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李”运动与漂泊的日子

2005年3月21日（周一）一早，姜继增在新旧两位董事会秘书李某和张某的陪同下进入了位于凤凰岭下的利德华福公司基地。

我五年工作的所有文档、资料全部整整齐齐放在几个橱柜里，包括公司的技术文档备份的硬盘，我没有动过它一个指头。我没想过给他们制造任何麻烦，没想过带走任何文件资料，没想过做任何的手脚，一页纸也不需要拿。

我写了一份三页纸的工作移交清单，将一切该交代清楚的事项一一列出。无论我的心情如何，无论别人此时可能会怎样做，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我要信守职业道德和工作原则。姜继增及两位随从都没有讲什么话，没有感谢此时此刻我仍然具有的诚实、认真和一丝不苟。我们在移交清单上签了字，各自一份，握手告别。

不用说，公司的账目在此之前早已来人翻查许多遍，恨不得找出李玉琢的一丝破绽。

3月30日，鸿商投资的人力资源总监从上海给我发来四页纸的传真件——《李玉琢先生收入情况确认清单》。

4月26日，在张少清、舒鹤栋、吴洪林（上海视频）的见证下，大股东于波就善后事项跟我签了一份《会谈纪要》。于波同意补偿我半年的工资。账算清了，人也可以离开了。

离开之前，我写了在利德华福的最后一张大字报——《临别的话》：

各位同仁，由于复杂的原因，自“五一”长假之后，我就不再到利德华福上班了。掐指算来，我在这个叫利德华福的企业干了五年零六个月，与大家一起拯救了一个企业，成就了一个企业，干成了一件方兴未艾的事业。对此我很满足。

临别时有两句话。

第一，务必珍惜利德华福得来不易的成果。我们用心血、智慧、技术、劳动，还有牺牲、工作激情开创了一个新的产品时代，成为这个行业代表中国民族产业的旗帜。愿这面旗帜永远飘扬。

第二，要格外小心和谨慎。这是一个不太允许犯错误的行业，我们只处在半山腰，要花比过去更大的力量才能前进一步，我深知此中的难度和危险。

我不干了，你们还得奋斗。衷心祝福你们。

本想写点精彩的话，却写不出，也许已经耗尽了力量与才气，或者把精彩留给你们吧。

离开的那一天，我让司机开着车将阳坊基地的里里外外转了一圈。2003年底我在一张纸上画出的轮廓草图已经成为现实，灰白色的拐把状厂房宽敞大气，咖啡色贴面的四层办公楼庄严肃穆，门前的18棵法国梧桐也是我亲自选定的，那块刻有“实”字的30吨的大石头是我从京密运河边买回来的。基建期间，每天上班之余，我有空就跑到工地看看。每次出差，先不回家，也要跑到工地。我的手摸遍这里的一砖一瓦，我的脚踩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养育一个孩子也不过如此吧。

可是孩子，再见了！新建的办公室我一天也没有坐过，就交给了别人。我的心很痛，但我必须装出洒脱的样子。苦心经营了五年半的利德华福本来打算作为我退休之前的最后一件作品，不想事到中途，风云突变，在忍辱与离开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很快，擅长政治斗争的继任者在利德华福开始了以李玉琢划线的所谓的“清李”运动。

不由分说，先将没有明确表态、有可能中李玉琢的“毒”太深的干部先后免职，财务总监董连才、生产总监王植柄、行政总监王学旺都在此列。不管你的工作是否胜任，表现是否优秀，顺我者存，逆我者去，毫不留情。

接着，新的董事会秘书在员工大会上公开我的工资状况，这是我的隐私，也是我个人与大股东于波之间的协议。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挑拨广大干部员工与我的关系。让人觉得大股东对李玉琢不薄，李玉琢是占了大便宜离开的。

再接着，凡是留有李玉琢痕迹的地方都要去掉，比如门前立的那块刻有李玉琢一首诗的30吨重的大石头挖出丢掉；李玉琢在利德华福写的教育干部员工的书不得再印刷，已经印刷的封存起来；有一幅李玉琢为技术文档室题字裱成的条幅被摘了下来。记得那题字的内容是：“设计无文档存，如树木之无根；文档非标准化，则产品难以复制。”

