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

《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

《全唐文》与《全唐诗》都是官书，都不注明每一件的来历。这是最糊涂又最不负责任的编纂方法，这个方法就使这两大部史料总集大大的减低了他们的史料价值，就使我们感觉每一首唐诗或每一件唐代诏令或每一篇唐人文字都必须先考定其来历才敢引用!

近年有些学术界的朋友有时还引用《全唐文》里的某些假文件来做“史料”用的!所以我要指出这些文件都是从不可信赖的假文件里转抄出来的。

我指出的几个文件，只是几个最明显的例子，也许将来还可以多举一些例子。

(一)所谓“中宗召曹溪惠能入京御札”(《全唐文》十七页十一):

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几之暇，每究一乘。二师并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可就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

此诏不见于《唐大诏令集》，也不见于现存的三个最古本的《六祖坛经》(①敦煌写本，收在《大正藏》四十八册，页三三七—三四四;②日本兴圣寺藏绍兴廿三年刻北宋晁迥点续的乾德五年丁卯惠昕分十一门本;③日本僧道元钞北宋晚年刻本)，只见于很晚出的德异(至元廿七年，1290年序)宗宝(至元廿八年，1291年版)本《坛经》的“宣诏第九”。

我在《〈坛经〉考之一》里，曾指出《坛经》的元、明刻本的祖本是北宋契嵩和尚的改本，其中有一部分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师别传》的。(《曹溪大师别传》，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请”了一本到日本，今收在《续藏经》的二编乙，十九套，第五册。)如“宣诏”一章里的“神龙元年(705)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也是出于《别传》的“神龙元年高宗大帝敕”。《别传》的作者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和尚，他竟不知道高宗死在弘道元年(683)，到神龙元年已死了二十二年了!《坛经》此敕文字已经过了大改削。《别传》的敕文原本更幼稚可笑，大致说:

……安秀二德……再推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记传，传达摩衣钵，以为法信顿悟上乘，明见佛性。……朕闻如来以心传心，嘱付迦叶，迦叶展转相传，至于达摩，教被东土，代代相传，至今不绝。师既禀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

此诏的两个本子当然全是假的。我在三十年前曾说“如果此敕是真的，则是传衣付法的公案早已载在朝廷诏敕之中了，更何用后来的争论，更何用神会两度定宗旨、四次遭贬谪的夺门呢?”

编纂《全唐文》的官儿们收采这样的假诏敕，其可说是荒谬。日本的现代学人，如宇井伯寿教授(《禅宗史研究》页一九六;又第二册，页二二三)，还引此假文件做史料，那更是不可宽恕的错误了。

德异宗宝本《坛经》“宣诏第十”还有“其年九月三日”奖谕惠能的诏旨，当然也是伪造的。《全唐文》不曾收此诏，是由于谨慎吗?还是偶然遗漏了呢?

(二)所谓“代宗遣送六祖衣钵，谕敕史扬瑊敕”(《全唐文》四十六，页五):

朕梦感［能］禅师请传会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

此敕仅见于德异宗宝本《坛经》末尾附录的《宋塔沙门令韬录》。此录也是一个无知的妄人写的，其开端说开元十年(722)令韬和刺史柳无忝对话，而末尾记宪宗赐谥，柳宗元、刘禹锡撰碑文的事，都在元和十年至十一年之间(815—816)，这中间隔了九十四年，都还是令韬记录!

这篇假敕也是从《曹溪大师别传》那部荒谬的伪书里出来的。《别传》中记:

上元二年(761)……敕曹溪山六祖传袈裟及僧行滔……赴上都。

乾元二年(759——此年在上元二年之前三年!)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辞老疾，遣上足僧惠象……送传法袈裟入内。……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

袈裟留京七年。永泰元年送回。

《坛经》附录里记此敕是永泰元年(765)五月五日下的。《别传》记此敕是下给刺史杨鉴的，开头还有“卿久在炎方，得好在否”一句。《坛经》附录里，刺史作杨缄(《大正藏》四十八册，页三六四)。《全唐文》作“扬瑊”，大概是根据另一个明清刻本的《坛经》。

此诏的来历与中宗召惠能敕是一样的不可靠的妄人伪书。

四九、二、十一、在南港

据《胡适手稿》第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