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网络主要研究分类

1．2．4　企业网络主要研究分类

企业网络的研究主要散布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特别是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各派学者们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去观察与审视企业网络，形成了众多的研究切入点与研究视角，如嵌入性视角、社会资本视角、资源观视角、博弈论视角等等（刘雪锋，2007）。本书将对现有企业网络研究进行分类和梳理，以理清研究脉络和思路，为后续研究的方向及重点提供理论建议，同时也提出本书研究的起点和切入点。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的切入点不同，有关企业网络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企业网络形成动因研究、企业网络影响结果研究以及企业网络作用机制研究。

1．2．4．1　企业网络形成动因研究

第一类企业网络形成动因研究，主要研究网络形成的原因，或者企业参与或构建网络的动机，是为了回答“网络为何会存在”的问题。关于企业网络的早期研究，大多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的。基于对企业性质的假设不同以及研究的视角不同，学者们对企业网络的形成有不同的解释逻辑，目前主要有四个解释流派：交易成本学派、制度学派、战略管理学派和社会网络学派，四种流派对企业网络形成动因的解释如图1．5所示。

图1．5　不同理论流派对企业网络形成动因的解释

（1）交易成本学派。交易成本学派从效率机制出发，认为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被追求利益最大化所驱使。Williamson（1981）认为，交易费用理论研究企业组织就是将交易看作是基本分析单位，并将节约交易费用视为组织研究的核心问题。交易费用分析对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在此基础上，Williamson（1981，1985）提出了交易特性的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强、交易所涉及的不确定性大、交易频率高时，对应的治理结构是企业科层结构；反之，对应的治理结构就是市场交易。因此，交易成本经济学关注的就是如何选择一种治理结构，可以达到交易费用最小化或效率最大化。Williamson（1985）进一步指出，由于资产专用性导致相互依赖和“要挟”风险，进而产生如何在形式上独立但实质上却相互依赖的企业之间关系治理的复杂问题，这就产生了介于市场和企业科层管理中间的组织形式。网络因为整合了市场和企业两者的长处（Jarillo，1988），既可以减少市场存在的交易费用，又克服了随着纵向一体化扩展而产生的组织费用，实现了交易费用的降低。Larsson（1993）则提出应该用市场、组织间协调和科层的三分法代替企业与市场的两分法。

但交易成本理论注重的是成本的最小化，这种看法遭到了批评。一些学者指出在过去二十年里，组织间关系已经不能从交易费用理论那里得到很好的解释了，在很多场合效率因素已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了（许小虎和项保华，2006）。在全球化制造的今天，企业间结成网络所带来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交易费用的减少，更重要的是企业间基于信任的战略合作和互动学习促进了交易各方竞争能力的提升，这需要超越交易费用的局限来进行阐释（许冠南，2008）。

（2）制度学派。当交易成本学派研究者强调企业间网络构建的经济动因时，制度理论认为，企业间联盟或者网络所导致的优势并不局限于经济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企业需要加入某一网络来获得合法性（邓学军和夏洪胜，2008）。制度学派的合法性机制是建立在一个社会承认的逻辑上的，关心的不是效率问题，而是如何得到社会承认取得合法性，以便组织生存。

所谓合法性，就是一个企业或组织的形式或行为能够合符法律、惯例以及社会习俗，得到其他企业、组织和个人认可（周雪光，2003）；而合法性机制就是指社会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观念或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成为“广为接受”（forgranted）的社会事实之后，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观念因素，能够诱使或者迫使组织采纳与这种共享观念相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周雪光，2003）。制度学派认为，组织的演化不仅源自于生产技术和物质资源的压力，而且还来自于社会文化规范、象征、信念和习俗等（Powell ＆ DiMaggio，1991）。根据制度理论，与一个在同行中具有崇高声誉的或者是具有良好网络的组织建立联系，将会为一个还没有被同行认可的企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如企业的成活率、市场价值等。因此，处于较低地位的组织可以通过与地位高的组织合作来获得合法性身份（Dacin，Oliver ＆ Roy，2007）。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合法性本身也是网络层面的一个内容，只有当一个企业间的网络能够持续稳定地从其内部成员和外部权益所有者中获得合法性，才能证明这个网络的存在是恰当的（Hu-man ＆ Provan，2000）。

