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思维”的范式或规范

时间：2022-08-2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亦译为“规范”或“范型”。全面思维有哪些范式或“模子”是科学共同体在观察、认识和改造世界时都要遵循的呢？全面思维的第一个范式，就是横向活动中“三者”同时思维。“同时思维”是全面思维的客观和现实基础。全面思维的第二个范式就是纵向过程中的反馈圆环思维。

“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亦译为“规范”或“范型”。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实体和基础，科学的发展正是范式的运动。科学革命就是从一个旧范式过渡到新范式的过程。新旧范式具有不相容性。在科学革命中，选择新范式的基础是科学共同体的信念，新范式战胜旧范式的方法是说服（《辞海》）。又说：“范”指“模子”，如用模子浇铸，或指“榜样”，如范文、示范。全面思维有哪些范式或“模子”是科学共同体在观察、认识和改造世界时都要遵循的呢？我们认为：主要是横向活动中的同时思维、纵向过程中的反馈圆环思维、世代更替中的承继创造思维，并且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三维立体的整体思维。

全面思维的第一个范式，就是横向活动中“三者”同时思维。“同时思维”是全面思维的客观和现实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也就是说，生产活动是生活、生存于“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社会界）中的“人们”（人文界）“同自然界发生的关系”，即自然界、人文界、社会界“三者”在生产活动中是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发的。而且，“一定的社会关系……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即“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2]。这是从每一个现实活动而言。就人类出现以后的整个历史来讲，也是“三者同时存在”与变化发展着（见图13－1）。马克思指出：“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3]马克思还提出过“物质生产”、“人自身生命生产”和“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三者同时存在”与变发的“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理论[4]，这就是同时思维的客观现实基础。因此，“三者”同时思维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中必须运用的一个基础性的基本原则。

图13－1 世界整体及其形成机理的示意图

注示“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为有机整体

胡锦涛同志在“科学发展观”中隐含着三者同时思维的思想，即“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且“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这就是说，人的活动及其结果都是自然科技（如何做事）、人文科技（如何做人）、社会科技（如何处世）“三者同时存在”并“协调和集成”效应。其中，“做人”是根本。因为不会做人，难以处世，更难做成事。因此，在一切现实活动中要同时考虑并同时抓紧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不能搞“一切向钱看”。

复杂性理论在阐述世界由自然界到人类再到人类社会演化中的交互／反馈作用形成过程时强调三者“同时考虑”。莫兰指出：“认识”世界的复杂性（部分对于整体和整体对于部分的相互作用的创造的／破坏的圆环）问题，“应该同时考虑各种全球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考虑它们的互补性与对抗性。”[5]而“人们处于在当前科学世界中占优势的认识范式的支配下，主体就是看不见的，人们否定他的存在……不能同时思考他的位居中央和他的能力有限，他的富有意义和他的没有价值，既是一切又是无有的特点。”[6]这就是说，在自然“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下，要么是人们“否定他的存在”即“去人化”，要么是“不能思考主体的两重性”。因此，我们在认识世界和现实活动时，就要将“三者”同时考虑，既不能将“三者”分割，也不能“将复杂性的东西还原为或归结为简单的东西”（莫兰语）。

然而，在世界的形成、构成及其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分歧。如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与人无关的自然界即“这个自然界不仅先于人、先于人类社会，而且人类和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将人类和社会还原为自然界，甚至提出“世界即自然界”，并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是唯一正确的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还说“自然科技独自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难题”，“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自然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等等。“世界即自然界”何等荒谬！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批评圣麦克斯关于“‘唯一的’自然科学的狂言是多么荒诞的胡说”，“因为在他那里……世界立刻就变成自然”。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句话是马克思说的，但同时他又论述了自然界“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显然，只讲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直接地曲解了马克思。自然辩证法界的许多学者在论著中从来不讲自然界是世界的一部分，反而提出“世界即自然界”，并说“这个自然界包括人类和社会”，就是将人混同于动物或者还原为动物，亦将现实世界视为无人的或原初的自然界。至于“独自解决”论，可能有人会说是指“人的活动”。其实，这是一种诡辩。如果是指人的活动，岂能是“自然科技独自解决”呢？图书馆、资料室的自然科技成果若没被使用者运用，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总之，从正反两方面都说明：人的活动是一种目的性行为，都是生活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整体效应。既然是“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发，就不应该将实践活动仅仅视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因此“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发就成为“人的活动”的一个思维范式，即以此来判别是否是人的活动。因此，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必须要运用同时思维。否则，就会出现片面性和还原论。

全面思维的第二个范式就是纵向过程中的反馈圆环思维。每一个事物的产生、变化和发展都要经历不同的阶段或环节，并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一个反馈圆环。因为纵向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如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保护等具有非同时性，即历时性，而且这些不同阶段通过人的活动“构成一个总体”（马克思语）或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圆环”（莫兰语），即我们称为的“反馈圆环”（见图13－2）。

图13－2 全面思维平台的示意图

注：示“人通过人的劳动”各个部分相互作用形成整体。

纵向过程中的反馈圆环思维源于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之间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反馈圆环的客观存在。从图13－2可以看出：

（1）从横向上来看，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保护都是分别由各自的“三者”通过人的活动交互／反馈作用形成的内在整体。

