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化力

六、社会进化力

企业家精神和社会伦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从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的过程，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推动进步的力量。当然，由于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专家们对于到底什么是文明进步的推动力量并没有取得一致。笔者对财富创新体系的研究中，在对财富创新体系的形态升级的研究中，感觉到创新体系的升级和发展是由社会进化力驱动的。“进化”一词，借用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社会发展与物质生命的进化一样，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进化和变迁也遵循特定的逻辑和规律。

达尔文解释了生物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演变和进化，他对推动进化的力量的解释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后来许多学者对生命的起源进行研究并提出假说，认为生命是由一部分无机物在地球的早期环境中变成氨基酸，进而一步一步地演化成现在多姿多彩的生命形态。这个过程是一个熵减的过程，世界逐步变得有序，因此这个过程一定有推动力，否则就与在没有外力作用时系统必定是熵增的原理相矛盾。对于这种推动力，是外力还是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结论。上帝，或者各民族中不同形态的神创造生命，曾经作为一种信仰，深刻影响了并继续影响着社会伦理。但从科学的角度，切实地了解和认识这种推动力的规律，有着巨大的意义。

相比物种进化，生产力进步和社会结构也有一个类似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更有利于观察，因为它的变化周期比物种变化要短得多。以机械加工精度水平的进步为例，通常的规则是成品的精度不会超过加工工具或车床的精度，本来按此规则人类的加工精度水平是不可能提高的，因为用低精度的装置不可能造出更高精度的工具。然而，人类从石器时代至今，加工精度的水平又确实提高了难以计数的量级。在这个过程中工具的创新发挥了支撑作用，工具的创新就是这个进化过程的推动力。

有鉴于此，笔者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成员素质和伦理道德水平的角度，对推动创新体系发展的力量，也就是社会进化力做一个假设。社会进化力由四个主要要素构成，它们是社会好奇心、社会公平、社会成员素质和社会弹性。以上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就构成了社会的进化力。社会进化力既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以创造财富为目标的广义创新体系得以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一个社会中，这四方面的因素的纯度越高，相互之间的合作越是紧密，其社会进化力就越强。

1.社会好奇心

西方有一位哲人曾经说，如果把一个人已经掌握的知识比作一个圆，圆外是没有掌握的知识，那么这个圆越大，圆圈就越大，这个人可以看到的还没有掌握的知识就越多。这个思维逻辑和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多半是看到圆圈内的东西多了，然后产生自豪感甚至自负感。

西方人的航海探险，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好奇心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充斥于全社会的强烈的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就不会产生支持探险的社会氛围，就不会有对探险事迹和成果的崇拜，社会上的财力和物力资源也不会流向探险项目，也就不会激励优秀的探险家义无反顾地进行探险的事业。好奇心有很多时候表现在对逻辑和原因的探索上。例如对地壳的“水成论”和“火成论”的争执，促成了地质学的建立和发展。医学的发展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了搞清楚因好奇心产生的各种疑问，中世纪许多医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冒着违反法律的风险，偷尸体进行解剖，成为一种风气，对人体的认识就逐步清晰。天文学到宇宙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为了搞清楚天体的运行轨迹，对行星和恒星的观测记录就汗牛充栋；为了搞清楚支配天体运行的规律，“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牛顿研究出了力学三大定律；为了搞清楚恒星发光的机制，原子物理和天文学走到了一起；为了解释宇宙的本源，在基于恒星退行的哈勃定律和测定宇宙背景辐射后，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的宇宙模型开始深入人心。

类似这样的过程的背后，是全社会的好奇心在起支撑作用，因为公众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以后，就会自然在荣誉、财富和地位方面对满足其好奇心的杰出人士进行激励。有好奇心的社会，就会和创新者之间形成一个正反馈系统，两者相互激励，把创新水平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在没有好奇心或者好奇心不足的社会，也有可能偶然出现孤立的创新事件，但创新的事件不可能持续，因为社会上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不会流向，而且也不会给予支持创新的相应激励。可以说，先有好奇，然后才有探索，才有创新。但是中国社会的公民，特别是占人口比例绝大部分的工人、农民，对于日常生活轨迹之外的事情漠不关心是中国创新体系“冷机”的深层次原因。中国人的好奇心多半表现在对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窥知欲”。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表现为调节人与人或自我修炼的文化。因此，中国没有诞生《物种起源》、《天体运动论》，却诞生了《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当然这也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国人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索缺少西方人那样的好奇心，缺乏一种实证精神。一项自然界方面的研究进展，很少能够引起公众的广泛兴趣。即便到了现在，举办一场科普讲座和举办一场演唱会，叫座率相差不可以道理计。据调查，上海科技馆、上海博物馆均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现代场馆，设施先进、内容丰富，但日均游客量却仅为一场普通演唱会到场人数的1/4甚至更少。由此可见，中国人对自然的好奇心之低。

