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君立
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的邻座是一个新入学的研究生。一路上攀谈起来，倒也免去了旅途的寂寞。
他大学毕业进了一家新成立的央企，工资是每月五千多元，其他福利也极为优厚，每天都无所事事。他们公司基本人人都有公车开，每人在开发区和老城区至少有一套内部集资房。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共产主义吧。
这是一个智商很高的典型的理工科毕业生，但中国的学校教育使他走上社会后感到处处迷惑。他曾设法从一些哲学思想类的书本中找到解决办法，甚至他曾被一部电影感动了——《1900》。他认为“1900”面对功利的诱惑拒绝踏上喧嚣的陆地是非常牛逼的事情，而与一艘船的共同沉没简直是英雄壮举。“城市是那么大，大得看不见尽头。当年我走下船舷，穿着大衣，觉得自己很神气。我有决心有信心有把握……我停下脚步，不是因为我所见，而是因为我所不见——连绵不绝的城市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尽头……只有八十八个键的钢琴可以奏出无限的音乐，而有无数个键的钢琴，只属于上帝。”
工作了两年后，我面前这位“1900”在所有人的惊诧中毅然递上了辞职报告。
余杰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对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们演讲:“一个人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把自己后半生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同样，“1900”认为目前的工作让他感到人生特别无趣，犹如一只掉进面缸中的老鼠，不愁吃不愁喝，混吃等死，竟然一眼就可以把一辈子看到头:娶个老婆，生个孩子，领着很高的工资，清闲地喝水放屁，等着下班等着退休，然后等着追悼会。
“1900”的辞职不仅招来了公司上下的不解和责难，也使负债供他读书的农村父母盛怒之下几乎要跟他断绝关系。对出身贫寒的所谓“普通老百姓”来说，有饭吃，吃好饭，吃官饭，发钞票发房子发老婆(工会介绍)养老送终，这简直就是进了天堂了!
“1900”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北上的路。孤单的身影背后，几乎没有人为他送行，更没有人替他祝福。
什么是生活?对这里争来抢去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遥远的命题。在这里，没有多少人将自由作为生活的要素。据说在穆斯林文化中，猪是贪婪肮脏和欲望的不祥之物。在中国，吃永远是第一位的，所谓“民以食为天”。而猪栏的理想正是中国最大众的普遍追求。一头特立独行的猪在这里只能是落荒而逃。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所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那年圣诞节，一个叫晓琳的重庆女孩跳楼自杀。她的母亲是养尊处优的处级干部，对女儿自食其力收入微薄的白领生活极其不满。晓琳在母亲逼她加入终身制的黑领时选择了自杀。这个可怜的女孩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说过不会去那些地方一张报纸一杯茶地混日子，你一定要我去，除非我死。”
一个要生存，即使富裕了还是要以满足贪欲为目的的生存。而另一个要生活，即使收入微薄，也要一个堂堂正正干干净净自由自在的生活，最后生存扼杀了生活。史铁生曾说:“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赋予生存以意义才是真正的生活。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人本是向往自由的，但人更害怕孤独，所以最终人们都逃避自由。生活是人生的超脱，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充满惊喜与选择，也充满艰辛挑战和思索迷惑；而生存则简单得多，活着就行，最好像猪一样活着，吃好穿好住好睡好，好活，好死，就跟没来过这世界一样……生活就这样失踪了。
朱德庸说:现代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都希望成为一个有钱人，而不是成为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是一种反叛，是对生存的反叛，是对身体的反叛，是对平庸的反叛，是人对动物的反叛。反过来，生存则是对人的反叛，是对自由的反叛，是对未来的反叛。生存扼杀了关于人的创造力和一切关于美好的想象力，让人生无趣无聊、低级愚蠢、腐败堕落。如果你还会觉得无聊，说明你还在生活……或者生活在提醒你，提醒你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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