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今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曾国藩为官用权很注意把握事局发展的尺度，为同僚讨奖励。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观点，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把与别人分半功劳看成减祸之道，当作加福添寿之药方。其实也就是送别人“一尺”再换回“一丈”之道。
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他:
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袁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老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岐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是和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奏上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老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西进。如果苏州李军齐到而大功告成，则老弟承受其辛劳，而少荃坐享其名，既可以一同接受大奖赏，又可以暗中为自己培养大福。大约单独享受大功名乃是折损福气的办法，和别人分享功名也许是接受福分的途径了。如果苏州李军虽然到达，而金陵守城敌军仍然像过去那样坚守，金陵还是攻不下来，则对我们的责难也可以分散一些，我们的责任也可以稍微轻一些。昨天我已经给少荃发咨文，让他派炸炮到金陵会同剿敌。细想起来，老弟的肝病在身，不定再忧伤两个月，而饷项也断然难以支撑到三四个月之久，所以决定奏报朝廷，请求派少荃前来金陵。苏州李军近来也仅能够开五成的军饷，并不是供给十分充足，来金陵也不担心会有夸耀富裕的问题，想来老弟能体察我的苦衷。
他还在另一封信中说:
请少荃助攻这件事我犹豫了好久，仔细思量，我们的父母今天如果还健在，我拿这件疑虑的事请示双亲意见，他们一定会说:立即请李中丞来会同剿敌，不要让你沅弟长时间忧闷。因此我就决定了。
但李鸿章也深知曾国藩的脾气，他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鸿章的部下也跃跃欲试，认为有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封荫子孙的机会。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于是，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正当曾、李为此大费脑筋时，金陵城终于攻下。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 “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红旗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将官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也是美言多多。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也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非常欣赏的一句古话是“天道忌盈”，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曾国藩经常在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国藩为官不傲，与他深受祖父星冈公曾玉屏的熏陶有关。1839年10月28日早晨离家进京之前，他侍奉祖父于阶前，向祖父请示: “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说: “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更好全了。”这段话对曾国藩影响很深，多年以后，他回想到这些，仍然如同“耳提面命”。
曾国藩能够为官不傲，也与磨炼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责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
此后，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为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字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年(1861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晚年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总之，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但他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功夫，以求谦守退让之术，所以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
曾国藩攻占金陵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更不计其数，但大体都是官样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才略、勘定大乱”之类的话。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
可是，有一篇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却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上书人开头讲了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与太平军相斗，号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经历艰难险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文字简练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管辖治河、漕运、盐法、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值得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负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西方各国又张开大口，群相逼伺，狡犷不可测度，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领，没有大乱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读着读着，不禁为上书人所叹服。更让曾国藩警觉的是，自己位高权重，应该时刻保持谦逊，切勿因功自傲。
曾国藩胸怀宽广，心平气和，从不居功自傲，看上去就像一位老儒。凡是有人向他进言，对的就采纳，不对的也不予以辩驳。他在安徽祁门时，在官署衙门里设置了一个信箱，上书告示: “本部堂示:凡言本部堂之过失、文武官之贤否、军士之骚扰者，投此桶内。不收词讼，投者焚之。”到了晚上，曾国藩就取出来审视，其中不可行的就搁置一边。凡是读书人来求见的，不论是进谏还是来求职，曾国藩没有不接见的。李鸿章曾经直言他的老师，说他“懦极”，即做事胆小、谨慎太过、迟缓、效率低下。曾国藩并不怪其无礼，而是欣然表示同意。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一个人有多少本事，别人都看在眼里，不必自吹自擂。如果过于狂妄，往往还会为别人留下笑柄。人们常说“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狂妄有时候反而暴露了自己内心的虚弱，极力表现自己，其实是生怕别人触到自己的软肋，说自己不行。
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言过其实的人，也没有人会喜欢一个出言不逊的人。就算是一个人真的很有本领，但因为狂妄，也可能会丧失很多机会。越是有涵养的成功人士，越稳重、谦虚，只有那些浅薄的自以为有所成就的人才会骄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