总之，似乎李玉琢在利德华福的五年多不是在挽救企业，并为企业增了值，扬了名，而是一个罪恶深重、流毒深广、万恶不赦的“罪人”。我的经历让我知道，一段历史，一个人的好坏是可以被无耻的人随意编造的。

我有那么坏，那么可怕吗？天变了，好人成了坏人，是非随意颠倒。

在我要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新任的董事会秘书提出，要我重新签一份“竞业禁止”的保密协议。我说，2003年初签第二任期三年劳动合同的同时已经签过一份这样的文件。他说不行，那一份协议的法人主体是“利德华福技术有限公司（民营企业）”，2003年底改制为“利德华福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外资企业）”，两者性质不同，名头不同，保密协议必须与后者再签才有效。

他们不仅剥夺我在利德华福工作的权利，清除我的影响，还想在一定的时间内不让我给他们造成麻烦，想得可谓周到。但五年来，我在利德华福留下的，在这个行业留下的，在大家心中留下的，所有的一切，他们抹得掉吗？

9月8日，在妻的陪同下，在亚运村的一间咖啡馆里，与利德华福原董事长许军和新董事会秘书再次见面，新董事会秘书拿出两份早已准备好的协议文本要我签字，当我看到“竞业禁止”的时间仅仅为一年（2003年的那一份“竞业禁止”时间为两年）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写下自己的名字。

一年后，当有人想拿这份协议发难的时候才发现，竞业禁止的时间才一年，于是说是我自己篡改的，十分可笑。

退股的话是我在董事会上说的，不好反悔。

有人会说，你真傻，为什么退股，就放在那里，死扛。你创造的价值不能白白地放弃了。之所以要退股，基于以下四个原因：一、不相信他们的为人。二、不大相信他们能搞好企业。三、在我离开利德华福后，许军曾电话里这样威胁过妻：改制后的利德华福注册在维尔京群岛，李玉琢的股份我们可以让它分分钟变成一个零。对于他们，这个话我信。四、我必须把可能用来养老的钱攥在自己手里。

后来许军纠正说，股份是不能退的，只可以转移。一个多月后，传来消息，大股东于波可以考虑接受我的股份。

接着跟我算公司的价值，请相信董事会秘书及鸿商的人们在这个方面具有敲骨吸髓的能力，他们没有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做客观地评估，更没有考虑企业已经取得的巨大的无形资产，他们七扣八扣，让我的13.3％的股份所剩无几。为了尽快地与他们不再发生关系，我忍痛同意他们对我的劳动价值的无情剥夺。就这样有限的一点钱，他们吱吱扭扭半年才给完。我把这点钱当做自己今后的养老钱。

此时你才看清楚，曾经一起共事五年多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此时你才会明白，在鸿商投资的那么多企业中，为何只有利德华福幸存下来？此时你才会认识，为何利德投资和鸿商投资办了十多年，最后只剩零落有限的几个人（李海、许军不久也先后离开）。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不及时脱离他们，以他们的行事方式，有一天也许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于波问我为何不懂企业政治？他们所谓的企业政治如果指的就是一些乌七八糟、颠倒是非、不择手段地捞钱、整人的东西，我对此深恶痛绝。我亲历过十年动乱，对于什么是残酷斗争，刻骨铭心；在我经历过的企业中，也见识过可耻的争权与夺利。正是这一切教育了我，让我知道追求财富和获取幸福不能靠歪门邪道，不能靠损人利己，更不能不顾一切。

人在做，天在看。

2005年的5月1日之后，三十多年不间断的工作，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我有机会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也需要一点时间平息我愤懑的情绪，但不可以无所事事，无事可做只能加剧恶劣的心情。

我感到一种没着没落的空虚，每天不知做点什么才能打发我无边的惆怅。

妻知道我的难受，陪着我到三元桥附近的4S店买了一辆皇冠3.0，让我用学车打发痛苦。半个月之后，当车的里程在2000公里左右需要提速冲气缸时，在上庄水库北边的一个无人无车的半截道路上，我以180公里的时速差点与突然拐出的一辆卡车相撞。两车擦肩而过，瞬间我冷汗渗出。惊魂未定的我将车停在一处路边，想着就在此前瞬间自己差点车毁人亡，粉身碎骨，不禁一阵战栗。春风拂面，望着车窗外的绿树，青草，野花，房舍，反复问自己：人生真的如此脆弱吗？

