审美活动的心理机制问题(美感问题),主客合一的思维模式可以有效地解决审美活动的形而上追求问题,从而将审美活动与人生的存在相互关联起来。而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复杂的生命活动,包含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范畴,诸如美与美感、主体与客体、普遍性与差异性、感性与理性、认识与情感、社会群体与个人主体,而这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只有在辩证法的指导下才能统一起来。因为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是一种结合内容的本质性的思维形式,同时辩证思维还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方法论系统。在这种开放的方法论系统中,主客二分与主客合一都可以找到他们的相应的位置,并且这种辩证的思维还可以包容复杂性思维。复杂性思维也就是杜绝一切单一的思维模式,在此意义上一切一元二元和多元都具有存在的意义。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复杂的生命活动,包含了情感活动、认识活动、伦理活动和逻辑活动,因而必须相应的采取复杂性思维才能把握这种复杂性的活动。复杂思维不仅要求我们采取开放的思维模式,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要求我们能够与各种思维方式进行对话。“复杂性的方法要求我们在思维时永远不要使概念封闭起来,要粉碎封闭的疆界,在被分割的东西之间重建联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虑到特殊性、地点、时间,又永不忘记其整合作用的总体。它是趋向总体认识的张力,但同时又意识到矛盾性,如同阿多尔诺说的:‘总体是非真理。’总体同时是真理和非真理,而这正是复杂性——连接相互斗争的概念。”[10]这也就是要求我们找到“多维性思维的道路”和“达到一种两重性逻辑思维的道路”。两重性逻辑意味着“互补又对抗”、“既一又二”:“两种逻辑、两种原则统一起来又不使它们的二元性在这种统一性中丧失。”[11]可是,这种复杂思维长期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因为“人类心智最普遍的恶习是把一些事情都看成非是即否,非黑即白的倾向,以及不能仔细辨别两个极端之间的许多细微的差别”[12]。审美活动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生命活动,人类的思想更是多种思维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性思维。任何一种思维方法都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因而采取复杂的思维来研究美学是美学思维方式的最大变革,当然各种思维都必须在辩证思维的统领下进行,将复杂思维与辩证思维有效结合起来就能够突破美学研究的思维困境。

三、问题之三:研究方法的封闭性

所谓研究方法的封闭性是指美学研究有方法,但是没有对这些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和研究,没有在更高的层面上对这些方法进行整合,诸如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等等,我们可以借用这些方法来研究美学,但是必须将这些方法在方法论层面上进行整合与提升,形成具有与美学研究对象相适应的方法论。而不能只有方法,而没有方法论。新世纪美学理论创新必须恢复美学人文学科的本性,直接面对美学事实本身,找出适合美学自身存在的具有自己独立品性的研究方法。

美学本身是一种形而上和形而下兼备的学科,作为形而上的学科它具有哲学的品格,这就决定了美学必须采取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是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看成为一种时间空间形式,看成为在矛盾冲突中不断演化的实在,从而用这种观念去看待、分析、评论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方法。毫无疑问,物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美学、伦理学人文科学都要借鉴这种方法。”[13]但是,如果用纯粹的哲学方法去研究美学又会窒息美学的生命力。正如前节所分析的那样:我们如果看不见美学学科作为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以及结合美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哲学的方法,简单地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代入美学研究,是不利于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所以,尽管哲学方法对于我们研究美学非常重要,但我们也不能不经中介直接搬用到美学研究中来,否则就会影响到我们对美学特殊性质和规律的细微把握;另外,在运用哲学方法的时候,我们容易混淆机械论和辩证法,往往以机械论的方法来取代辩证法,把哲学的方法“知性化”。因而对于丰富而生动的人类审美现象,我们常常习惯于只从某一角度、层面去进行研究,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或社会的、或文化的、或心理的、或形式的东西,而很少注意到它们彼此间的内在关系和联系。这样,审美现象中那样鲜活的东西会丧失殆尽。这样的美学体系必定是枯燥的、贫乏的、教条式的、脱离美学实际的。

既然用哲学的方法研究美学会有这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么用科学方法能否把握美学的奥秘呢?我们的回答是:不能。原因在于美学学科的特殊性。美学是一门人文学科,也是交叉性边缘性的学科。它既不等同于文学也不是哲学。美学研究的是复杂的人类精神现象——审美活动,而审美活动是需要人的整个生命投入其中的活动,是人的一种本真境界的生命活动。美学作为人文科学尚有自己独立的特点,它关心人的自由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这是美学的主题,美学正凭借这一点而成为人文科学的中心,也正是这一点才可以借助人文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学,那么,人文科学的方法与科学主义的方法又有那些根本不同呢?(可以简称人文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分析:第一,科学的方法研究的对象是不以人的存在为转移的客观自然物,而人文方法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的生存及人的自由。第二,科学方法所探讨的是知识,是“是什么”,即客观自然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自身规律。而人文方法所探讨的是价值,是“应如何”,即客观事物对人的生存的意义,以及它的形成、演变特点。第三,科学的方法所追求的是事物的普遍性,而人文的方法所追求的是特殊性、个别性。第四,科学的方法所采用的是观察、实验、归纳、演绎等客观手段;而人文的方法采用的是理解、体验、反思等主观置入手段。第五,科学方法采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手段去把握和表达客观对象,而人文方法则采用个体感受、领悟、体验等手段去面对个体经验。第六,科学方法采用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而人文方法则采取是主体置入客体的体验反思的方法。

