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对比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国有上市公司的样本同样包括了2008—2011年4年的数据，通过筛选得到670家上市公司、2 680个观测值。也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5-13所示可以看出，两权分离度间接反映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水平，其中值为87.12%，比值分布于0.93%至1之间，可见我国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私利水平的最大值与平均值都高于民营上市公司。高管同样包括了无党派、共产党员与民主党派人士，并且国有企业的高管中党员人数较多；虽然国有企业中的高管拥有最高级别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为全国与省级，但参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高管较少；高管中的政治级别最高为厅局级及省部级，比我国民营企业高管的政治级别高，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现状与我国国有企业曾经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从平均值看我国上市国有公司较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更高、股权也较分散、高管薪酬水平较高。

表5-13 政治关联与控制权私利：上市国有企业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在对国有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同样的先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以确定模型的具体运用，防止同一模型中各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过高来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

（一）高管政治信仰的相关性分析

仍然对模型1中国有企业样本数据的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并输出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表，如表5-14所示。由表5-14知，在国有企业数据中，除因变量外的其他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都小于0.5，模型1可采取。但因变量中董事长的政治信仰得分与高管总政治信仰得分、总经理的政治信仰得分与高管总政治信仰得分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比0.5大很多，所以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将会分别对高管政治信仰的3个测量变量进行实证检验。

表5-14 政治关联与控制权私利：国有企业研究模型1的Pearson分析

（二）高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的相关性分析

同样，对模型2中各研究变量的国有企业样本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表如表5-15所示。对模型2中的控制权私利水平、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激励水平、公司规模、公司负债进行相关性分析所得到的Pearson相关系数与表5-14的结果相同，模型2的变量关系设置合理。但是因变量中董事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得分与高管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总得分，总经理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得分与高管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总得分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远超过0.5的显著性值，因此我们会分开对高管的人大代表、代表身份的3个测量值与控制权私利水平进行回归分析。

表5-15 政治关联与控制权私利：国有企业研究模型2的Pearson分析

（三）高管政治级别的相关性分析

对模型3中的变量所进行的Pearson相关分析也完全相同。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表如表5-16所示，国有企业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中介变量以及因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仍旧与模型1、2结果相同，模型3的构建合乎逻辑。而由于作为因变量的董事长政治级别得分与高管的政治级别总得分、总经理政治级别得分与高管的政治级别总得分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则远比0.5大，我们将会对代表高管政治级别的3个变量值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表5-16 政治关联与控制权私利：国有企业研究模型3的Pearson分析

三、回归分析

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初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性分析后，本章首先将国有企业的研究数据进行标准化和面板数据的处理，进而对研究样本的高管政治关联与控制权私利水平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实证结果说明政治关联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是否会通过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激励水平作用于控制权私人收益，并与民营企业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探究国有企业的不同之处。

（一）高管政治信仰的回归分析

国有企业的对比研究，同样首先利用Stata10.0对高管政治关联的中的研究变量、高管政治信仰的3个测量值、董事长的政治信仰得分、总经理的政治信仰得分以及高管政治信仰总得分分别与控制权私利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实证结果输出如表5-17所示。从表5-17中可以看到，董事长的政治信仰得分、高管总政治信仰得分与控制权私人收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总经理的政治信仰得分与控制权私利之间的正向关系则不显著。此时，董事长的政治信仰得分与高管政治信仰总得分越高，会使得两权分离度值越大，由此带来的公司控制权私利水平越低；总经理的政治信仰得分也会造成企业的控制权私利水平降低，但其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同时，与民营企业中高管政治信仰的起作用的方式类似，董事长的政治信仰得分对控制权私利产生了主要影响。

