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创新与中国制度变迁的未来

自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其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言而喻。然而，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未来何去何从，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如何显示出相较于其他国家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经济增长是我们开展一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最终目标，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在嵌入了技术进步这一变量的情况下，合理地对制度进行局部的完善和改良，最终实现经济增长？

演化经济学的中有关协同演化的理论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协同演化观的本质，就是在具有协同特征的系统中，每一组成部分是一个自主的领域，一个自主领域中发生的情况，塑造并限制了其他自主领域中将会发生的情况。在宏观经济体系的增长过程中，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技术与制度结构就具有协同演化的特征，其中，技术属于一种自主领域，制度结构则属于另一种领域，但这二者并不相互独立，技术领域中发生的情况（如新技术的引入）会塑造并限制制度领域中将会发生的情况（要求制度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反之，制度领域发生的情况（如新惯例的引入）会塑造并限制技术领域中将会发生的情况（新惯例可能会引发或阻碍新技术的引入）。

陈劲、王焕祥（2005）将技术与制度的演化过程概括成了三个不同的阶段：（1）通过创新、发明、改进等方式来实现主体的变异或变化。从广义上讲，新的主体的产生是这种突变过程的一个部分。（2）通过效仿、仿制、专利、引进、吸收等方式，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或从一个共同体到另一个共同体来实现主体的再造或传播扩散。（3）通过市场（或更广泛的经济体系）选择，通过再造率的差别，通过工程师或决策者的判断决策，通过政治过程如投票以及其他方式，实现对主体的选择或增长上的差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class="calibre11">^[5]

从以上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我们不难看出，能否构建一个健康的内外部组织环境，实现创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使得技术和制度能够协同进步，相得益彰，不仅是实现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来的发展方向。贾保文（2009）指出：“站在中国经济改革已有30年实践的基础上，明确的改革目标和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的矛盾，不仅贯穿于改革实践的始终，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推进中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人们对改革的认识，虽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即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规律性：第一，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制度属性；第二，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相区别的制度特征；第三，具备高于、至少不低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制度效率。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即能够反映改革目标要求的具体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又是不明确的。从根本上说，这缘于改革目标设定本身的属性，即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还是一种在现实世界中尚不存在的经济制度模式。因此，这种模式不仅不可能产生于经济学家们的书斋或改革者的头脑中，只能通过社会广泛的制度创新实践活动逐步发现，而且，从实践的角度看，其到底能否被最终发现或需要经历什么样的过程才能够发现，对于改革者而言，则必然难以形成明确的制度设计和效率预期。综观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实践经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推进思路及其在改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其复杂和曲折的特征，实际上正是这种矛盾及其运动在试错实践中不断展开的结果。”现代化，2009（4）：13" class="calibre11">^[6]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建立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经济增长率多年稳定在8%以上，即便是在次贷危机席卷全球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依旧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我们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创造“东方神话”，就是因为选择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不仅充分发挥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价格—竞争机制的重要作用，更突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和政府管理的作用。尽管经济学家们对这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制度褒贬不一，但其植根于中国的客观环境，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内部开始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结构的问题，值得我们引起注意。

韩康（2008）在《重新思考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中指出，中国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充分利用了国家强大的组织力量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以下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国有垄断经济部门的发展和民营经济部门的发展不平衡，导致出现某些逆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倾向。“以投资和融资为例，根据2007年的研究分析，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92%以上进入国有银行账户，民营企业仅能获得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1.5%，而国有银行投向中小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只占全部贷款总额的1%。民营企业的大量投融资行为只能依赖高息运作的地下金融。”然而，韩康认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于资本实力上的巨大差异，在经济波动中前者受到的影响远小于后者。这样一轮一轮下来，越来越多的民企遭到了市场的淘汰，如此恶性循环从而导致了两者实力对比更加不均衡。第二，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大量存在，这就使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自身改革的难度进一步增大。“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政府原有计划性功能虽然已经大量减少，但由于国有资本和国有实业资产大量迅速增加，再加上各级政府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力度明显增强，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功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出现了许多强化趋势；与此同时，市场化发展又要求政府必须增加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许多功能。在这样的情境下，政府自身的改革就面临着种种难题。”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未来的改革之路，那么如何从本书的主体——协同创新出发，对经济体制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改革方案呢？^[7]