美学作为人文科学来说,它所面对的是包括主体在内的作为自然的与社会的人的总体。因为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和客体是难以分开的,所以在方法上主体可以直接融入对象中去体验而不必置身于对象之外作科学主义的判断。美学研究的是人的自由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即在审美活动中人如何超越自身现实的存在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它是包容着感性与理性、现实与超越、物质与精神、自然与自由在内并融为一体的生命活动。“美学从不拒绝任何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分析审美活动的方法,但拒绝把审美活动肢解开来的独断论的方法。美学要求有适应自己研究对象的在内的统一性方法,这种方法即是哲学的、心理的、社会学的又不是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而是这些方法的变异和重新组合。”[14]这种研究方法从其基本方面来说是体验——反思——辩证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由美学学科的人文特性所决定的。

审美活动是个体的生命活动,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但这一个体的生命活动却体现了普遍必然性。康德用先验的方法解决了个体的审美经验具有普遍必然性这一悖论。即人人都具有的“先天共通感”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人有可能在当下的审美体验中了解他人在审美活动中所获得的情感特质,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假设。作为最具自己独特经验的审美活动一方面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个人的经历、知识和整个人格。由于审美活动的个体性,因而审美活动所显示的人的个体的生命世界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所以对于另外的人来说永远是一个不可解开之谜,这个秘密不能通过科学的方法——观察实验、综合分析的方法去查知。但由于审美活动的普遍性特征(审美活动表现为个人性却具有普遍性特征在于个人是作为群体一分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经历、人格、知识都是在群体中获得的,而且,审美活动之所以可能也是基于群体之间交流的需要,只是由于群体的存在,个人与他人及自然才能构成对象性关系),体验才成为美学的最基本方法。在审美活动中,个体在当下的审美体验中体验到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而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是与人类的群体需要相一致的。因而个体在审美体验中可以获得一种普遍必然性的东西——对宇宙人生的把握。

体验作为美学的基本方法它针对的是个别性,而对于审美活动来说,只有当下的个别性才是最真实的。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它有普遍必然性的结论。但美学的这种普遍必然性之所以能够成立完全在于对个别性的审美活动的把握,同时美学的意义也在于对个别性的审美活动的掌握之中。不过,体验作为美学的基本方法,它的立足点并不是个别性,它不是以个别性去体验个别性,而是以个别性的体验来领悟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感、人生感和宇宙感。在个体的审美活动中体验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一种形而上的慰藉。

个体在审美活动中体验所领悟到的普遍必然性是在反思中形成的。这是由于体验毕竟只是一种个体的非理性的心理现象,它虽然丰富,但未必深刻。反思的基本含义是主体反观自身的一种思维活动。康德把反思分为“先验反思”和“逻辑反思”。传统的“逻辑反思”不事先对人的知性认识能力进行批判从而走向怀疑论和独断论。而“先验反思”主张先验地考察知识的各种来源及相互关系,以便发现心灵的先天原则,保证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康德借助“先验反思”把“反思”从个人感觉的特殊性引向“情感”的先验的、普遍的结构本质。因而康德的反思是建立在先验论的基础上。而我们今天用“反思”来作为当代美学的方法论原则一方面要借鉴康德“反思”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要抛弃其建立的“先验”基础。审美活动并不等同于认识活动,它不是以求知为目标,而是为了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愉悦,它追求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一种价值,一种意义,是“如何是”。意义的揭示,必然不能采取科学主义观察、实验、归纳的方法,而应该采取反思的方法。而反思作为一种美学方法论建立在个体对审美活动体验的基础上,它是对当下的体验与原有的体验、自己的体验与他人的体验(技艺品、艺术品)进行比较、综合,从而把握其普遍性的特征及本质的过程,作为主体的人在审美活动中反观自身,从而领会其中意义的过程。

审美活动是一个作为整体的生命活动,审美活动是主体对客体的合目的性的评价,同是也是对自身自由的一种体验。审美活动虽然不是纯粹的价值活动但它包括评价的因素。审美活动作为一种评价,并没有任何外在的价值标准或尺度,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性,它的标准和尺度内在地潜存于人们的心灵中。因此,康德把它称作为主观的合目的性,它只是合目的的,而不是有目的的,正因为此,审美活动不可能使人趋近客体,不可能引发主体对任何善恶,功利的考虑。这里的自由意味着人超越自身的有限性(有限理智、有限意志、有限情感)而领悟无限的意义,而这一领悟过程是在体验、反思中进行的,同时这一过程又意味着对客体进行合目的性评价。

审美活动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精神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如: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一般与个别,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而这些矛盾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坚持辩证的美学方法论原则就必须反对把矛盾两个方面对立起来、分割开来的那种片面性和极端化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建立起一个封闭的体系把各种内容都往里填的机械论倾向(这是当前美学理论建设的通病)。辩证思维方法是人类最高层面,也是最普遍、最有意义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美学也要吸收这种辩证的思维方法。

我们知道,任何学科的方法选择都不是任意和无限的,因为方法是为学科宗旨服务的,美学学科的性质及研究对象决定了它在方法上的多样性,但这些多样性的方法并不具有同等的地位,它们之中必须有一基本的方法,其他方法则属于从属地位。中国当代美学在李泽厚建立实践美学之后就停滞不前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学没有自己基本的方法,而是游离于哲学的、科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各种方法之间,这种美学“方法论的错位”是有方法而无方法论,即没有对方法本身进行本体论思考。如果美学没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合目的方法支持,就会消失在其他各学科之中,失去自己独立自存的价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把体验——反思——辩证作为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且体验——反思——辩证是三位一体的,彼此不可分割的,它们三者只有在彼此关联的统一体中才有意义,研究方法的这种三位一体的构成性是美学这种综合性、边缘性、交叉性学科一个必然特点。正是体验——反思——辩证的方法论才使得美学具有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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