2.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是构成社会进化力的第二要素。社会公平的最高准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在个人、家庭、单位、社区、地区乃至国家，无论是具体事项还是制定法律法规，无论是否有利益冲突或信仰冲突，都要执行这个原则。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尊卑秩序”，而不管这个秩序是否科学合理，所以在儒家文化圈中社会公平的概念是模糊的。孔夫子既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儒家教义中又有“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为尊者讳”，从臣、妻、子的角度看，“三纲”就不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公平原则，是互相矛盾的。从非尊者的角度看，“为尊者讳”也是不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的。儒家文化中的这种矛盾，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会造成社会的族群分裂，因为在社会秩序中处于有利位置的一方会动用各种资源维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对弱势一方的单方面要求，因为强势一方不喜欢的，弱势一方就不能去做，也做不成功，所以社会的发展就会陷入停滞，也就不会有社会进化力。

法国启蒙运动中“人人生而平等”、英国革命中“法律高于王权”、“非经议会批准不得向人民征税”等原则，构成了社会公平的基础。北美大陆独立战争以后在费城进行的历时数月的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谈判，其实就是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指导下，所达成的相关各方让渡利益和获取利益相平衡的公平结果，为美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可持续的基础。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公平方面的区别，在于儒家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仅是社会秩序中弱势一方应遵守的准则，强势一方不受此准则的制约而且不受谴责，而西方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准则。

经过滚滚的历史潮流的冲击，中国社会的公平性比皇朝时代有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然而，儒家文化中秩序与公平的矛盾性，遗留在今天社会中的负面影响，其程度也不容小看。政府高级官员的交通特权和生活特权、单位首长的“一言堂”、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公民权利和便利性的漠视、“学霸、学阀”的现象、强势者的颐指气使等等，都是这种负面影响的反映。要解决这个问题，靠体制机制改革当然十分必要，但也是不够的，应该强调的是在社会秩序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养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水平，养成经常和弱势一方“换位思考”的道德良知。

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中，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民意，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远远高于公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幅度地提高起征点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个直白的道理就和当初真理标准问题一样，居然“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民意，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只要能够坚持下去并在强势一方中普及开来，社会公平的愿景就一定可以在中国实现。

3.社会成员素质

社会成员的素质是社会进化力的第三要素。社会成员的素质主要包括政府官员的素质、各行业中企业家的素质和公众的素质这三方面的内容，这三方面的素质既有独立性，也有关联性和制约性。

在中国公民当前素质的背景中，切实提高官员的素质是最重要的。当前中国官员的素质水平，既有和历史对比的进步，也有横向对比的不足，和人民的期待更是存在巨大的差距。本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官员的素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管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如果各级党政官员真正能够身体力行这个宗旨，各级干部管理部门真正能够履行干部的选拔和评价标准，官员的素质应该是很高的。现实中的问题是各级官员对宗旨的背离和才德标准的失守。毛泽东时代的各级官员，尽管大家对他们的业务水平看法不一，但是这些官员的道德素质和利他情怀是大家都有极高评价的。和毛泽东时代相比，现在的官员在年轻化、专业化方面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道德素质和利他情怀则远不如上一代。低级官员相对于民众、高级官员相对于低级官员应该起到道德规范和利他情怀的示范作用，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只有下决心把当官变成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苦”差事，真正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越是级别高的官员越要带头，官员的综合素质才能真正提高。

企业家的素质和公众的素质，在本书的其他章节还有专门论述，这里只是简单说一下。企业家素质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切实提高企业家的创新领导力，而提高创新领导力的关键突破点，在于提高实现差异化发展的能力和驾驭风险的能力，为全社会做出好的榜样；公众素质中，最关键的突破点是消除人情社会的各种不利影响，树立独立人格，弘扬契约精神。破除“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畸形经济增长观，为市场的理性繁荣奠定基础。

