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
读书不能读死书，用兵不能用呆兵。不因循旧法，不拘泥书本，择善而从，灵活变通。
光复天京后，为了解除“功高震主”给清廷带来的忧虑，曾国藩除了推功让美、裁军自抑外，还故意制造所谓“曾左不合”的假象，给人造成湘军内部不团结、成不了大气候的感觉，以减轻朝廷的猜忌。
世人大都认为“曾左不合”，时常龃龉。其实二人的关系并不一般，之所以二人常常发生意见不合的情况完全是性格使然，二人都是通读经史的人，自然不会为一些小事真的翻脸。应该说，二人的私交之厚，远非一般人可以想象———意见相左时，他们可以争执于公堂，下了公堂，则又握手于私宅。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理解两人在互相揭短之后又在仕途上相互支持———曾国藩一再地保举左宗棠，左宗棠也于危难之际挽救曾国藩的事业。
曾国藩在靖港之战中大败而走长沙，左宗棠讥其狼狈。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讥讽十分不满，但这也只是性情之语，并不能说明二人有多大的不和。被后人风传为曾左断交的湘军破金陵一事，也不能简单地从表面评断。传说当湘军攻破金陵后，曾国藩上奏说洪秀全之子洪福瑱积薪自焚而死，太平军遗党则被尽数斩杀。但是左宗棠得到的情报是，洪福瑱已率余部逃往湖州，便函上奏《攻剿湖郡安吉踞逆叠次苦战情形折》，报告说有十余万太平军借“伪幼主”之名在湖州一带活动。皇帝看到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悦，认为他谎报军情，下谕追查此事。曾国藩再具奏折，向上申辩，并将奏折抄录一份，送左宗棠照看。世人皆以为此事为二人相互攻讦，已然断交，而其实大有不确:虽然左宗棠的奏折表面上看是参了曾国藩一本，给曾国藩套上一个欺世冒功的罪名，但实际上，左宗棠的奏折含糊甚多，皇帝真的给曾国藩定罪，仍须追查实据;曾国藩的复奏表面是在为己开罪，却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湘军内讧的假象，让皇帝认定湘军乃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患，对曾国藩的“功高震主”之嫌略为打消。这实在是曾、左为自己的日后共同考虑退路。所以，后世的很多史家都认为，这一事件是二公自导自演的双簧戏，以“曾左决裂”转移朝廷与众人的注意力。
曾国藩还是最早提出自筹军饷的将帅之一。起因是江忠源之楚勇在广西和本省作战，或靠赛尚大营粮台，或由湖南官府拨给，但省内财政拮据，再加上与大吏矛盾日益尖锐，曾国藩力图改变依赖官府济饷的局面，“不欲取之藩库”，乃决计自筹军饷。为此，他一面呼吁湘潭富户解囊相助，一面拟定简明章程，在有关州县设局劝捐，并敦请郭嵩焘等人及各地绅士相助。据郭嵩焘说，成绩可观，“甫一月捐得十万余金”。有的富户慷慨解囊，如湘乡首富朱某，一次就捐万金;衡州前湖北巡抚杨健之子也捐银万两;安福蒋某更捐钱三十余万串;但多数并不踊跃。
曾国藩决计勒捐，即强行令富户捐助。他不仅勒捐一般富户，已故两江总督陶澍、湖北巡抚常大淳家亦不例外。同时，曾国藩还奏准清廷拨银四万，湖广总督吴文镕咨准截留两万。然而，支出更多，仅军饷一项，十二月曾国藩言即需七八万金;此外，造船所费亦巨，如奏准截留四万金，约十一月中旬到衡州，至十二月七日，就“已用去三分之二”。当时正“大招水勇，所勇不赀”，这就使曾国藩不得不向骆秉章告急，“务须省库一为协济，乃可了此一局”。
事实上，到衡州后，留在长江一带之湘军勇营，仍由藩库供饷，曾国藩自筹之饷，只能供给在衡之四营及大营日常开支。这就是说，曾国藩领先捐输以自筹军饷“不欲取之藩库”的计划并未实现，仍不能不依赖省中大吏的支持。这时，骆秉章顾全大局，并认识到支援曾国藩正是保卫湖南、保卫自己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明智措施。有此一番经历，曾国藩更深切地认识到，对清廷拨款、对绅士自行劝捐集饷都不能抱过高的希望，而依靠地方政权筹饷则较为有保障。
曾国藩熟读兵书，又具有长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因而主张用兵不因循旧法，不拘泥书本，应从战争实际出发，择善而从，灵活变通。
曾国藩最有体会的当属“灵活”二字。他认为读书不能读死书，用兵不能用呆兵，做文章也不能缺少变化，一派平板。咸丰年间，曾国藩上奏折一事，就说明了他的灵活性。
当时，曾国藩连吃败仗，官场与社会上也难免冷言冷语，幸灾乐祸。他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其幕僚将岳州、平江、湘潭几战如实地写成“屡战屡败”。
曾国藩一阅，觉得如此禀报，显得自己太无能了，也显不出自己不服输、还准备继续作战的气概，就提笔改作“屡败屡战”。一字之改，被动变主动，消极变积极，败而不馁的精神气魄跃然纸上。皇帝看了奏折，督令再战———一字之改，避免了被训斥乃至被处罚。
据说，曾国藩准备与太平军决死战斗，向湖北进发时，幕僚又将他备棺在家、决一死战的情况写入了奏折。曾国藩阅后，将“备棺在家”改成了“带棺出征”。咸丰帝看了，对曾国藩的忠心更加赞赏，催其迅速东进，剿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在处于困境的情况下，更需要机动灵活、敢于创新，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收到枯木回春、起死回生之功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