（3）战略管理学派。战略管理学者们则更加关注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问题。Gulati，Nohria ＆ Zaheer（2000）认为，企业所嵌入的关系网络深深地影响了它们的行为和绩效，组织间建立的持久、稳定的关系对企业自身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通过考察企业所嵌入的关系网络可以充分理解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企业网络代表了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或能力，它们也能够像有形和无形资源如品牌或研发能力一样，给企业带来差异性回报，一个企业的关键性资源可以从企业的外部来获得（郭劲光和高静美，2003），当前，网络资源作为企业资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受到了广泛认可（Gulati，Nohria ＆ Zaheer，2000；Kale，Singh ＆ Perlmutter，2000；Anand ＆ Khanna，2000；Ahuja，2000a；Dyer ＆ Nobeoka，2000）。

网络资源指有形和无形的资产，包括存在企业边界外的信息和声誉，从而能够与企业自身内部资源区分开来（Lavie，2008）。首先，网络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能给嵌入于网络的企业提供利益；其次，网络资源是有价值的资源，它来源于企业与外部组织的关系（Gulati，1999a）；第三，网络资源是企业伙伴所拥有的资产，但是企业能够通过与这些伙伴的关系来利用这些资源（Lavie，2006a，2006b）。因此，企业租金的来源部分是由于它们自身所拥有的独特资源或能力，部分是由于它们所在的网络结构，通过采用关系方法，而不是原子式视角，我们能够挖掘企业行为和利润差异的来源（Gulati，Nohria ＆ Zaheer，2000）。

（4）社会网络学派。社会网络研究最早出现于社会学领域，研究社会经济行为和过程，这些研究逐渐扩展到企业领域。Granovetter（1973）的“弱联结力量”理论、Granovetter（1985）的“嵌入性”理论、Burt（1992）的“结构洞”理论、Coleman（1990）的“密集型网络”理论、林南（2005）的“社会资本”理论都是社会学对网络解释的代表性理论。

社会研究者认为，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能够增强企业的绩效。林南（2005）还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网络关系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首先，社会关系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在通常不完备的市场情况下，处于某种战略位置或等级位置的社会关系，能够为企业提供以其他方式不易获得的关于机会和选择的有用信息。第二，这些社会关系可以对组织在涉及对行动者的决定中施加重要的影响，一些社会关系，由于它们处在战略性位置（如结构洞）和地位（如权威或管理地位）上，拥有更多的价值资源并可以对组织代理人的决策施加更大的影响。第三，社会关系可以强化身份和认同感，确信和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个体，是一个共享相似利益和资源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不仅为个人提供了情感支持，而且为个人对某些资源权利的要求提供了公共承认。

（5）四种学派解释的比较。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于交易成本学派来说，企业间构建网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网络治理成本与自行生产成本的过程，不涉及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问题，但由于仅仅涉及了成本考量的因素，被其他学派的学者斥之为过于简单（邓学军和夏洪胜，2008）；制度理论则赋予组织以合法性地位的诉求，认为组织并非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同时也存在追求被大众、社会以及其他组织所认可的需求（周雪光，2003）；战略管理学派则在原有资源观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主要分析企业如何从网络中获得资源并进行学习来获得生存与成长；社会网络学派则从社会网络关系出发，认为企业所嵌入的网络结构及其所处的位置能够给其带来不同的利益和机会。

经济学中交易成本学派、管理学中的战略管理理论、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和社会网络理论四个不同的理论解释逻辑以及相应的效率机制、资源与学习机制、合法性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如表1．2所示，可以说，这些学派对网络形成的动因做了较为透彻的研究，基本解释了企业网络的形成的动机和影响因素。

表1．2不同学派对企业网络形成动因解释机制的对比

资料来源：在周雪光（2003）基础上补充整理。

1．2．4．2　企业网络影响结果研究

第二类关于企业网络影响结果的研究，主要研究企业参与或构建网络对其绩效的影响，是回答“网络对绩效有何影响”的问题。企业网络最终的影响结果主要包括企业创新、生存和财务绩效等方面。