表5-17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信仰对控制权私利水平的影响

续 表

通过对回归结果的解读可知，对国有企业数据样本的研究得到了与H 5-1a相反的结论，虽然董事长是否拥有政治信仰是会对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但这一影响却是正面的，即当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为党员时反而会使得该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水平有所降低，如果董事长为民主党派人士时对高管攫取控制权私利的约束作用会更大。对国有企业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与民营企业截然不同，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是作为实际控制人的政府、事业单位对高管人员的确定掌握着控制权，他们倾向于选择代表着具有较高职业道德的具有党员身份的人作为高管，因此造成具有党员身份的高管要接受相对更严格的监督，其攫取私利要承担更大的成本，削弱了其进行自利行为的动机。

在上述分析得出高管政治信仰会对控制权私利水平产生显著约束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股权结构与公司激励水平在这一作用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进行探讨。同样先对高管政治信仰与股权结构、公司激励水平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18所示，然后再将股权结构与激励水平引入高管政治信仰对控制权私利水平影响的过程，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5-19所示。

首先探讨第一个中介变量、股权结构中的股权集中度会产生何种效应，由表5-18和表5-19可知式（5-2）中的a1显著，但式（5-3）中的b1并不显著，因此对董事长政治信仰得分、高管政治信仰总得分回归分析所得系数分别进行Sobel检验，从表5-18、5-19可知：

a11=0.066 5，Sa11=0.016 5，b11=0.013 5，Sb11=0.021 9

Z=0.066 5×0.013 5/（0.066 52×0.021 92+0.013 52×0.016 52）ˆ 0.5

|Z|=0.608 6＜0.9

a12=0.079 7，Sa12=0.018 4，b12=0.013 9，Sb12=0.021 9

Z=0.079 7×0.013 9/（0.079 72×0.021 92+0.013 92×0.018 42）ˆ 0.5

|Z|=0.627 2＜0.9

Sobel检验都不显著，此时股权集中度这一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假设H 5-2a被部分否定，高管政治信仰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并不会通过股权集中度发生作用。

表5-18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信仰对公司治理水平和激励水平的影响

表5-19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信仰与公司治理水平、激励水平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

续 表

接下来验证对股权结构中的股权制衡度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从表5-18和表5-19看出式（5-2）中的a1并不显著，而式（5-3）中的b1显著，同样对董事长政治信仰得分、高管政治信仰总得分回归分析所得系数进行Sobel检验：

a11=—0.032 2，Sa11=0.024 2，b11=—0.049 8，Sb11=0.011 6

Z=0.032 2×0.049 8/（0.032 22×0.011 62+0.049 82×0.024 22）ˆ 0.5

|Z|=1.269 3＞0.9

a12=—0.011 1，Sa12=0.025 1，b12=—0.050 3，Sb12=0.011 6

Z=0.011 1×0.050 3/（0.011 12×0.011 62+0.050 32×0.025 12）ˆ 0.5

|Z|=0.439 4＜0.9

此时，对董事长政治信仰得分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系数的Sobel检验显著，而高管政治信仰总得分则不显著。从表5-19可以看到，股权制衡度与控制权私利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我们之前对民营企业样本数据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要说明的是国有企业的股权制衡度低时，代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而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低，但与民营企业不同，此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为国家，并不会与高管形成共谋关系来攫取公司的利益，如果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高则说明除国家外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反而更有可能与高管合谋攫取私利。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董事长的政治信仰得分部分会通过高管薪酬作用于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水平，并且这一得分越高时，公司的股权制衡度越低，反而会对高管攫取私利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造成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水平降低。

由高管薪酬的回归结果可知，式（5-4）中的a'1…，而式（5-5）中的b'1并不显著，仍然需要进行Sobel检验来判别高管薪酬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

a'11=—0.039 6，Sa'11=0.021 2，b'11=—0.015 9，Sb'11=0.016 9

Z=0.039 6×0.015 9/（0.039 62×0.016 92+0.050 32×0.021 22）ˆ 0.5

|Z|=0.500 1＜0.9

a'12=—0.042 1，Sa'12=0.023 0，b'12=—0.015 9，Sb'12=0.016 9

Z=0.042 1×0.015 9/（0.042 12×0.016 92+0.015 92×0.023 02）ˆ 0.5

|Z|=0.836 8＜0.9

Sobel检验都不显著，高管薪酬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即高管政治信仰并不会通过公司激励水平作用于控制权私人收益。假设H 5-3a被否定。

