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世珩翻刻《五灯会元》的“贞治马儿年”

论刘世珩翻刻《五灯会元》的“贞治马儿年”^[6]

我们先看刘世珩如何说:

卷尾又有贞治马儿年妙喜庵主圆月劝募重刊是书偈言写迹一叶，有云，“湖州武康沈净明，刻梓置之灵鹫山。”知此版即灵隐所刊。贞治为日本后光严年号，当元至正年间。元以牛儿马儿等字纪年。日本也昉用之。当时声气棣通若是。

刘君单指出此偈是“写迹”，意思是说，这“写迹一叶”是“贞治马儿年”——即元至正年间——的一个日本和尚“妙喜庵主圆月”写的募缘重刊《五灯会元》的偈言。此偈虽是元至正年间的“写迹”，但偈里要募缘重刊的《五灯会元》实在就是这一部宋宝祐元年的原刻本。刘君要我们相信:圆月偈中有“湖州武康沈净明，刻梓置之灵鹫山”的话，因此可“知此版即灵隐所刊”的宝祐元年本。(胡适在此处用朱笔批:“这是刘君的错误，也是我抗议的起原。”——编者)

我当时不能承认刘世珩的说法。第一，此一叶确是影抄的“写迹”，但宝祐元年王槦序的第二叶也是同样的“写迹”。我们比看这两叶“写迹”，只能说，这两叶可能都是从一部“贞治马儿年”劝摹重刊，到“戊申”年刻成的翻刻宝祐本影抄出来的。第二，圆月的募缘偈明明说沈净明原刻的版本“年远坏损”了，故有“重刊行”的必要。刘君引偈言“刻梓置之灵鹫山”，而不引“年远乃版虽坏损”，“本朝见有大长者……命僧正仲重刊行”的话，这是不大忠实。第三，刘君又完全忽略了同一叶后半的“泉南比丘彦贞”“戊申重阳日”记的“广化众缘，终成美事”的话，以及同叶最后一行“版留建”的话。这明明是福建行省里的一个重刊本，发起募缘重刊的是“泉南”的和尚，而刻成的书版留在“建”。抹煞了“泉”、“建”的地名，说“知此版即灵隐所刊”，这也是不忠实。第四，日本后光严院确曾有“贞治”的年号，当元顺帝至正廿二年到廿七年(1362—1367)。贞治五年丙午(1366)可以说是“马儿年”，其后两年为“戊申”，即至正廿八年，即明洪武元年。那就是元顺帝北走元亡的一年。(胡适在此处用朱笔批:“这也是我致误之由。”——编者)

在那一年里，明将汤和平定福建，擒杀陈友定。我不信那个“戊申”年里，泉州与建阳(?)之间还有刻成这一部大书的物力与兴趣。我当时也不信十三四世纪的日本和尚会“昉”蒙古人用“牛儿马儿纪年”。(胡适在此处用朱笔批:“这一点我错了，那时日本已和蒙古统治的中国交通近百年了，他们用‘马儿年’不足为怪——比司马光用‘摄提格’等字纪年合理多了!”——编者)

总而言之，我当时的看法是:(一)这部《五灯会元》有这一叶显然出于元朝的三个文件，这个刻本显然不是宋宝祐元年的刻本，可能是元朝第一个“戊申”年，即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在泉、建之间影刻宋宝祐本的一个本子。(二)“贞治马儿年”若看作日本的“贞治五年丙午”(1366)，那就更晚了。我想提出一个假设:可能那个“贞治马儿年”是成宗大德十年丙午(1306)，就是至大元年戊申的前两年。《元史》本纪说成宗晚年多病，“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壶，外则委于宰臣”。大德九年六月，忽然立皇子德寿为皇太子，特别诏告天下。很可能的远方海隅就起了种种流言，说新皇帝已即位了，说明年正月要改元“贞治”了。(三)那个“元贞(1295—1297)、大德(1297—1307)”年代是元朝最太平繁荣的时代。天一阁抄本的《录鬼簿》，有贾仲名纪念当代作曲名公的吊词，其中往往提到

“元贞大德乾元象，宏文开……”

“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

“元贞大德秀华夷。”

“唐虞之世庆元贞。”

“教坊总管喜时丰，斗米三钱大德中!”

在那个最繁荣的年头刻书，所以能有那样影刻精致的雕本。

我还引用了姚从吾先生的一句话:云南的《大理碑》里有“元宪”的年号，也不见于《元史》，可能也是远方讹传的一个新年号——与“贞治马儿年”一样。

后来我给我自己提出一个疑问:“如果‘贞治马儿年’真是远方海隅讹传的一个年号，那么，这一行讹传的年号为什么不被删去了?为什么还遗留下来到六七百年之久呢?”——我不能答这个疑问。

我又给我自己提出第二个疑问:“试看《大正大藏》第四十七册收的宋末《虚堂和尚语录》十卷(虚堂名智愚，死在咸淳五年，1269，年八十五)的‘新添’部分，其中有《送日本南浦知客》的诗，其中有‘明明说与虚堂叟，东海儿孙日转多’之句。此诗有小跋，题‘咸淳丁卯(三年，1267)秋，住大唐径山智愚书’。那正是宝祐元年(1253)刻《五灯会元》的十四年之后。《五灯会元》是灵隐寺编刻的;虚堂和尚晚年先在净慈，后住径山;宝祐刻本由他的‘儿孙’传到日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时中国的禅宗已流行到日本了，(胡适在此处用朱笔批:“禅宗在日本，开始在十二世纪的晚年成为一个风尚，忽滑谷快天说是1191，这已在十二世纪之尾了。十三世纪里，禅宗更时髦了。”——编者)故有‘东海儿孙日转多’的诗句。我们为什么不爽快的承认这个本子正是南宋末年流传到日本的一部宝祐本呢?”——这个疑问，我也不能驳回，我不能不承认宋宝祐刻本《五灯会元》在宋元之间流传到日本，是很可能的。

我又给我自己提出一个疑问:“你何不爽快的承认‘贞治马儿年’是至正末年的日本年号?你何不想想那募缘重刊的《五灯会元》很可能是日本禅人要在他们的‘本朝’重刊的本子?日本的‘贞治马儿年’当至正廿六年(1366)，已在宝祐元年(1253)之后一百十多年了，禅宗的‘东海儿孙’当然更多了。他们说‘禅行我朝，莫盛如今’，有何不可?他们要‘重刊’那部最便阅览的《五灯会元》，有何不可?你何不看看《大正藏》收的那部《虚堂和尚语录》的最后一篇日本和尚宗卓的跋尾》?宗卓说:

祖翁(此指虚堂)在世，《语录》二帙刊流天下。宋咸淳五年，晋之续录后集，已成三卷，而本朝未刊行之。先师常为言，而未果成也。为人之后者，曷无勇为乎?仍搜遗逸，新添数纸于后录之尾。”……正和癸丑开炉日，拙孙宗卓敬书。

日本正和二年癸丑等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日本禅人在‘正和癸丑’重刻《虚堂和尚语录》，在‘贞治马儿年’募缘重刊《五灯会元》，有何不可?”——这一类的疑问，我也不能驳回。我仔细想过，我现在倾向于承认“贞治马儿年”是日本的贞治五年了。

据《胡适手稿》第八集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