4.社会弹性

社会弹性是社会进化力的第四要素。社会弹性包括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对创新的适应性、社会观念对创新事件的适应性、公民的地域流动性和社会财力物力资源支持创新的积极性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对创新的适应性，既包括积极主动地消除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中不利于创新的条款，也包括尽快建立目前缺失的、创新又少不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中国现行体制的法源多样化，既包括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也包括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规章，还有政府部门制订的规范性文件，当前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当前缺少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机制，如果公民对规范性文件有不同意见，连告状的地方都没有。居于管理地位的政府机关相对于被管理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性就不够。我们的社会改革之所以进步比较慢，与缺少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机制是有关的。按道理说，美国也是一个法源多样化的国家，但美国社会整体上比较平稳，值得有权立法和建立规章制度的机关学习和借鉴。当前，中国的法律法规对创新系统影响最大的缺失是在金融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金融体系中，金融产品的交易市场建设又是最薄弱的。国家机构垄断着各种交易市场的建设，用防范风险的名义禁止民间建设交易市场，极大地阻碍了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营、发展和创新。2010年河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在国家工信部和河南省政府的批准和支持下，进行股权交易的探索，大受民间欢迎，但是只运营了几天就在防止社会风险的名义下被取缔。这种在防止社会风险的名义下行维持部门权力垄断之实的做法，在国内屡见不鲜，而且被取缔后波澜不惊，大家都见怪不怪，实在是令人悲哀。

在社会观念对创新的适应性方面，对全体中国公民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家都比较容易把批评的矛头对准政府，其实不只是政府官员，社会上的公民大部分都对创新的观念是抵制的，至少可以说在潜意识里是冷漠的。比如为了物种的保护或生态圈平衡，请大家不要吃青蛙、穿山甲和鱼翅等品种，这样一种理性的、创新性的观念，根本就难以推广。许多组织呼吁尊重知识产权，但是盗版软件和碟片、仿冒名牌的消费品，照样大行其道。为了推行素质教育，有些学校的改革措施受到家长的反对，其实素质教育最严重的壁垒是家长，而不是教师和学校，没有广大家长对人才标准的观念创新，素质教育的格局在中国永远不可能形成。社会观念创新的基本点在于根据趋利避害的理性分析，社会成员自发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公民的地域流动性方面，中国人只能接受穷地方向富地方流动，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相反方向的流动则不会被公民接受。其实，公民在地域上流动的目的，在于提高流动去创造更好的生活。中国公民的单向流动性，本身就说明了在人们的脑海里，反方向流动的目的地根本就不可能创造更好的生活，这就会在实质上影响人力资源的地域配置。由于流动性的缺失，使族群之间的交流很少，会封闭人们的思维。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上海决定通过“压锭”来进行产业结构转型，但是在“压锭”后大量的纺织工人没有随纺织产业转出去，而是留在上海当下岗工人，而工人们宁可当下岗工人也不转出去，说明人口在地域上的逆向流动是多么困难。在笔者的印象中，这个案例没有引起社会学者的重视和深入研究，也没有引起相关政府在深层次上对政策进行调整，说明我们的这个社会中所谓“专家”们的思维层次是如何的肤浅。人口的地域流动性是一个创新型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特点，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所绕不过去的门槛。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强制性的移民行动，在“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种有组织的人口流动，但是由于创造财富的体系不健全，这类强制性的或有组织的人口流动基本都是以失败告终。增强人口流动性要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上，通过财富创造体系的健全来实现，使人口流动的过程变成生活改善和事业成功的过程。

中国人的“三农”问题，就是制度弹性不足造成的。中国的农民占人口比例约50%，创造的GDP只占10%左右，这两个比例的不匹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在农业GDP降低的过程中，应逐步对户籍制度、城市化制度、农民素质转型加以着力推动。由于历史上推动不力，以致积累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不是在整个国土上“重整河山”，解决“三农”问题是困难的。

在社会物力财力资源支持创新的积极性方面，中国人的表现水准是极为低下的。中国人的物力财力资源，基本都是按照所有者头脑中的固定模式在运行和配置，因为创新者的建议和这个固定模式注定是不吻合的，所以创新者能够得到社会物力财力支持的机会很小。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大部分社会成员缺少走差异化发展道路的能力和对风险与生俱来的恐惧这两条。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成员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在学校听老师的，在单位听领导的，在家里听父母的，在社会上随大流。缺少独立人格，反映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上主要是跟风，看到有钱赚的领域就想尽各种办法往里头挤，所以造成细分市场一个个地进入超饱和状态。对风险与生俱来的恐惧，和缺少独立人格是一体两面。缺少独立人格的人不可能具备驾驭风险的本领，这样，就不大可能形成向天然就具备风险的未知领域投入资源，创新就注定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美国有一个经营土豆条的企业，经过多年的经营颇有积累，在半导体产业即将兴起的时点，被说服向创业者投入成亿的美元，这个案例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美国社会的创新能力为何如此之强。

