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崛起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三、新兴经济体崛起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一）新型国际关系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是国际格局转换的直接推动力量，加速了世界主要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加快了世界走向多极化的步伐。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格局——“准多极化时代”，即从单极时代向多极时代过渡，单极世界还未完全结束，而多极时代还未建立起来，这个过程可能还要持续很长时间。^[5]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软硬实力开始走下坡路，国际金融危机更使其加速下滑。但是，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的霸权国家，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的单极世界霸权的努力还是没有变，欲望非常强烈。美国仍然能够维持其霸权，但是这种单极霸权不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因此美国开始逐步调整外交战略，缓和其取得霸权的手段和方式。针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欧、俄、中、日、印等陆续调整对外战略。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俄美欧、中美印、中俄印等大三角关系，大大减少对抗内涵，转而变成合作与竞争相交织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也是重要的产品和服务来源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前者正努力构建与后者的合作关系，谋求“互利”，不敢肆意展现种族、制度和价值观等优越感，不敢动辄使用“软霸权”和殖民主义行为方式。

（二）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上升

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治理框架和机制以及利益格局都在经历大调整，使得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政治经济地位上升。

第一，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正在经历大调整。虽然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新兴力量也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且面临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和实施各类保护主义的压力，如要挟征收“碳关税”；但新兴经济体，如中国由于金融体系的相对封闭性，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复苏步伐快于发达经济体，其结果是，新兴经济体在世界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对外投资领域内的份额在扩大；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同样发生重大变化，半数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已不再是初级原料供应国，如印度已成为“世界办公室”，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以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但现在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新增长点。

第二，全球治理框架和机制正在经历大调整。全球30大经济体中12个是发展中国家，前十大经济体中，新兴力量占据三席。21世纪以来，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解决气候变暖等问题仅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已远远不够，因此大国协调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现已基本完成从西方G7集团内部协调扩至G8＋5集团，进而被G20集团取代的过渡，发展中大国的权重日益增大。发展中国家依托自身优势和集体力量组合，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舞台上力争参与权、话语权和国际经济规制塑造权，一批国家进入世界事务的中心舞台。^[6]

第三，全球利益格局正在经历大调整。发展中国家分享的生存与发展利益份额持续扩大，包括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内权益增多。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增补发展中国家为成员系大势所趋。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尔反尔，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时间表上，企图抛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强制性减排指标，遭到发展中国家集体抵制。^[7]

（三）对中国经济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对外经济需求将保持较高水平，需要公平开放的国际规则。现有全球经济规则总体来说仍然具有正的外部性，强调那些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原则，即透明和稳定的原则。从规则的制定背景看，这些强调自由贸易的规则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更加符合当时具有较强制造业竞争优势、市场较为开放的美国等国家的利益。随着我国在制造业国际竞争能力增强，以及在世界舞台上参与权、话语权和国际经济规制塑造权的增长，倡导优胜劣汰的自由贸易规则，不仅符合我国长远利益，而且也符合全球利益。

中国在拓展和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方面也具有较大优势，近年来，中国和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还有巨大的空间。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可能由此率先走效率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