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文化企业要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

这次到湖北来主要是调研，是向大家讨教来了，所以没有结论。刚才大家的发言很好，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些真实情况。如果都说一些官话，我们调研的目的就达不到。

全面深化改革要保持锐气

听了杨部长的发言，觉得很有激情，最主要的是体现湖北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上的一种锐气。特别是今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座谈会之后，湖北的改革决心之坚定，把握问题之精准，下一步改革思路之清晰，改革力度之大，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党的十八大之后，有的地方在文化体制改革上，思想上还是有一些波动，但是湖北省委省政府、宣传部在改革的问题上立场非常坚定，不受任何干扰。今年6月的座谈会上，有的常委部长说得很直接，以为十八大之前文化体制改革就画句号了，开会一看不是这么回事，不能画句号。刚才大家说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改革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有的还没有触动，不仅是没有解决，而是想都没想到。湖北下一步的一些想法是很有特点的。中央马上要召开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对文化体制改革有全面部署，希望湖北在结合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方面能够成为全国的排头兵、先锋队，创造更多的经验，能够在全国推广。

改革要讲连续性

大家谈得特别坦诚，触及了下一步改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当前在发展中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单位、不同行业，可能体现的程度不同。但无论是早遇到还是晚遇到，最终都得解决。

关于新闻单位的改革问题。新闻单位无非就是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报刊社，这里面分党报党刊、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第二类就是电台电视台。第三类就是新闻网站。应该说经过过去十年的改革，新闻单位改革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在推动的力度上也是比较大的。但后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有不同的想法，也遇到了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但我想还是借这个机会来捋一捋，过去我们是一些什么样的思路，我们还要不要往下走，要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结合贯彻落实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精神去思考，去推动落实。

第一类，在报刊社改革问题上，党报党刊特别是主报主刊，保留事业体制，留在事业单位系列中，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说是公益二类还是公益一类，我参加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文件起草时有一个想法，一定要把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放到公益一类去。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改革得不彻底或者不到位。编办和财政部门同志说，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经营活动很多，当时在改革上比较坚决，就是党报党刊要把广告、印刷、发行全部剥离出来，转制成为企业。这项工作在省一级党报党刊中基本做到了，就是广告、印刷、发行三块业务剥离。有的发行还从邮政里面脱离出来了，自己单独做发行的渠道。为什么把这些剥离出来，变成企业，就是要用市场的办法去做。原来的出发点就是这样的。对于党报党刊之外的时政类和非时政类报刊，有人就抠字眼，哪个是时政类，哪个是非时政类，似乎分不开。实际上是可以分开的。群体庞大的党报党刊下的子报子刊，原来的想法是把它归入非时政类的，包括都市类的报纸、财经类的报纸。另外就是专业性报刊，也是很清晰的，属于非时政类报刊。当时思路是有的，就是要整体转制为企业，不搞采编经营分开。其实时政类的报刊是非常少的，比如民主党派的，可能有一些。应保留少量的时政类报刊社。当时总署算过账，全国2000种报纸、9000种杂志当中，95%都是非时政类的，都要整体转为企业，思路也是非常清晰的。

第二类，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改革思路也是很清晰的，就是电台电视台保留事业体制，但是其中非新闻类的节目制作要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新闻类的保留事业性质，剩下的都要转为企业。搞得最彻底的是上海，保留了三块，剩下的全转制为企业，全归到了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公司，思路很清晰，2009年10月正式挂牌。但是由于意见不一致，没有很好地推进。后来又退了一步，就是一定要把电视台的两块业务剥离出来，一个叫电视剧制作中心，一个叫广电传输网络。这个思路也很清晰。

第三类，重点新闻网站，是2007年新增加的一项任务。当时大家的意见也不一样。还是把新闻网站与传统媒体一样对待，也要搞宣传、经营两分开。最后中央下了决心，一定要整体转为企业。人民网带了个好头，采编经营全部转为企业，并且已经上市了。

