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区别

《资本论》对安德森土地收益递减观点的分析，突出他在这一问题上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区别。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认为，人类最初耕种的是优良的土地，随着社会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需要在已耕地上追加投资。这种追加的投资，只能得到递减的收益，这时，就使差一些的土地投入耕种。这样，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投资与收益的关系而言，追加于已耕地的投资收益递减；就土地的耕种次序而言，是由先耕种优等地逐步发展到耕种越来越劣等的土地；从农业的发展趋势而言，是农业生产率递减；表现在土地肥力上，是土地肥力越来越低；表现在农产品价格上，是农产品价格逐渐上升。这五个方面的趋势，是统一的。这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土地收益递减”理论的全部内容。对这一“趋势”，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提法。一般情况下，马克思把这一“趋势”称为“农业生产率的降低”。

《资本论》指出，詹姆斯·安德森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土地收益递减”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认为“农业生产率的降低”是绝对的（二人在这里还有一些差别，这在下面将谈到），而安德森认为，这只是相对的。马克思指出：从较好的土地向较坏的土地推移，从而“农业生产率的降低”这一趋势，“在李嘉图看来，如果把由于科学和工业的反作用造成的中断除外，这一点是绝对的；在安德森看来，较坏的土地又会变成较好的土地，所以，这一点是相对的”。^[22]

马尔萨斯、李嘉图的绝对的“土地收益递减”论，是指在长期内，在充分考虑到科学技术进步和农业改良的条件下，土地收益递减的趋势也是不可改变的。在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追加于土地的收益或农业生产率必然地、绝对地递减、科学技术进步和农业改良是局部的，渐进的，有限的，不足以改变农业生产率递减的趋势。安德森的相对的“土地收益递减”论，是把追加投资的“土地收益递减”限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内。在对长期的农业投资收益和农业生产率变动趋势上，安德森的看法却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截然相反。《剩余价值理论》在第九章“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发现史的评论”中，专门在第九节集中列举了“安德森反对马尔萨斯”，以及“安德森关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它对级差地租的影响的论点”。安德森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会有土地收益递减以及从较好土地向劣等土地扩张的趋势。但从长期的发展过程来看，农业的改良占主导地位，土地肥力可以逐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能够下降。

马尔萨斯，特别是李嘉图，以绝对的“农业生产率递减”作为地租产生的前提，而安德森则仅以土地的相对差别说明地租，并认为地租与农业生产率的绝对水平没有关系。他认为地租的产生和存在，是由于土地的相对肥沃程度的差别。“他明确地说，不同等级土地的这种相对的肥沃程度，从而较坏等级土地同较好等级土地比较起来相对的不肥沃，同农业的绝对生产率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他曾着重指出，各种等级土地的绝对肥力不但能够不断提高，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也必定会提高，……他说，英国农业目前的发展程度，丝毫不能说明它的可能的发展。”^[23]

在我国有关的工具书、专著、教材中，一般都只是指出了马尔萨斯宣扬、利用安德森“土地收益递减”观点的一面（如《辞海》），但对于二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区别，特别是从长期来看的截然相反的结论，却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资本论》中的有关分析，为我们区别对待安德森与马尔萨斯各自的“土地收益递减”观点，分别对他们作出有针对性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指明了方向。

另外，与安德森和马尔萨斯在“土地收益递减”问题上的区别相联系，《剩余价值理论》还指出了安德森和马尔萨斯在人口理论上的对立。安德森的“土地收益递减”虽然成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主要理论根据，但安德森绝不是一个马尔萨斯主义者。《剩余价值理论》指出：“他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死敌，可是他没有料到他自己的地租理论会成为这种奇谈怪论的根据。”^[24]安德森认为；人口论是“最危险的偏见”。他力求用历史的例子证明，农业生产率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提高，随人口的减少而下降。马尔萨斯则攻击安德森关于一个国家的生活资料“必将由于它的人口的增长而增多的观点犯了奇特的错误”。^[25]安德森和马尔萨斯在人口问题上，也是针锋相对的。这与他们在长期的“土地收益”或农业生产率问题上的对立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