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西方人财富观的六大社会运动

二、锻造西方人财富观的六大社会运动

西方人的财富观也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由于西方文化有科学和民主的传统，经过中世纪后历时三百余年的六大运动，以理性、规则、合作、诚信、创造为特色的现代财富观逐步形成。六大运动是西方人的财富观形成和素质提升的熔炉。这六大运动是:

其一，地理大发现。在15—16世纪，欧洲的航海家进行了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越洋探险。1418年，葡萄牙亨利王子带领船队到达非洲。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497年至1503年，航海家达·伽马实现从里斯本经好望角到西印度的往返航行。1519年至1522年，航海家麦哲伦率船队实现了首次环球航行。这些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是，在中国传播这些故事时，许多背景情况被有意或无意地隐去了。首先，是探险的目的。航海家都是着眼于获取海外传说中的财富、粮食和奢侈品，或者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其次，这些航海探险活动，没有得到政府国库的资助。航海家对探险的目的地和航行方案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研究，预测此行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财富，游说社会投资人对探险活动进行投资和资助。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探险，是在经过了八年时间和多个国家的艰苦游说之后，得到西班牙女王的私房钱资助而成行的。这种机制是现代风险投资的雏形，有些探险的投资人赚了很多钱，有些则亏得不名一文。第三，是追逐风险的偏好和驾驭风险的技能。毛泽东同志曾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对一个成熟的社会来说，公平地追逐财富最佳的机会就在未知的领域，但未知领域一定是和风险相依的。当航海家驾驶着靠风帆驱动的木船，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缺少精密导航设备，目的地的位置不知道，航路上会遇见什么也不可预知，忍受数月乃至数年的枯燥的航行，而毅然决然扬帆起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和情怀！

其二，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发源于13世纪的意大利，盛行于16世纪的欧洲各国，是改变欧洲、影响全人类发展路径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涉及绘画、诗歌、歌剧、雕塑等众多领域，崇尚真善美，启示人们发现生活的美好。这个运动的一个历史后果，一方面，使得欧洲人从为上帝而活着转变为为自己而活着，从重视来生转变为重视今生，从而让人们的消费期望上升，成为诱导市场需求增加的基础；另一方面，使得欧洲人打破神学思想桎梏，走上追求真理、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形成了有利于创新的社会伦理和人文素质。

其三，社会启蒙运动。社会启蒙运动中普及的“天赋人权”观念和社会契约的观念，让欧洲社会的人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契约精神的核心是权利与义务相平衡，或者说得到与付出相平衡，没有单方面的权利或单方面的义务，也没有单方面的得到和单方面的付出。人们要主张人权，就要履行人权相对应的义务。这样的平衡感，使人们的价值观以独立为荣，以依赖为耻，使社会公平和理性竞争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各种社会伦理、规则和制度都精益求精，充满理性，非常公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人情社会传统，还在发挥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力。如果有人情圈子，什么事情都好办，不符合条件的事情也能办，后门总是比前门通畅，造成我们的社会只有形式上的竞争，其结果在竞争之前都预定好了。这是中国市场被扭曲、优胜劣汰被关系制胜压倒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都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情圈子，不容忍独立人格，不鼓励个人奋发图强，也就很少有万马奔腾、人才辈出的局面，所以人情圈子至今还在腐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其四，宗教改革运动。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中说，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浸礼派这四种历史上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虽然在教义上有差别，但是有共同的伦理，即对上帝恩宠的渴望。世上只有一部分人能被上帝选中为恩宠对象，死后上天堂，不被上帝选中的人死后下地狱。信徒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把禁欲主义注入到世俗行为中，因此信徒的世俗行为非常理性。上帝的意旨是要人们努力做好他为人们安排好的社会劳动，做得越好，就越能增加上帝的荣耀，所以辛勤工作是一种天职。善行是获得救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对自己禁欲和对他人行善要结合起来。强调良知正义，认为道德有瑕疵的人不可能获得上帝的恩宠，这逐渐演化为资本主义重视诚信的精神。所有的财产都是上帝托付给世人管理的，人们必须老实本分地对每一分钱负责任，包括尽力保住并增加财富。新教禁欲主义反对人们挥霍享受财富，只认可依靠个人在世俗职业中竭尽全力、理性组织劳动所获得的那一部分。这样，尽可能多地赚钱被当作一种必须履行的天职，而赚钱的目的并非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

