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微
因本家的原因，我习惯称金永祥为金总，认识金总是从PPP开始。
2014年初，PPP方兴未艾，PPP对大多数普通国人来说还很陌生。那时我是财经媒体财税口的一名普通记者，尚无法理解这对地方政府和中国城镇化的意义，也没有想到PPP后来的风靡一时。
国家决定正式大规模推广PPP或是在2013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长楼继伟专门召开PPP专题会议，要求“组织PPP专题业务培训，实实在在把这件事开展起来”。其后财政部开始组织专题培训，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在组织的PPP培训班上透露，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
我对此进行了报道，官方首次确认42万亿的建设资金，这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在地方财政吃紧、土地成交下滑、融资平台清理等系列因素下，42万亿的资金来源成为关键，按王保安的说法，PPP将成为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的重要环节。但究竟PPP能够解决多少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我第一次就PPP问题采访金总。
大岳咨询公司的网站对金永祥这样介绍: 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大岳咨询总经理，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介入国内PPP项目运作并有大量成功案例，被业内称为PPP最佳运作模式和规则的主要践行者，其所在公司已成功为30余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数百个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
金总在采访时说，公司每年运作的PPP项目达上百个，累计已完成500多个PPP项目。他驳斥了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只有1000多个PPP项目的说法，看得出，他对PPP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不盲从于权威的说法。
谈及PPP的推广难点，金永祥说，相比于PPP的法律法规，政府的商业意识和契约精神到位更加重要。此次采访写成报道《PPP专家金永祥: 推广PPP更需契约精神》引起广泛转载，虽然只有几百字，但似乎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很多PPP企业在其后也抱怨政府的信用问题，也成为政策层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种新鲜事件，PPP不时引起风波。2014年4月，兰州因自来水污染事件而受到媒体广泛关注，事情的主角之一是威立雅，其外资背景的身份使得PPP再次站在风口浪尖。我采访金总，他说相比于以往PPP引起的争议，现在PPP的舆论氛围好得多，为外资PPP辩护一不小心会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印象较深的是，他提到一个观点是“PPP与公众利益不一定冲突”。
从5月份开始，由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与大岳咨询合办的每月PPP沙龙在北京开讲，金总是每次演讲的点评嘉宾。第一期是关于北京地铁4号线，对于4号线我再熟悉不过，因为每天我上班就坐这条线。但是对于4号线PPP的背景，我还是第一次认识到: 如果说4号线完全由政府投资运营可能需要500亿元，而采用PPP则节省了100亿元，极大程度地减轻了财政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PPP不仅在于融资带来钱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其后的运营和管理。用港铁负责人的说法，4号线模式打破了原有机制，引入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同时植入了很多港铁的运营理念。
作为全程参与4号线项目策划和运作的人士，金总说，北京地铁4号线PPP模式解决了公益性和逐利性的问题，同时4号线在北京地铁行业产生了“鲶鱼效应”，激活了地铁原有的体制，对行业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事情本身。现在北京“14号线”“16号线”均开始采用PPP模式。
在国家层面，国务院四月份推出了80个PPP项目，铁路港口均在列，各地也陆续推出千亿级的PPP项目。PPP开始逐渐升温，有关PPP的讨论也越来越热闹。
PPP沙龙也以每月一期、每一期一主题的方式推出，按金总的说法，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成功案例的分享对PPP运作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参加的PPP沙龙活动上，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既有政府官员也有企业界人士，还有投资界金融界人士，在他们看来，42万亿的投资资金或会形成一个新的蓝海。不过，PPP法规方面似乎并没有准备好。
有一次采访身边坐着的环保企业老总，他说，你不用采访我，因为现在企业没有参与PPP，无经验可谈。他谈到PPP操作层面的法规不明确，“作为企业，我们最关注的还是与投资有关的问题，像资金进入的渠道，合作的流程，签订合同等，现在好像都是空白，企业不知如何下手”。
无论是否准备好，在政策的推动下，PPP大潮涌动。九月份，各种PPP的政策迎来高峰，以9月23日财政部首个PPP文件—— 《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76号文) 为标志，中央政府层面发布的直接涉及PPP内容的文件不少于10个，包括国发43号文、45号文、60号文，财预351号文，发改投资2724号文，财金112、113号文，还有每个省出台的PPP实施意见，甚至后来召开的APEC会议，PPP也成为峰会的重要议题。
对于记者而言，每每有关于PPP的重要政策或重要会议，自然会报道PPP议题。记得当时每次给金总打电话，他大多在出差，用他的话说，2014年全都是PPP，每天接电话是PPP，每天做梦也是PPP。“到处讲课，给书记、市长讲，给市长学院讲，给会计学院讲，给财政系统、水利系统、卫生系统等等系统讲，给金融机构讲，给清华的大学生讲。”
金总将自己定位于PPP的实践先行者，每次谈到PPP的具体项目，金总总是如数家珍，无论是北京地铁4号线、兰州威立雅水务、合肥王小郢等等，几乎所有的著名案例都留下了他的身影，PPP受几次宏观政策影响的潮起潮落，他有着更深的体会，在国家推四万亿PPP全线退潮时，他仍坚守在PPP的岗位上，这种执着精神值得钦佩。
作为一项新生事物，不仅是地方政府，哪怕是在中央层面，对PPP未来发展方向的规划也存在争议和分歧。最明显的是PPP的政策法规设计，既有发改委推动的《特许经营法》，又有财政部的《政府与企业合作法》。2014年12月初，财政部和发改委同时发布了PPP的文件，其中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 (试行) 的通知》，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引起不少地方做PPP的企业人士的担忧，对PPP两部法律有不同的解释，不知究竟该采用哪条。
像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法就是前车之鉴，两个部门为了各自的利益争一部法，产生各种问题，因此，两个打架的法律不仅对国家不利，也不利于PPP的发展。
针对不同部门的不同法律法规，记得金总有次在PPP沙龙时总结说，政府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意见和做法不是坏事，说明他们从各自角度进行思考，是有作为的表现。有冲突才能揭示出问题，才能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在他看来，PPP项目规范性是第一位的，法律的完善性是次要的，后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前重要的是从现有几千个PPP项目中寻找营养，我们做PPP不能一直停留在小学阶段，100个小学不等于上一所大学。”
而财政部推出30个PPP示范项目，或许也正是基于此，通过示范项目为PPP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国务院出台43号文，有一种说法是43号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很大程度上改变影响中国数十年的“市长经济”。这背后的逻辑是，融资平台终结后，地方政府将会把PPP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
目前，各省都在实施PPP项目，仅八个省就推出了万亿的PPP项目，地方政府热情很高，但社会资本却望而却步。2015年，将是PPP实践的元年，因为楼市不景气，土地质押不行，平台公司在清理，而一季度又是各地谋划一年资金计划的时间，那只有上PPP。可以说，2015年或是今年很长一段时间，PPP都有很多故事要讲。
记得2014年底年会的时候，金总邀请我们这些记者们吃饭，在吃饭前，他讲了半个多小时，涉及PPP的问题和方向共有十几条，他说到，随着PPP的大量上马，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如果失败，届时中国各地将出现大量PPP的烂摊子。
我们希望，PPP模式不是一时热、一阵风，也希望长期致力于PPP的金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中国的PPP推广事业中发挥更多的作用。
(作者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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