改革要有连续性。不要什么东西都从头开始，耽误不起。文化体制改革这十年走过来，在出版发行、电影、演艺方面，走得是比较坚决的，尽管有很多困难，但思路很清晰。在新闻单位改革上，中央的思路也是很清晰的，只是没有那么坚定，没有那么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可能有很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受到一些影响。但不能说中央没有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过的。对新闻单位的改革不是没有思路，不是中央没有精神，总的说思路是很清晰的。

国有文化企业管理要走新路

在座的都是国有文化企业的老总，尽管我们成立的时间有长有短，但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国有文化企业，并且都是省直管的文化企业。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现在有不同说法，就目前得到的情况来看，有很大的变动也不可能。但是，我们要开拓业务，怎么去做，这是要研究的问题。我今年4月份来的时候，就是专题为这个事，我今天主要说两个想法：

一是不要简单地把国有文化企业管理当成是一个单纯企业管理的问题。我上次讲过这个意见。国有文化企业管理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管理。千万千万不要把意识形态管理与国有文化企业管理脱节。脱节的话，这件事就没必要让宣传部来做了，没有任何依据。但是反过来还要说一句话，意识形态管理在现代的条件下，又多了一个途径，多了一个手段，我们要用好，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说国有文化企业特殊，特殊在哪里，为什么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必须在制度、政策、管理方式上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文化企业肩负着社会责任。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是精神层面的，是影响人的一生的，影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与其他物质产品不一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两者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统一的，但是也有矛盾和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社会效益始终是放在首位的。

在国有文化企业管理上怎么去体现？这是国有文化企业管理首先要面对的大问题。既然国有文化企业与一般国有企业有很大的不同，那你在管理的方式上肯定也不一样。现在我们有些倾向，一说起社会效益，就说经济效益好考核好计算，社会效益怎么算？难为我们了，难住我们的管理者了。我们有办法，就是规划管理，这是文资办的立足之本，要探索。下一步，在探索国有文化企业管理办法时，要引入规划管理思路。比如湖北日报，首先5年的规划是什么，这个规划和省委给你的使命合拍不合拍。你这个规划当中，既要有经济效益指标，又要有社会效益指标，我们不给你定，你自己说。5年规划定好之后，文资办干什么呢？就是看规划符合不符合省委的意图，符合不符合市场的规律。把5年规划批复之后，再做年度计划。按照年度计划，你要政策给政策，要资金给资金。然后我们依据这个去管理。年初的时候签订责任状，年终就按照你订的计划去考核。

二是不要把干部管理与出资人管理混为一谈。干部管理是管班子，那是党管干部，有一整套体系的。但是出资人管理主要是管住关键人，关键人是谁，主要就是三个人，一个是产权代表，就是董事长，董事长的收入你管，总经理的收入你都不一定管，由董事会定。二是总会计师，你把我的资产卖光了我都不知道，那怎么行？这个人你要管。三是监事会主席。这三个人管好了，出资人就管好了。我说的不一定对，就是要大家思考如何走出一条与一般国有企业管理不同的路子。

人才的问题不是我们现在宣传文化系统才遇到，实际上也是国有单位普遍的问题。从机关到事业到企业，都遇到这个问题。再看看我们各个行业当中，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其中重要的人才，都是从国有单位出去的。所以我们说国有单位就是一个大的培训机构，培训了很多人。这确实也是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宣传文化系统、国有文化企业独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要在机制上创新。第一个就是引进机制要发挥好。第二激励机制要到位。我们文资办还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于集团层面人才怎么引进？我们能不能胆子大一点？董事长我们委派，总经理全球招聘，国内来选拔。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探索的。但是你要配好总编辑，内容要把关。人才问题里面另一个机制就是激励机制了，搞股权激励，上市前别想，上市后鼓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会再出台一些相关的政策。

不能成了数字化时代的“难民”

