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高管自利动机的会计信息操纵行为

会计信息是管理当局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业绩和公司治理情况的重要途径和载体。信息混淆使得委托人无法借助于财务指标来衡量和评价代理人工作的主观努力程度，代理人能够更便利地“偷懒”或“规避责任”，因此，作为自利的“经济人”，内部管理者有条件和动机对公司的会计信息进行选择性处理和披露。

Healy和Palepu(2001)总结了影响管理者会计信息披露决策的因素:(1)资本市场交易动机。更多的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信息披露风险，从而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2)公司控制权争夺动机。公司股票业绩差会引起高管更换，也会产生公司被敌意收购的可能，管理者会通过信息披露来减少价值被低估的可能性或者解释公司业绩不佳的原因;(3)股票报酬动机。采用了以股票为基础的经理人报酬的薪酬计划，管理者会通过信息披露来增加股票的流动性并减少股票被错误定价的可能;(4)诉讼成本动机。一方面管理者会因为害怕被法律认定为不确切或者不及时披露而主动披露信息，另一方面也会担心带来诉讼麻烦而不披露关键信息;(5)管理层才能的信号动机。有才能的管理者会主动披露信息来展示其对未来的预测能力和反应能力，从而提高股价。

众多的财务丑闻揭露出信息披露已不再仅仅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及提高监管力度的手段，而是成为管理者实施自利行为的工具。Warner、Watts和Wruck(1988)认为管理层会抓住有利时机披露好消息以保全他们自身的职位。DeAngelo(1988)发现，发起控制权争夺的股东会以糟糕的股票业绩为由建议撤换高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管理者会使用自愿性信息披露来减少股价被低估的可能性。Brennan(1999)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出现竞争性的收购要约时公司进行管理者盈余预测的概率会增加。Forker (1992)认为，两职合一会影响内部监控和会计信息质量，两职合一与公司信息披露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Aboody和Kasznik(2000)研究发现，公司管理者会通过对会计信息的人为操纵来提升股价以增加自己的股票期权收益。Nagar、Nanda和Wysocki(2003)指出信息披露会对管理者的长期职业生涯产生影响。这些长期影响包括对于管理者职业升迁、在公司内外部的雇佣机会以及潜在的被撤换的可能以及退休后利益的损失。Ravi(2013)认为当激励合同与报告的利润挂钩时，经理可能减少努力而通过操纵利润来获得更多的报酬。Eitan和Steve(2006)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经理人的信息操纵如何影响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均衡水平，发现经理人对信息操纵的程度会随着薪酬业绩敏感性及监督效力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Berger和Hann(2007)的研究表明，管理者会隐瞒那些利润较低部门的信息来掩盖公司可能存在的代理问题，从而避免引起外部投资者的监督。Hope和Thomas(2008)进一步发现，信息披露质量的降低减少了投资者对管理者行为的监督，管理者可以采取不利于公司的自利行为，即追求公司规模的过度扩张以及进行过度投资的帝国建立行为，这些对公司业绩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并降低公司价值。Kothari、Shu和Wysocki(2009)从延迟坏消息披露的角度证实了管理者信息披露操纵现象的存在，发现职业生涯考虑使得处于财务困境公司的管理者有动机对公司的会计信息进行选择性管理。

目前，国内学者基于高管的自利动机对会计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探索，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崔学刚(2004)发现，两职合一会降低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水平，从而降低公司透明度。赵景文(2006)指出，高治理质量公司的盈余质量更高，而为了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必须健全公司治理结构。高雷和宋顺林(2007)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法治及中介组织发育水平越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越高。王俊秋和张奇峰(2007)在实证研究公司治理机制与信息披露透明度之间的关系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降低信息透明度。崔伟和陆正飞(2008)发现，会计信息透明度是公司的一个独特特征，董事会规模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显著正相关，而外部董事比例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没有显著相关性。冉茂盛(2009)的研究发现，当经理信息操纵的收益大于信息操纵的成本时，经理的信息披露策略依赖于股东采取监控策略概率的大小，而增强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加强监管和惩罚措施能降低经理信息操纵的概率。张铁铸(2010)的研究发现，如果管理层越偏好风险，上市公司的会计选择行为就越激进，进而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张程睿(2010)实证研究表明，内部人的利益驱动对信息披露质量有重要影响，并且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内部人信息操纵的制约力度较小，亏损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往往更加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