妻此时提出，你不是早就想总结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的工作吗？写一本书吧，我给你联系一下报社曾经的同事们。我没多思考，就说好。

不久，同道新文（出版商）的朋友们来了，初步确定主要框架后，开始大量的录音。

我开始回忆、叙述18年企业工作的经历和故事。回家翻箱倒柜，找出20多年来保存下来的资料和文件。那么多事情和感受不断涌上心头，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半年之后，他们将草稿给我，我又起早贪黑开始大量的修改、补充和回忆。一个春节都搭进去了。

这是一项从未体验过的繁重的劳动，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我陷入一种癫狂痴魔。脑子里成天想着这个事，那个事，不由自主。半夜三更想起一个事，一句话，一个词，或者一处不当，就立即打开电脑写上，唯恐忘了。即使出差在外，想起什么，也赶紧掏出笔记在随便什么纸上。书基本定稿时，我的颈椎病得上了，眼睛严重老化。

同时我又觉得很庆幸，在这个年龄，我的记忆力还正好，如果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来写，也许早已记不清楚了。也许这是老天有意的安排吧。

别说，这项工作对于平复情绪，转移注意力，的确作用甚大。人说愤怒出诗人。在大悲愤时写书，常常会思如泉涌。

不久哈尔滨一家企业的女总裁找到我，希望我加盟他们的企业。他们本是做蓄电池的，近几年也开始做高压变频器。于是我到哈尔滨考察她的企业，还见过她的董事长丈夫。我最终没有动心是因为，我不大喜欢夫妻共同掌权的家族企业，他们也许会让我无所适从。而家乡鸡西的企业状况，也让我对黑龙江办企业的社会环境存在疑虑。

我有过做咨询的打算，觉得这要比加入一家企业更有价值，以自己操作企业的经验和能力可以帮助更多的企业成长起来，而且我自信会比大多数所谓的专家教授们空口忽悠更有实效。

为此我专门飞到深圳，联系早几年从华为离开的副总裁胡红卫，听说他搞企业咨询做得不错。有请教取经的意思，也想试一试自己这方面的价值。胡红卫的公司当时有二三十人，主要做研发、生产组织与人力资源方面的咨询，每年收入近二三千万，基本是无本生意。他对自己公司的发展比较满意，但对于我这样的人出来做咨询却并未置一词。

我问自己，胡红卫可以做我为何不可以做？57岁的年龄还要继续给人家打工吗？但是一想到自己除了几十年的企业经验并无咨询业理论方面的知识，便不那么自信，尽管补上这一课对我并不一定那么困难，但补上这些东西有实用价值吗？我犹豫不定。

我想起《变频器世界》的主编刘强，打电话请他帮我出出主意。

作为多年的朋友，他在得知我的事情之后，曾抱不平地给于波打过电话，希望不要让李玉琢离开利德华福，他认为那将是中国高压变频器行业的损失，于波当然不会听他的。除他之外，忘年交华贻芳也要帮我出头，都无效果。

其实这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别说于波不答应，就是答应了，我肯定不会回去。我不甘心离开自己用五年时间开辟的高压变频器行业，但我并不认为只有利德华福能成就这番事业。

不久刘强推荐东莞的一家叫做易事特的企业给我，老板叫何士模，企业做各类电源设备，说他们需要我这样的管理者。毕竟在华为、在利德华福做过电源，对这些东西不陌生。那个时候我只想躲到一个偏僻的安静的地方好好将息一下，偷偷舔舐自己的伤口，没怎么想太多就答应了。

何士模十分热情，在东莞最好的社区给我租了一套房子，每天亲自驾车接送我，一天三顿与他的家人共餐。

在那里我工作了18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困兽，上班时还好，但下班之后就被无边的寂寞包围着，想吃饭附近找不到一个像样的饭馆，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也找不到。附近虽然有一个著名的高尔夫球场，但我不可能老到那里去溜达。偏僻与寂寞竟如此可怕，实在难以忍受。我在易事特半年经营大会上作了一次演讲之后，便抱歉地向何士模提出离开。

