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未必有好结果

曹操患了头脑疼痛之病，寻遍良医，但都不能治愈。一天，华歆向曹操讲述了神医华佗技术如何如何高明。于是，曹操派人星夜去请来华佗，请他治病。华佗诊脉视疾后对曹操说：“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仅仅靠服汤药是不可能医治好的。我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先让你饮麻沸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这样大王的病就可以好了。”曹操听罢大怒道：“你要杀我吗？”华佗说：“大王听说过关公中毒箭，我替他刮骨疗毒的事情吗？关公当时面无惧色。现在大王患了这种小病，为什么这样多疑呢？”曹操说：“臂痛可刮，脑袋岂可砍开？你一定与关公有情，想趁此机会报仇。”于是令左右将华佗投入大狱。一代名医就是这样屈死狱中。曹操因多疑而死于顽疾，华佗因不善变通而死。

曹操多疑是老毛病了，当年杀吕伯奢全家，后来赤壁大战前夕杀水军都督蔡瑁、张允，都是多疑造成的悲剧。此次怀疑华佗，有曹操多疑心理的原因，也有一些正当的理由，曹操本来不认识华佗，谈不上深交，也谈不上浅交，曹操有理由不相信华佗，既可以不相信华佗会真心为他治病，也可以不相信华佗治病时会不失手，开颅与替关公刮骨绝对是两回事，一旦失手，关公损失的是一只胳膊，而曹操损失的是一条性命。

华佗之死，他自己也有责任，他以好心给曹操治病，但是没有用脑子分析其好心是否能实现，是否有好的结果，病人是否相信你，你的方案能否实施，他的医术虽然高明，但是他不了解人性的变化，更不会变通，好心反遭其害。

好心人办错了事，好心人没好报的情况常见。

第一种情况是好心有余但力不足，超过了自己的能力，好事就会向相反方向转化。

我们身边有一些热心人，喜欢给人家帮忙，但不考虑自己能力的大小，一味大包大揽，帮到一半帮不下去了，耽误人家的事不说，一片好心却得罪了人。一个人有多大能耐就办多大的事。千万不要因好心太大，能力太小，而适得其反。

我们身边有一些热心人，好心好意想让老百姓致富脱贫，但是却做了力所不能及的计划，好心没有好结果。北京有一个村子，村党支部书记想让本村群众过好日子，看见别的村做钢材生意发了财，自己也带领一批人四处去联系货源、联系买方。一年下来，钱倒是花了不少，可是一笔生意也没做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做钢材生意，他们与钢材一点边儿都不沾。后来高人指点：“你们村不是有一座大山吗？那山上的石头不是可以烧成水泥吗？”一语点醒党支部书记，找到了他们村发挥优势的拉动点，办起了水泥厂。恰逢那几年水泥紧俏，水泥厂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由于有了这个水泥厂，一系列配套行业也相继办起来了，如水泥纸袋厂、运输车队等。从此，村子彻底脱贫，成了那一带的先进村。

好心人办事必须量力而行，我们做好事时，除了考虑自己的善良意愿之外，更要考虑做事的方法和最终的结果，要有能力和手段让自己的一片好心有理想的结局。

第二种情况是好心帮了倒忙，愿望与效果不统一。

发奖金好吗？当然好，发奖金能刺激人的积极性，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如果奖金发得太多、太勤、太细，就容易诱发人们不满足的心理。如果奖金发得不合理，就容易造成人们的不公平感，一旦心理不满足，一旦产生不公平感，就会滋生怨恨。

中国有许多好心的父母对孩子宠爱过度，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不但应有尽有，而且愈加高级；活儿一点儿不让干，苦一点儿不让吃。孩子在生活方面一点挫折都遇不上，但是，孩子这一辈子还长着哩，早晚要离开父母，长大以后下岗了怎么办？闯世界遇到苦难怎么办？遇到天灾人祸怎么办？很多情况下，好心的爱却可能成为一种伤害。

第三种情况虽然以好心办事，但不合时宜，超越了时代现实。

清末的光绪皇帝搞“百日维新”时确实有好的愿望，但他操之过急，他忘记了中国是一个封建思想统治了几千年的国家，从慈禧太后，诸位王公大臣，到众多的普通百姓，均对改革有很大的阻力。光绪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百多天一下子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光绪由于不善于变通，结果好心办了坏事，自己也成了一位悲剧人物，年少夭折。

说话需要合时宜，做事需要合时宜，改革需要合时宜。慢了不好，过快了也不好，卡缪说过：“如无变通的智慧，出发点是善意的事，极有可能造成比恶意更大的灾害。”合时宜，会变通，好心才能办好事。

第四种情况是好心帮忙却帮不到点子上。

人家需要他点拨一下即可，他偏要包办代替，一帮到底，好像人家低能弱智似的，他辛辛苦苦做了事，人家还老大不愿意。人家需要的是实在困难时的帮忙，他却不管什么情况下能伸出手帮忙，忘了“斗米恩，升米怨”的道理，凡接受过他帮助的人，不管自尊心强弱，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那就是他们不愿意将他的帮助当成一种精神负担。一旦他们感到精神负担过大，很可能感谢转化为埋怨。

好心人办事不一定有好效果，思路正确，会变通才有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