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而治，为官之明

曾国藩箴言：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

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吴文镕的信中说:

你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目前军营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求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人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因此，曾国藩在军命将，说某人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成为终，皆一一验证。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首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立功勋，战死沙场;再如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

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为，一意孤行。曾国藩对陈国瑞问题的处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曾国藩剿捻之初，陈国瑞率残部驻扎济宁，力量过于薄弱，遂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于是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后十分恼怒，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到陈国瑞告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亦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便在曾国藩面前打起官司。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骄纵早有耳闻，今目睹所发生的火拼事件，也深怨陈国瑞。于是，曾国藩便在陈国瑞禀帖上，历数其半生的功与过，并劝其悔过自省，最后与之约法三章: “第一条，八千勇数，必须大为裁减，极多不许过三千人，免致杂收游勇，饥溃生变;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别立门户，独树一帜。”无奈陈国瑞却矢口抵赖。曾国藩便对其进行了三次参奏，最终使陈国瑞受到了被撤去帮办军务、脱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的处罚。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立即服从曾国藩的调遣，由济宁移驻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

曾国藩虽然自己主张不“贪”不“欲”，但他纵观天下，发现“勇于事者”乃是“皆有大欲”之人。这一点在他重回两江总督任上欲励精图治的时候感触更深。

曾国藩回到两江任总督的时候，地方兴革千头万绪，但以他为官多年的经验，最主要的是先抓两件大事:一件是整顿吏治，一件是规范地方秩序。这两件大事抓不出成效，就什么也别想做好。然而，由于湘军自身的遗留问题捆住了他的手脚，使这两件大事都宣告搁浅。

曾国藩创办湘军的过程中，客居湖湘各省，吃够了地方官的苦头，也看清了官场的黑暗。待到他任两江总督后，几乎把三江原有的地方官一举革尽，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开始时，他强调选用官员的标准是“能做事，不爱钱，不怕死”，他认为随自己作战多年的湘军将领大体上是符合这三条标准的，但事实上连他自己也承认“凡能任事者，无不好名，无不贪财”，如果不为名为利，又如何能投到湘军之中拼命呢?冷眼看一看他的湘军将领和由这些将领变成的地方官员，他才感慨地说: “安得有人乎?勇于事者皆有大欲存焉!”

对于成功者而言，也许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大欲望”之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怎样才能合理地使用好那些有“大欲望”而又“能任事”之人，这是他应当处理好的难题之一。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的举荐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举荐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难苦、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

此外，还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的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他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两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曾国藩也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李宗羲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最后，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销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在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成仇隙，颇令曾国藩伤心。

曾国藩对“情态”识人方面颇有研究，他总结出了四种形态:即弱态、疏懒态、狂态、周旋态。

弱态之人，情性温柔和善，平易近人。这类人往往又爱多愁善感，缺乏刚阳果敢之气，有优柔寡断之嫌。

狂态之人，大多不满现实状况，爱愤世嫉俗，对社会弊病总喜欢痛斥其不足，个人品性往往是耿介高朴，自成一格。正因如此，难与其他人打成一片，团结合作精神不是很好。

疏懒态之人，大多有才可恃，对世俗公认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不以为然，满不在乎，由此引发而为怠慢懒散，倨傲不恭。这种人，倘若心性坦诚而纯真，则可以呼朋引类。

周旋态之人，智慧极高而心机过人，待人能应付自如，接物能游刃有余，是交际应酬的行家里手。

弱态若带媚，则变为奉迎谄媚之流、摇尾乞怜之辈，这是一种贱脸。狂态若带哗，则为喧嚷跳叫、无理取闹之流，暴戾粗野、卑俗下流之辈，这是一种妄脸。疏懒态若无真诚，则会一味狂妄自大，此实为招祸致灾之阶，殊不足取，这是一种傲脸。周旋态若无促举，会城府极深，亦近狡诈，阴险歹毒，这是一种险脸。

作为领导，知人善任是最起码的要求。他懂得用眼睛所见来纠正耳朵所闻的讹误。而不善于了解人的人，却用耳朵所闻来代替眼睛所见的事实。过去人们在评论人才时，如果一人说好，大家都说好，如果一人说不好，大家也都说不好，这样得出的结论未必真实可信。

除此之外，朋友熟人之间的互相赞誉，如果不能将上等、中等、下等三方面人才讲述周全，那么就不一定可靠。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人才或许可以得到，但往往因为地位卑下而气闷不舒，受尽委屈挫折，被罢免离职直至死去;而那些暴虐贪婪又善于钻营的人却因为占据好的位置，而长享富贵，拥有受人尊敬的名誉，故此健康长寿而不死。这是最令人慨叹、无奈而又遗憾的事情，所以，为官就要明察秋毫，尽量避免此类事情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