（2）纵向过程中的“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即形成为一个反馈圆环。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种东西，而是说，它们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8]这就充分表明马克思超前一百多年就阐述了复杂性思维的“回归环路的原则”。莫兰指出：“所有的事物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是受到作用者又是施加作用者，既是通过中介而存在的又是直接存在的。我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同样地，不特殊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他将这种“认识方法”确定为复杂性思维中的“回归环路的原则”。[9]因此，我们认为“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保护”这些不同环节之间“通过人的活动”形成一个反馈圆环，即产物或结果本身又构成生产它们的生产者或原因，从而形成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连续链环即反馈圆环。

（3）保护（物权、人权、生产关系和环境保护）是生产生活活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过，“对所有制的保护”和“对既得物的保护”，并作为“生产的条件”，但没有视为一个“生产环节”。其实，保护既内在于生产生活活动之中，又贯穿于生产生活过程的始终。如自然物质生产、人文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都需要“全面保护”。又如从物质生产到消费，都有自然资源保护、生态保护和物权保护；从人自身生命生产和素质提高到消费，都有自身健康、自由安全和隐私权的保护；从社会关系的生产到消费，都要尊重和维护他人权益、社会保障制度和“所有制保护”以及和谐氛围的营造与维护等。因此，我们将保护作为生产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顺应新世纪新时代不可或缺的新举措。

（4）全面“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保护”与全面发展目标之间形成为反馈圆环。现实的生产活动、过程中，正因为是“人的全面生产”，就不能混同于“动物的片面生产”。[10]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顾人身安危”单纯追求GDP产值，或者“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升官发财”的人和事时有发生，就是某些人将同事及下属人员视为“动物”了。这些问题主要是靠体制改革来解决，其中也有认识上的片面性。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行的是以人为本或“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当然需要钱也要注重效益但绝不是“一切向钱看”。因为“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保护”与全面发展即科学发展目标之间“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一个反馈圆环，即将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总体”，亦即两者“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是受到作用者又是施加作用者，既是通过中介而存在的又是直接存在的”，既是分立的又是互补的，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然而，目前在一些农村的产销被人为地割裂，而村、乡政府的干部却置之不理，致使生产者、消费者双方受到中间商贩的盘剥。企业及其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就要大力营造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的整体环境。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有些“老板”拉大自己与职工工资收入的差距高达上万倍，有些当权者为了个人的名和利，侵占职工的劳动成果，积怨太深。看来，还权于民才能取信于民。

总之，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保护“各个环节”的“协调与集成”效应为例，说明事物纵向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通过人的活动形成反馈圆环。因此，我们在认识和改变事物现状时，就要运用馈圆思维，克服“前因后果”的片面思维。要实现纵向过程中的反馈圆环，就要从总体上对各个不同的阶段之间进行“协调和集成”，从而促进协调发展。

全面思维的第三个范式是世代更替中的承继创造思维。实现“全面发展”既是一个活动、过程，又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都是在“前一代已经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们的工作，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11]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重要思想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同时又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基本一致。该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持续性和共同性三项原则。所以，从“持续发展”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尽管二者之间只有一字之别。[12]同时，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之单方面理解可持续发展，到从人（类）与自然、人（类）自身和“人类之间”的整体和谐方面理解可持续发展，也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观认识的深化。然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只讲“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其实，应该更要强调人（类）自身的和谐这个根本，而且可持续发展亦应该是“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树立“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13]。

“世代依次更替”的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中承继与创造的对立统一，即在承继基础上的创造与创造指导下的继承二者交互／反馈作用的活动、过程和历史的产物。当代的发展是承继世世代代人类活动成果的产物，同时又为下一代甚至未来各代的发展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于是，发展就形成一个“动—静—动”的无限序列。马克思指出：“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所要求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在劳动者那里是运动的东西，现在在产品中表现为静的属性。工人织了布，产品就是布。”“先前劳动的产品本身，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所以产品不只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化为静的形式”[14]。又比如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也是“动—静—动”的无限序列。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展则是同前一代人遗留下来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15]，或者“是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16]。然而，我们在处理承继与创造的关系问题上，是有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吸取的。我们曾经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却忽视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包括管理）；以后又主张“以市场换技术”或“筑巢引凤”，也没有“拿来”多少先进技术；如今有学者在不强调继承的前提下主张“自主创新”，“我们完全可以走一条跨越的路子，走原创性的自主开发的道路”，“未必要走纯粹的消化→吸收→创新的道路”。这种“单腿跳”的发展模式[17]即忽视学习的“创新”或“跨越的路子我们完全可以走”吗？其实，无论是“自主创新”、“自主开发”，还是“跨越式发展”、“原创性研究”，都是继承与创造的对立统一，为何要把两者对立起来“单腿跳”呢？日本学者10多年前曾批评我们“只会当先生，不会当学生”，一直未引起我们的关注。一般来说，不会“当学生”就不能“当先生”；即使是“当先生”了，还要不断地“当学生”。其实，“跨越”本身也是在学习、继承基础上的创造。我们不是反对跨越，而是如何跨越即消化吸收基础上的跨越。否则，不会有任何创造发明。这就是我国目前缺少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原因之所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自然科技生产力比较落后主要表现在继承和消化吸收即“当学生”环节上存在问题。如我国引进技术的经费与消化吸收的经费之比为10．05，而日本为16，韩国为18。显然，我国用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当学生”）经费太低了。就此而言，我们要放下“先生”的架子，虚心地向日本、韩国学习。没有继承即失去了全人类文化历史积累的支撑，不可能有任何发明创造，所谓的“创新”也就不能“创造出新东西”，当然也就没有可续发展。因此，在世代更替中要进行承继创造思维，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8－10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42页。

[5]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48页。

[6]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224页。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2页。

[9]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2页。

[1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页。

[12] 陈文化：《腾飞之路——技术创新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