这样的教义，通过对人们的思想意识有根本性影响的宗教体系进行传播，使人们辛勤地、理性地、有道德地去创造财富，这是社会成员建立以创新作为创造财富的手段这一财富观的伦理基础，因为以创新的手段去创造财富，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机会的基础之上唯一的、公平的、可持续的创造方式。尽管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生产过剩的危机，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要建立在新教伦理基础之上的社会共识在起作用，出现的问题通过持续的创新终究可以解决。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新教伦理有些转化为制度和法律，有些转变为社会观念，有些经过历史的积淀成为个人行为准则，对西方人维持整体理性以创新创造财富的方式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时至今日，中国也走上了创造财富的道路，中国人只是具备了获取财富的主观愿望，掌握了初步的方法，但是由于缺少类似新教教义的伦理对社会全体成员的约束，使得中国人对创造财富的路径创新积极性不高，毕竟路径创新既是有风险的，也是辛苦的，路径创新不如模仿来得轻松，这是中国的财富创造主要依赖垄断保护和价格竞争的原因，也是创新水平难以提高的基本原因。

其五，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对于创新体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所有技术进步的源泉。回顾科学革命的历史，就可以对自主创新涵义的理解更加准确。笔者在读大学时，在学完物理学之后，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就提过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知识量超过了牛顿吧？为什么他有宗师的地位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无心之问，当时还真无法回答，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有了一些感悟。科学革命不仅是贡献了知识，它还提供了用新角度认识事物的哲理，和提炼、展示真理的系统方法，以及在谬误的背景中冲出误区的能力和勇气。正是知识之外的那些东西，才是宗师和凡人之间的区别。科学革命不是凭空而起的，而是掌握了科学方法的宗师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发现真理的集合。

近代天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正是说明了这点。古希腊天文学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个模型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前，能够满足编制历法的需要，与大部分的天文观测基本吻合。直到哥白尼时代，积累了大量的行星观测数据，“地心说”难以解释“行星逆行”现象，哥白尼于是提出了“太阳为中心（日心说）”的假说。在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夜空开创了天文学观测的新纪元之后，假说经过第谷历经二十余年的观测数据记录、开普勒的数学模拟，行星观测数据不合的问题在哥白尼假说下得到了解决，特别是牛顿用万有引力假说和数学原理，使行星轨道能够定量化研究，行星运动有了物理学解释，“太阳为中心”才具备了科学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观测了大量数据的天文学家第谷本人并不相信“太阳中心说”（当然他并没有反对），因为他认为如果地球在围绕太阳运动，在地球上的人应该能够观测到恒星的周年视差，而他的观测没有发现这个视差。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恒星离我们太远，周年视差太小，第谷的观测精度不足以发现。直到周年视差被观测到，日心说才被所有的人接受。