（二）高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的回归分析

利用国有企业的样本数据对高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与控制权私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仍然逐个分析包括董事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总经理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以及高管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这3个测量值对控制权私利水平产生的影响，并输出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5-20。由表5-20可知，董事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总经理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以及高管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都与控制权私人收益呈现正相关关系，即高管的代表身份级别越高，则会约束其攫取私利的行为，但这一影响并不显著。H 5-1b被否定。为了研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差别，笔者对国有企业有关高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发现只有66家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在2008—2011年间参与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占670家中较小的比例。民营企业高管参与人大代表、政协的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并为企业的发展带来资源，而国有企业由于本身存在的天然政治关联，高管并不需要通过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来使企业获得良好发展。

表5-20 国有企业高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对控制权私利水平的影响

（三）高管政治级别的回归分析

对高管政治级别和控制权私利水平进行的回归分析仍然分3步，所得董事长的政治级别，总经理的政治级别以及高管总的政治级别与控制权私利水平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如表5-21所示。从表5-21中可以看到，董事长的政治级别、总经理的政治级别和高管总的政治级别与控制权私人收益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高管的政治级别越高，公司的两权分离度值越小，控制权私利水平越高，但这一负向关系并不显著。H 5-1c没有被证实。在我国，由于存在公务员的调任和挂职制度，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中高管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的现象较为普遍，但仍然存在高管利用自身拥有的政治影响力进行自利行为的可能。

表5-21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级别对控制权私利水平的影响

四、本节结论

国有企业由于与政府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国有企业高管改制前本身就具有的政治级别，造成了其内部关系也会与民营企业完全不同，本节的研究通过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高管的政治信仰会对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水平产生显著影响，高管拥有党员身份时其所在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水平相对更低，并且当中董事长所起的作用占主要地位。同时，高管政治信仰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中只有股权制衡度的中介效应显著，当董事长的政治信仰得分越高时，公司的股权制衡度越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水平也就越低。高管政治信仰对公司控制权私利起到了约束作用，与民营企业截然相反。

其次，高管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对约束控制权私利有着积极影响，但这一影响并不显著。

再次，高管的政治级别会使得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水平提高，但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中，高管政治级别对公司控制权私利水平的影响都不显著。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仍然存在区别，民营企业高管的政治级别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更多的是约束作用。

对国有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所得的结果与民营企业截然不同，高管政治关联对控制权私利水平总体上并没有显著影响。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其高管具有党员身份和政治级别的现象较为普遍，高管的党员身份相比较而言更代表着其自身的廉洁性以及更多的社会责任，削弱了其攫取私利的动机，同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结构作为大股东时对高管的约束力更大，增加了掏空成本，从而制约了高管的自利行为。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信仰主要通过股权制衡度对公司控制权私利起作用，而民营企业的高管政治信仰则通过股权集中度和高管薪酬这两个中介变量作用于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水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同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国有企业的性质造成的。我国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始终属于政府，这就使得不论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其他方面的情况如何，其出生就已具备强大的政治关联，政府会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使国企的发展环境较民营企业更优。国企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产权不清晰，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层次模糊，国有资产首先由国务院或者地方政府委托给本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再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托给企业经营，这就在一般股东委托于经理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之前又加置了一层产权的委托，使得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制衡机制变得更为复杂。同时，所有企业的发展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政府干预是必然存在的，而政府又作为国有企业的实际产权人，必然会使得国有企业对政策的感知度更强，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将更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这也是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通过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加强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而获得更好发展的原因。

对国有企业的补充对比研究的结果是引人深思的，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实际产权人，在目前无法对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做出实质改变的情况下，如何构建更为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合理地安排国企高管的薪酬，使得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总经理之间形成强有力的制衡机制，以真正达到这些机构设置的目的。并针对国有上市公司，政府应建立一套比民营企业严格的财务检查与信息披露制度，从外部来弥补国有企业内部制衡机制的不足是应当首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