首先，企业网络可以改变企业的创新产出。大量研究表明，企业间正式合作关系增加了新创企业的创新产出（Baum，Calabrese ＆ Silverman，2000a；Powell，Kogut ＆ Smith-Doerr，1996；Shan，Walker ＆ Kogut，1994）。Bouty（2000）的研究也表明，技术人员可以利用强弱关系来共享跨越边界的知识，尤其当他们所在的组织不是直接竞争对手的时候；Stuart，Hoang ＆ Hybels（1999）发现网络伙伴的技术创新性有助于半导体企业的销售增长和创新速度；Yli-Renko，Autio ＆ Sapienza（2001）进一步认为，技术型公司与主要客户交互以及从主要客户网络那里得到的市场信息对于公司新产品开发具有积极影响；Rothaermel（2001a）证实了生物医药企业通过杠杆利用网络伙伴的资产而促进了新产品开发。另外，企业网络也可以改变企业的创新投入如研发强度，如Soh，Mahmood ＆ Mitchell（2004）以美国计算机与通信产业的联盟网络为例，研究了网络类型在研发投入与产品利润之间的调控作用。

其次，对于新创企业来说，经常会遇到“新生不利”（the liability of new-ness）的困扰，即缺少稳定交易关系和可利用资源会使企业特别容易失败（Stinchcombe，1965），因此从事创业研究的学者开始考察网络关系对新企业生存机会的影响。大部分研究表明，鉴于网络关系对企业信息利用正向效应的存在，网络关系对企业生存也有着积极的影响，如Miner，Amburgey ＆ Stearns（1990）认为，网络关系对新生企业和正经历主要变革企业的生存机会有着正向影响；Saxton（1997）发现企业能够从网络伙伴的声誉中获益；Stuart，Hoang ＆ Hybels（1999）研究发现网络伙伴良好的技术和商业声誉影响了新创企业IPO绩效；Lavie（2007）发现软件企业的市场绩效与网络伙伴的营销资源、财务资源和市场声誉有着正向关系，揭示了网络资源在软件产业内的价值创造及占有的作用；Lee（2007）发现在通信产业中，网络资源对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推动作用。

第三，企业网络也有利于企业的销售增长。如Lee，Lee ＆ Pennings（2001）从新制度学派的信号机制来解释网络对绩效的作用，他们认为网络关系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企业的质量信号，让其他个人或组织了解企业内部能力价值，由此增加了该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以及股票的价格，但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企业内部能力；Powell，Kogut ＆ Smith-Doerr（1996）认为，组织网络的中心性和合作经验增加了生物技术新创企业的增长率，同样，Baum，Calabrese ＆ Silver-man（2000a）也认为生物技术新创企业通过网络获得多元化信息能实现更多的销售收入增长。

1．2．4．3　企业网络作用机制研究

第三类企业网络作用机制研究，主要集中研究“网络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目前的很多研究转向了这个方面，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试图找到网络发挥作用影响绩效的内在机理。

在网络机制研究中，如何理解“好”的网络结构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Håkansson（1987）认为网络形成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其演进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特性，网络中的企业在某些方面具有选择权，但可能在其他方面锁定于现有的网络结构中。Gnyawali ＆ Madhavan（2001）从嵌入性视角出发，认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限制了管理者的行为选择集，影响着企业自身的竞争性行为，也影响着其竞争者的行为选择。

Rowley，Behrens ＆ Karckhardt（2000）引入产业环境这一调节变量对网络作用机制进行研究；Ingram ＆ Roberts（2001）则以市场需求为调节变量，探讨了悉尼旅馆产业内，竞争对手之间的内聚性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Bae ＆ Gargiulo（2004）通过区分不同的网络位置来研究网络的影响机制；Meagher ＆ Rogers（2004）通过网络的结构和功能对网络聚合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Lazer ＆ Fridman（2007）采用模拟仿真的方法，区分了不同网络密度对信息扩散和信息多元化的影响；刘雪锋（2007）实证研究了网络嵌入性通过影响差异化战略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许冠南（2008）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关系嵌入性通过影响企业探索性学习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可以说，这三大类研究是一个层层深入的过程，其中关于“企业网络作用机制”的研究还众说纷纭，未有统一的结论，因此本书将围绕“企业网络发挥作用的机制”这个命题展开研究，深入探讨企业网络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1．2．4．4　本研究企业网络研究的切入视角

如前所述，随着企业网络理论日益丰富和完善，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网络二重性的存在，并开始从权变的视角研究企业网络对组织绩效的具体影响。总体来看，为了解决上述矛盾，企业网络研究者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尝试。