可以说，协同创新的制度需求，即在全面开放的创新环境中建立深度合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目标和改革目标模式的完美统一。协同创新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成“价值创造，全面开放，深度合作，引领创新”。这既符合中国经济制度改革中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宏伟目标，也明确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借鉴的模式，即在一个开放的创新环境中，通过跨组织的深度合作和协同，实现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有机融合，最终通过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相关政策，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和有效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协同创新并没有对经济地位和资本实力不同的组织和个体进行区别对待，而是通过创新价值链和创新网络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促进了不同组织的协同、协调和平衡发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之前提到的协同创新以国家作为领导者和协调者，与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内国有部分的垄断地位过于强大并不矛盾。前者强调的是在协同创新网络中政府如何通过其权威的政治地位对创新资源进行适度的整合和引导，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为系统地整合和协调各个组织在创新过程中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而后者则是经济利益上对国有经济的倾斜，这是我们应当通过改革避免的。

协同创新过程中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依然是企业，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进行权力结构的调整和转换。韩康指出：“政府改革应当坚定不移地向着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前进。建立公共服务性政府，不能回避的路径是政府权力结构的重新设置……要大量减少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和资源配置的领域，政府主体职能和主要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转移。”可以看出，通过构建协同创新体系，政府或者国有经济部分创造经济利润的需求已经被淡化，转而是希望通过发挥政府的社会效益，帮助和提升协同创新其他组织特别是其通过中介辅助作用的非营利性机构来为创新主体扫清价值主体实现价值创造的障碍。此外，从资金来源的方面考虑，“应当在垄断部门积极引入战略性民营资本，使其份额能有相当分量的话语权，形成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混合型的产权结构及法人治理结构。只有当民营经济不但充分参与制造业和制成品的市场竞争，而且也充分参与资源产品和其他初级产品的竞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的目标才能真正达到”。^[8]

纵观全球经济的发展历程，任何发展方式都是由一定发展的体制为支撑的。体制的因素不发生实质的变化，发展方式就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因此，要想通过协同创新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对现阶段国家主导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做出必要的调整。陈峰（2003）指出，联系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虽然制度的不断创新是我国2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因，但在诸如产权保护、社会保障制度等经济乃至政治体制改革上缺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以及能够对技术变迁产生充分回报的外在激励框架，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变迁的相对滞后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鉴于此，我们在今后的经济研究工作中，在重视对科学知识的探索的同时，应避免诸如制度或是技术决定之类脱离实际的无谓争论，而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的同时，高度重视制度创新的激励作用，研究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症结，解析制度变迁滞后的原因，探寻与技术创新及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制度变迁路径。协同创新体系的战略思想，就是希望通过整个一个设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科技中介、金融机构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打造一个包括了政企结合、科教结合等多种不同类型战略联盟的复杂创新网络。这种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网络非线性协同几乎涵盖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涉及的所有经济制度和政策。

通过打造协同创新的跨组织平台，政府可以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一套完善的政策激励和保障体系。比如说从企业和科研机构的角度出发，逐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以及研发激励政策，确保协同创新链的价值实现功能得以充分实现，不断提高系统的创新绩效；从高校的角度来看，着力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结构和国际视野的宽、专、交复合型人才，为协同创新过程输送具有针对性的人才智库；从科技中介机构的角度，政府可以积极推广有关支持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为创新活动提供有力支持，促进信息、技术、资本的快速流动；从金融机构的角度出发，协同创新可以为它们提供广泛的潜在投资领域，充分吸收社会上的闲散资金，特别是非国有的民间金融资本，不仅为协同创新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也可实现金融资本自身的增值，实现一个双赢的过程。不难看出，通过协同创新的过程，我们可以对现存的政策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完善，而在政策体系不断改进的同时，我们的经济制度实际上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仅如此，协同创新跨组织全面开放的理念势必将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些人为的、过多政府干预的政策和制度进行深入的系统调整。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协同创新的制度需求，就是在全面开放的创新环境中建立深度合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协同创新对制度变迁促进作用的本质，就是在突破创新边界的前提下，通过创新需求的调整促进能够实现这些创新需求的制度的不断完善，最终完成制度演化和变迁的过程。一个经济体只有演化出了与技术水平相匹配的制度架构，才能从深层次促进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