2005年的九十月，辽宁鞍山的一家企业找到我，请我做他们的顾问。总裁也毕业于清华。到那个企业去要先飞到沈阳然后再坐一个半小时的车，不那么方便。他们的主力产品SVC（电网无功补偿设备）我并不熟悉，而他们的高压变频器刚刚起步。那年的国庆节前，我帮助他们请了工程院的顾国彪院士到铁法的小青矿主持了一次提升机变频器的产品鉴定会，便不再去了。

这个企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居然一年到头不开高层会议，几乎靠总裁一人的单线联系。企业是一个相互合作的整体，缺乏沟通和必要的合作能把企业办得好不那么容易。我当时唯一的建议是改变这样的行事方法。东莞孤独的阴影在我的心里还未完全散去，我担心再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也免不了这个结果。

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我除了抽出时间写写书，就是到邀请我的许多企业考察，其中不乏过去竞争对手的企业，他们对我的友好态度以及尊敬让我认识到自己过去“不以对手为敌”的做法的正确。同时也看到，大多数企业即使以我的眼光，管理有水平的或者有点特色的极少，有点味道、有点层次、有点追求的更少。

他们大都不重视基础管理，不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更不要说有意识地培养干部。他们大都急功近利，注重快和大，很少在质和实上下功夫。他们对产品质量不大讲究，更少讲工作质量，研究企业质量的几乎没有。这些企业尽管也能做些生意，也会有所发展，想走得更远些，做得更大些，办得有吸引力，成为所谓的百年老店，那是不大可能的。

企业是什么？企业是人们同心协力、分工合作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分享成功、追求幸福生活的舞台，非此则不能说是高层次的理想的企业。

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三个企业是被我的乌鸦嘴说中了的。

一个是李一男离开华为后办的金色港湾公司，企业就在上地开发区软件园，离我家十几公里。有一次见面，当他说用的都是投资者的钱，无所谓的时候，当他说企业管理的事他不管，完全交给另一个更缺乏经验的干部时，我知道他危险了。

曾经有大学同学当着我的面，夸奖李一男的企业如何如何，我告诉他说，未必，还要等着瞧。后来金色港湾在市场上公开与华为竞争、火药味很浓时，我曾劝过李一男：以港湾目前的实力恐怕不该如此张扬，而且无论怎么说，华为对你不薄，还是低调为好。如果愿意和解，我可以向任正非转话。李一男一口回绝。不久港湾被任正非收编，李一男也被“吊起”两年。

另一个企业是清华大学企业集团投资办的比威。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宋军曾到深圳请我主持这个企业，我没有接受，而是加盟了利德华福。由于我的几个大学同学是这家企业的高层，我曾被邀请参加过他们的一次总裁办公会。完全的神仙会，东拉西扯，没有主题。会后我给一位同学发了这样的短信：一、如果你们就是这样开会的，你们高层的素质让人失望；二、如果你们的企业是靠这样一些人领导的，企业前景堪忧；三、如果这就是你加盟的企业，劝你早作打算。果然三四年之后，累计1.5亿元的投资被糟蹋光之后，企业也黄了。

我的爱人曾经参与朋友办的一个公司，我曾劝她不要参加。她问为何不可以，我说：你不参加，你们还是朋友。参加了，你就是他的属下，你会不习惯，他也不习惯。另外，背后的投资者投资这个公司目的有问题，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搞不下去。她没听，参加后仍然像朋友那样什么都敢说，觉得是真心帮朋友。后来果然搞得不愉快，公司没有两年也黄了。

有人提倡人人创业，以为办企业很容易，我干了一辈子，觉得办一个像样的企业很难；有人说管理一个企业很难，我说，说难也不难。企业目标可以远大，但一切从基础工作做起；任何事都做到位，做扎实，不糊弄，不存任何侥幸心理；用心培养干部，激励员工不只用钱；向高标准看齐，但不可急功近利，相信水到渠成；把别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来做，你就会渐入佳境。

2005年的年底，《变频器世界》编辑部与广东自动化协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企业家论坛在深圳举行，我这个闲散之人也受到大会的邀请。在那次大会上，我这个漂泊七个月的人居然被一致推举为行业唯一的“年度风云人物”。

举起水晶奖杯，感慨万千，我被个别人抛弃，但更多的同行们记得我，五年半的奋斗得到了人们的肯定，还有比这更好的奖赏与安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