从欧美的发展史来看，经过历史上历时300余年的六大运动，铸造了一个进化能力极强的社会，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随后不断勃兴的内燃机革命、电气化革命、集成电路革命和信息产业革命，就是这种强大的社会进化力的一种反映。原始性的产业创新只有可能在具备足够的社会进化力的社会中产生。

后进国家的广义创新体系只可能是输入性的，或者说跟随式的。输入性的广义创新体系中也包含创造性的成果，所以输入性的或跟随式的体系，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为检验两种创新体系孰优孰劣，最终还是要看其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通过对输入性的东西进行二次创造，在质量、价格、可靠性和用户体验上超过输出方是完全有可能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就是生动的例子。超越的过程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过程，也是创造财富的过程。在后进国家的社会中，输入广义创新体系的过程中，要重视同步培育和提高社会进化力，这两者的同步性好坏，直接决定广义创新体系的绩效。当后进国家的社会进化力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再把建设原始性的广义创新体系提上议事日程，才是明智的选择。

对社会进化力的观察，如果仅仅限于诸如产业创新这样的舶来品，一般的公民不容易有切身感受。在此援引一个在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有共同的需求，其发展的起点大体类似，但是其发展结局完全不同的案例，来对社会进化力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这个案例就是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发展史的对比。关于两个社会对医药的需求，其共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就不去说它了。如果不看发展的轨迹，现在关于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的对比，主流的观点是这两者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各具特色。中医中药具有系统性，强调辨证论治，强调未病先治；西医西药具有针对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主流的观点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对疾病的疗效。在多数情况下，除了个别的病种以外，中医中药一般是很难指望它去治病的，以至于鲁迅在其至亲遭遇经中医治疗无效而逝去后，指责中医是伪科学。民国期间有正式的提案要求废除中医，直到当今，仍有部分著名学者指斥中医是伪科学。

本书无意参与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孰优孰劣的讨论，我们认为中医中药在一些复杂的慢性病和针对“亚健康”的养生方面，确有其用武之地，当然前提是通过对中医中药的创新来开发出独特的功效。这里讨论的重点是，对于这两个起点基本类似的事物，最终演化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的过程，以及对这个过程的一些初步分析。

说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在历史上有着基本类似的起点，可能许多专家和国人会不同意。笔者所说的“类似起点”，是指基于神秘主义的疾病观。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的历史起源很难考证，大体可以推理自从有文明的萌芽开始，就有了医药的萌芽，医药的萌芽往往是和宗教仪式和宫廷的占卜活动相联系的。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初步的医学，到战国晚期出现《黄帝内经》，在汉朝前期出现了《难经》，再到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中医的理论基本就成型了。中医理论是基于神秘主义的、假定性的一种理论体系，它认为人体存在一个经脉网络，存在固定数目的穴位，对人体器脏的功能也有假设。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化，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中医认为，只要八纲是平衡的，人就没有病；只要八纲失去平衡，人就有病。探寻八纲是否平衡的主要手段就是“望闻问切”。

欧洲在中世纪开始之前，盖仑是西医的权威，他著有《论人体各部分的用处》，认为人脑控制了知觉和运动，心脏控制感情，肝脏提供营养，肺把空气转化为元气，生命的过程就是把一种元气转化为另外一种元气。这时期的西医认为人体内有四种主要的体液，即血液、黏液、胆汁和忧郁液，认为疾病是因为人体内的体液平衡失调所致。此时西医的理论基础同样是基于神秘主义的直觉和日常生活经验的混合物。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的起点是类似的，因为两者都是神秘主义和智者的先知先觉的混合物。基本上可以断定，在神秘主义时代，中医的复杂性和针对性要优于西医。

中医和西医的发展轨迹的差异性在于，基于神秘主义的直觉和智者先知先觉的混合物形成以后，两者的发展轨迹迥然不同，在社会进化力不同的社会中显示出两者完全不同的结果。

中国人把这个混合物当作经典，对理论体系基本没有进行质疑、修正错误和丰富完善，历代医者把精力和聪明才智用于对经典的死记硬背上，用于锻炼“悬丝诊脉”之类的“绝活”上，以及对中药的发展和完善之上。值得一提的是中医的发展，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多年行医的基础上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首创了复方。明代的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共16部52卷约190万字，是中药的集大成者。此后，中医和中药的发展皆无突破性的进展。各地的许多名医都是在行医的过程中探索处方和特定疾病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是基于医者经验的，也是非标准化的。

