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财政收入目标

在传统体制下，全民所有制，具体地说国家所有制的代理机构有如下进一步的特征：（1）由立法机构委托的代理者是政府，而不是独立于政府的国有资产专门管理委员会。（2）政府的代理者职能与宏观经济管理者职能是合一的。在政府直接管理企业、微观宏观大一统的条件下，这种合一是完全必然的。（3）政府内部实施产权的部门是分散的，例如计委实施转让权，专业主管部门实施部分使用权，财政部门实施收益权。

为了便于说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以及作为分配关系前提的财产关系，我们把考察重点放在地方政府上。这是因为，改革以来随着大批企业下放，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由地方政府管理。再者，地方政府介于中央政府和企业之间，能够集中反映经济体制运行中的矛盾。

我们首先观察作为代理者的地方政府的目标。在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和代理者职能未分解的情况下，其经济目标是多元的，如追求产值的高速增长，保证财政收入，增加就业，维持物价稳定，等等。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在诸多政府经济目标中找到与代理者身份直接相关的目标，这就是政府财政收入中的上缴利润。由于在税利合流条件下，两者并不容易分清，所以我们更多地关注财政收入这个指标。

政府成员对政府目标的“关心度”取决于：（1）政府组织的激励效率，即政府成员付出的努力与报酬的一致程度。政府成员所得报酬表现为他们的动机得以实现的程度，这些动机包括：与事业结为一体的责任心，自我成就的愿望，职务晋升，收入增加和福利条件的改善等。（2）“目标压力”，即要求政府实现其目标的压力。这些压力原则上来自于作为全民财产最终所有者的全体人民及其代表机构（人大和它的常务机构）的监督，上级行政组织的指令，地位平等的外部组织的竞争。

政府目标的实际“关心度”是政府组织的激励效率和“目标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种状态，可以把“关心度”（用AL表示）划分为若干等级：

AL 0：不关心——激励机制不起作用，目标能否实现无所谓。

AL 1：有所关心——激励机制作用微弱，目标被要求实现，但不实现缺少明确的惩罚措施。

AL 2：相当关心——激励效率无明显改善，或只有部分改善，“目标压力”较强，不实现有明显的利益损失。

AL 3：很关心——激励效率较高，“目标压力”很大，不实现要受到明确而严厉的惩罚。

AL 4：非常关心——激励效率很高，努力与报酬接近一致；“目标压力”极大，不实现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

作为等级组织，政府目标的AL值在其组织内部分布是不均衡的。政府个别成员的AL值由下而上随权、责、利的递增而加强。在逻辑上AL值最高者应是政府首长。通常可把政府首长的AL值近似地看成政府组织的AL值。

改革前，地方政府对其目标的关心大体相当于AL 1。改革以来，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地方政府得到了一定限额内的投资审批权、自筹资金权、部分原中央直属企业的管理权、部分重要物资的调配权，特别是实行了地方财政包干制。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后，产值增长事实上成为显示地方政府实绩最重要的指标。除了争取中央政府的较好评价外，产值增长对解决当地就业、生产和生活条件改善、资源利用（肥水不外流）等问题，从而取得当地人民的支持，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产值指标多少有点“虚”，对它的要求并不严格，并且近年来产值高速度时常受到批评，财政包干却是一个非常实在的“硬”目标。财政收入不仅关系到对中央的“贡献”，而且直接涉及当地从“吃饭”到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财政“滑坡”既要受到中央指责，也会丢掉当地干部和群众的选票。所以，“保财政”就成为对地方政府首长利害相关的一件大事。

另一方面，经济工作做得好坏，与地方政府的中下层成员的利益仍然缺少直接联系。职务升迁不仅受到空缺的限制，而且在一个政治化气氛很强的环境内，提升并不必然以实绩为条件。在经济收入上，工作搞得好充其量能多发少许大体平均分配的奖金，以及若干借助工作之便所得到的因而不太合法的低价福利品，不存在像市场组织中所有者收益随资产经营状况同向变动的情况。所以，地方政府的激励效率的改善并不显著。

不过，在“目标压力”和激励效率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的AL值还是增加了，大体上升到AL 2或者稍高的水平。

地方政府的AL值的增加，可以相应提高它们管理所属国有资产的积极性，其结果是代理机构收益SR A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