（1）分开考察企业网络不同特征

第一种尝试是从企业网络特征出发，区分不同网络维度如网络联结、网络结构和网络位置，逐一而不是简单相加地考察它们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有的研究从网络不同强度分析其对企业生存的影响。Uzzi（1997）通过对美国纽约服装企业的研究发现，联结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呈现倒“U”形分布，企业“嵌入性不足”会导致企业间交易效率的下降，而“过度嵌入化”则可能局限行动者的视野，联结强度的理想强度是处于中间状态，企业不但可以从纯市场交易关系中获得广泛的信息利益，而且可以从嵌入性关系获得信任利益，因此Uzzi（1997）建议在强弱关系之间取得平衡是最有效的。Håkansson ＆ Snehota（2006）也指出，当企业在网络中嵌入程度过强时，网络联结可能会对企业绩效起负面作用。Tiwana（2008）也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他从联结强度维度出发，把网络联结分为强联结与桥联结，分别考察它们及它们共同对知识整合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强联结和桥联结的组合对企业来说是最理想的。

有的研究区分了不同网络位置对绩效的影响。Bae ＆ Gargiulo（2004）认为，中介效应和内聚效应之间存在协同效应，当组织处于一个两个互不相连的企业之间的中介位置上，并且它们和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在一个彼此联系的内聚性组织内联结的时候，组织会得到更高的回报。

有的研究考察了不同群体中心性对绩效的影响。Sparrowe，Liden，Wayne，et al．（2001）研究认为，群体中心性负相关于群体绩效表现，群体中心性高代表着群体内的节点主要跟少数几个节点做高度互动，这样的结构造成了资源传递和交换的不顺畅；但Ibarra（1993）的研究指出，群体中心性低，代表网络非常分权，使得命令紊乱，行动不协调，互动分散而不集中，成员信息创造的能力会因此而下降。

有的研究是将联结主体本身即焦点企业进行区分，研究不同类型主体对同一联结的不同作用。如李娟（Li，Kevin ＆ Zhou，2008）在中国情境下，将企业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来分别考察高层经理的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有的是尝试考察所联结对象的差异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如Rindfleisch ＆ Moorman（2001）考察了与竞争者的水平联盟以及与供应商或渠道商的垂直联盟分别对企业产品知识获取及新产品开发结果的影响。

（2）分开考察组织绩效维度

第二种尝试是分开考察创新绩效维度，把创新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渐进创新与根本创新、元件创新与构架创新等，分别考察不同网络关系对这些不同层面创新绩效的影响。

Elfring ＆ Hulsink（2007）研究了强、弱联结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创造和扩散的影响。他认为强联结非常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交流，而弱联结更有利于显性知识的交流，因而在讨论企业需要强联结还是弱联结时，应该首先考虑企业自身状况，需要明确企业需要吸收什么样的知识，然后再决定建立强联结还是弱联结来获取这些知识。蔡宁和潘松挺（2008）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了技术创新网络中强弱关系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他把技术创新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两种模式，并结合海正药业50年的技术创新经验进行了单案例的实证检验。

另外，在创新绩效之外，有的研究还分析了企业网络对财务绩效如资产回报率、组织学习绩效如知识获取和利用，以及非财务绩效如IPO成功等的影响。

（3）引入调节变量

第三种尝试则是通过在企业网络与组织绩效的简单双变量关系模型中引入调节变量，来探明不同情境下的企业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在企业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加入调节变量的做法以权变理论为基础。权变理论以具体情况及具体对策的应变思想为基础，提倡充分了解组织内外状况，并采取有效的应变策略。企业网络的研究者们从权变的思想中得到了启发，他们主张在考虑企业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时必须考虑情境因素。

Rowley等（Rowley，Behrens ＆ Krackhardt，2000）把产业类型作为调节变量，分别考察了网络联结对钢铁产业和半导体产业的不同影响。研究认为，在相对稳定的钢铁产业内，强联结增加了绩效；相反，在高动态的半导体产业内，弱联结增加了绩效。因此，当需要收集更多信息的时候，弱联结在促进信息获取方面更有价值，而在稳定的产业内，企业寻求减少竞争强度，则强联结更加重要。Gulati ＆ Higgins（2003）将股权市场条件作为调节变量，得出新创企业的不同类型网络联结只有与不同市场条件相匹配才能取得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首次公开募股）的成功。

综上所述，企业网络对组织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权变的视角和双重性原则（duality principle）。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企业网络的研究也是如此，企业网络在给企业带来当前效率提升机会的同时，可能给未来企业长期适应能力的衰退播下了种子。双重性或权变性在用来研究网络内企业行为和结果时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正确理解和把握企业网络不同特征之间相互辩证的关系，有利于拓展企业网络对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空间和解释力度，而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切入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