西医和西药的发展轨迹则完全不同。中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在理论上提出质疑，认为体液平衡是虚构的，人体病因不是体液失调，而是由于体外的特殊原因。他的观点和理论同样是没有科学基础的，但是他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医生们不要迷信盖伦，而去寻找新的医治方法；二是让炼金术士利用矿物、金属和植物去炼制药物，使炼金术士从追求横财转向开发药物。自帕拉塞尔苏斯以后，西医和西药就开始摆脱盖伦，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

文艺复兴以后，西医和人体艺术工作者一起，通过尸体解剖，探寻人体构造的秘密，使西医开始向人体实验医学的转变。萨维里在大量的解剖观察以后，应用透视法等绘画技巧，出版了插图精美的著作《论人体的构造》。塞尔维特在解剖观察中发现，血液从右心室流到肺，获得空气以后返回心脏左侧，从而发现了血液循环。塞尔维特著有《基督教复兴》，被加尔文教派以传播危险异教的罪名处以火刑，于1553年10月27日在日内瓦被烧死。法布里修斯在解剖中发现了静脉中的瓣膜，而且发现瓣膜朝心脏则打开，反向则关闭；其学生哈维发现，心脏不具备造血功能，只是血液循环的动力站。哈维于1628年发表《论心脏和血液的运动》，把血液的运动归因于心脏肌肉收缩和舒张的结果。圣托里奥于1612年发表《论静态医学》，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条说医学就是加减法，把不足的加上去，把多余的减下来；另一条是实验原则，他发明了体温表、湿度表、测重椅，而且身体力行，在起床后、吃饭前后、运动前后进行测试和数据记录，把定量实验引入医学。至此，可以说西医基本走出了神秘主义的阴影，开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发展。

显微镜的发明和应用使西医走向现代。马尔比基利用简陋的显微镜，发现了毛细血管，揭示了肺脏的结构和作用，观察了大脑和小脑的精细结构，描述了肾脏和脾脏。还通过观察鸡蛋中小鸡的生长过程，促进了胚胎学的发展。在完成了对器官水平的实验和认识以后，越来越多的仪器被引入医学研究，使西医能够从越来越深的层次上认识人体，在器官层面之后，是细胞层面，再深入到分子层面，认识细菌、病毒、基因，发展出遗传学、神经科学、生化科学等等学科，使西医的体系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完善。

在西药和医疗器械的发展方面，也是走出了一条科学化、定量化的轨迹。西药是从炼金术士开始的，从经验主义的制备方法开始，逐步形成了一套程序上标准化的制备方法（见图4-1）。

图4-1　新药研制的标准化流程

和中药相比，通过这一流程制备的药物，其疗效可确认，安全性可核查，一种药物分子对应一种病症。虽然制药的哲学仍然属于经验主义范畴，但是通过这个流程，所制备的药物能够对病症起到可以预见的控制和治疗作用。

西药新药研制过程，是一个从知识创新到技术创新再到财富创新的完备过程。这个过程都是在严密的科学论证和实验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多回合的临床实验和纠正，反复验证新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剂量配置，充分保证药物真正能够治病救人。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表现出了极强的社会进化力。较强的社会好奇心让西方人充分关注病理的自然属性，并通过科学实验和有效的纠错机制，探究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较高的社会公平环境让西方人能够公正的分配新药研发资源，并构建出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新药评估机制，让真正有效的良药进入医疗领域；良好的社会成员素质，让西方人建立了一个牢固的社会公德基础，将新药研发和生产建立在以治病救人为前提的社会公义之上；较强的制度弹性让西方人能够建立起一整套规范新药研制行为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监管体系，并确保能够有效的实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社会进化力环境下，引起疾病的病理不断被发现，治疗疾病的新药不断被研发，医药与医疗也会随之不断产生出新的产业细分领域。

【注释】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页。

[2]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科学进化史》，李斯译，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4]见维基百科“资本主义”条款。

[5]威廉·鲍莫尔等:《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刘卫等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6]本部分内容的一些观点引自杨杰:《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和环境》，《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2年版。

[8]杨杰:《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和环境》，《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