对火和热的认识则经历了纠正谬误的过程，当时流行的理论是“燃素说”，即可燃物质中含有燃素，认为物质在空气中燃烧是物质失去燃素，空气得到燃素的过程。燃素说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因此很多化学家包括普利斯特里和舍勒等人都拥护这一说法。普利斯特里更是将自己发现的氧气称为“脱燃素空气”，用来解释物质在氧气中燃烧比空气中剧烈。但是燃素说始终难以解释金属燃烧之后变重这个问题。拉瓦锡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即认为物质的燃烧是可燃物与空气中某种物质结合的结果，这样可以同时解释燃烧需要空气和金属燃烧后质量增加的问题。但是，此时他仍然无法确定是哪一种物质与可燃物结合。他直接加热氧化汞，发现一种气体，普利斯特里认为这种气体就是他所发现的“脱燃素空气”，拉瓦锡将其命名为氧气，并正式阐释了自己的氧化说，认为燃烧是物质和空气中约占五分之一的氧气反应的结果。拉瓦锡将很多实验结果通过他自己的氧化说和质量守恒定律的理论进行了圆满的解释。这种简洁、自然而又可以解释很多实验现象的理论系统完全有别于燃素说的繁杂和各种充满炼金术术语的化学著作，很快产生了轰动效应。到1795年左右，欧洲大陆已经基本全部接受拉瓦锡的理论。这个过程说明定量试验和理性思维的重要性。欧洲科学革命中类似这样从谬误到真理的案例还有很多，只要有定量试验和理性思维，而不是不顾事实地靠权威压制异己之见，谬误就一定会得到纠正。

布伦诺斯基^[3]认为，科学发展史中有一种进化的力量，“提出一个不太合适的问题，你就踏上了拿出合适答案的道路”。现代科学在西风东渐后被引入中国，但是目前愈演愈烈的“剽窃风”、压制不同意见的“学阀风”、分配科研经费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伦理准则不能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这些现象如果得不到根除，将难以获得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进化的力量”。

其六，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对于什么叫资本主义，学者们的意见是五花八门，并不统一。我们主要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进行考察和研究。按照韦伯斯特词典^[4]的定义，资本主义是指“一个由私人或公司拥有资本财产的经济系统，经由私人的决定进行投资而非经由国家的控制，以及价格、生产、销售产品主要都由自由市场所决定”。政府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是间接调控而不是对经济微观行为的直接审批和管理。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可分为四种^[5]形式:国家导向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企业家型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共同特点是:企业家是企业的核心，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市场的公平正义依靠市场主体的诚信自律和法律法规的规范共同来保证，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职，只不过追求利润的手段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新教伦理准则。政府主要通过货币手段、税收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控，通过司法体系和行政体系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严加惩处。这样，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构成了一个平台，让企业家在这个平台上施展才华，进行竞争，提供“观众”，即社会成员所需要的物质文化的需求。这个平台是公平的，这意味着成功者能够功名成就，而失败者可能就一文不名。所以公平的另一面涵义就是残酷，残酷性迫使成功者保持头脑清醒，也迫使失败者进一步修炼内功，以图东山再起。因此，这样一种经济制度迫使所有的企业家积极进取，像一个“散养”的鸡场，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

以上六大运动，构成了西方人财富观的基础。文艺复兴运动和社会启蒙运动是人文基础，使西方人大都具有独立人格，具有自立、自主和进取的精神，正是主流的社会意识是通过个人奋斗走向成功，以依赖他人的庇护和裙带提携为耻，所以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切实得到保障。地理大发现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基础，使西方人对眼睛暂时看不到的领域保持强烈的关注，对通往未知领域的风险练就了高超的驾驭能力，而驾驭风险是走向创新所不能缺少的素质。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遗产是，当一个细分市场趋于饱和时，西方的企业家就敢于和善于开辟新的市场。宗教改革运动是道德伦理基础，驱使人们去创造财富但不挥霍财富，去面对竞争保持诚信和良知，对自己禁欲和对他人行善有机结合，使整个社会能够依靠社会成员的自律而理性运行。科学革命是创新的方法论基础，贯穿其中的重视实验观测、重视工具运用和重视理性思维方法的科学精神，既是提供技术创新的不竭源泉，又是纠正谬误、逼近真理的可靠机制。市场经济制度成为让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公平舞台，让创新成为创造财富的手段。这样的财富观是理性的、公平的、可持续的。

在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让社会主流人群具备类似的财富观是必不可少的基础。遗憾的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规划中缺少这样的布局，这使得笔者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前景充满了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