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经济体制效率度量方法以前，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对体制效率标准的功能和价值考虑。
很显然，追求一种尽善尽美、面面俱到的体制评价标准是不切实际的。前面我们讨论的经济体制效率概念不会构成这样的标准。如果主要使用体制效率一项标准，放弃或很少使用其他体制评价标准（如前述的用经济成果显示体制优劣的方法、帕累托最优）而产生某种片面性或“缺点”的话，那是不足为怪的。只要体制效率标准能够满足我们分析经济体制的特定要求，以这些片面性或缺点为代价就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对分析经济体制有什么特定要求呢？或者说，我们分析经济体制的着眼点在哪里呢？简单地说，首先我们把节约或效率改进作为全部经济体制问题的关键所在。其次，我们特别强调对经济体制作微观、具体的分析，虽然有时也需要有一些宏观和相对抽象的分析。正如前面的讨论所阐明的，经济体制效率标准能够较好地适应这些要求。
同时，我们也重视体制评价标准的可观察性、可度量性，以及应用这些标准作体制分析时的可操作性。这些要求将集中体现在对具体效率度量方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与那些虽然逻辑上精确，但不易度量，甚至不易观察的效率度量方式相比，我们更关注那些虽然逻辑上不很严格，但易于把握的效率度量方式。这一点正是我们在提出若干理论化的度量方式后，又提出了一些借助常识就可以作为判断的度量方式的原因所在。这样，虽然总体上说我们评价经济体制时采取的是单一的效率标准，但对效率的度量方式则是复合的。
一方面，应用效率标准分析经济体制有着浓厚的价值判断色彩：效率高的体制是“好”的、“优”的体制，效率低的体制是“不好”的、“劣”的体制；另一方面，对体制的效率分析又是高度实证的。我们将描述何种体制在何种环境中达到何种效率状态，这时并不对这种效率状态评头论足。可以说，规范性和实证性的统一是经济体制效率分析的一个特色，虽然这不影响在实际分析时有时把二者相对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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