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转型升级，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轻了。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行业和某些企业中，转型升级不到位，可能就是一个灭顶之灾。过去有一本书叫《数字鸿沟》，讲三类人。第一类人叫原住民，九零后、零零后、一零后，这些孩子们一出生，就是数字时代的人，生活在数字时代，他们叫原住民。第二类叫“移民”，就是现在能够跳过数字鸿沟的人，你就“移民”过去了。第三类人就是跳不过去的人，叫“难民”。对文化企业来讲也是如此。在数字化网络化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跳得过去就变成移民，跳不过去，就是难民。在这方面，不管是演艺还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都面临这一个同样的问题。

现在文化消费已经全面数字化了，表现为文化消费终端已经数字化了，但是倒过来看，文化的创作、生产、传播还没有实现全面数字化，落伍了。大家现在都在讲三网融合、互联网时代对我们这些行业的一些冲击。互联网的本质就是数字化和网络化。这种技术还没有看到头。国家“十二五”文化规划提出了九大工程，其中一项叫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从文化资源到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的数字化都已经有了全面的部署，可惜很多人没有关注。大家提到很多的文化转型升级的问题，在“十二五”文化规划中都有所涉及，而且都有了一些专门的项目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次我们先在部委出版社当中搞一个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今年用国有资本预算来做的。原来我们还担心这个事能不能做得起来，后来开了两次会发现，第一批想做的有61家，大家积极性非常高。三分之二以上的社长积极响应。

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核心就是“两个全”。第一，出版业务的全流程再造。千万不要只是改某一个方面，比如只是改印刷环节数字化。从采编到校对到排版最后到印刷，不管是纸质的还是数字的要全流程数字化。现在好多出版社都成立了数字出版部、数字出版中心，我讲一个观点：出版数字化是不是做完了，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数字出版部是不是撤销了，还有数字出版部，说明这个部门是管这个的，其他的部门不管，那就说明没有全流程再造。第二，全攻略。就是出版数字化当中遇到的一些突出问题，都要经过这次转型升级解决，突出问题都要有解决方案。文化三个行业当中，新闻出版数字化转型最滞后。文化企业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技术升级，跃上一个新的台阶，站到数字化、网络化的平台上，才能跟三大运营商去对话，包括报纸期刊都有这个问题。从采编到出版三个月时间，周期太长了。数字化最大的好处就是便捷，还是用传统出版的理念来做数字化那肯定做不成。所以转型升级一定要做，在这件事上一定要去帮文化企业，这是支持国有文化企业的一个重要抓手。要扶着他们上一个快车，赶上这个快车，千万不能再在老牛车上。人家都是机械化了，我们还是手工，肯定是不行的；人家都是数字化了，我们还是机械化那也不行。一定要一步到位，上到数字化、网络化平台。

从战略上谋划

关于“三跨”问题，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跟我们这次调研主题相关的。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国有文化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很低。包括进文化企业30强的，也包括上市公司，都存在市场占有率很低的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的国有文化企业都是分业经营，国外的文化企业巨无霸几乎都是混业经营，产业链比我们要长一些，而且联系要紧密一些。所以说混业经营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特别是借这次新闻出版和广电机构改革，我们能不能做点事。新闻出版在改革上走的最靠前，市场化程度最高了，广电是市场化程度最低的，改革的力度是最小的，这两个部门能不能互相之间优势互补、资源互补、市场互补、人才互补？这可能是文化产业发展一个很大的亮点。

我们这次调研的题目，是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现在的基本思路概括为“四大”：

第一，大视野。国家“十二五”文化规划是站在全国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要讲骨干文化企业也好，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也好，要立足于国际视野。两层意思，骨干文化企业将来是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发挥作用的，这叫国际视野；第二层意思，是要通过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拉动国内的上千家甚至于上万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拉动国内文化产业发展。所以骨干文化企业要有国际视野，不是在国内是龙头，是站在国际上，要和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或者是跟贝塔斯曼相比较。

第二，大格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国家“十二五”文化规划已经为文化发展繁荣描出了格局。大的格局就是三个，第一，城乡一体化，这是公共文化服务。第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第三，以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一定要把我们的骨干企业放到整个大的格局当中去考虑。有了格局才能够有布局，有了布局，骨干文化企业才能布好点。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结合调研活动，我们发现可能在国有文化企业方面面临一次战略性的调整。第一个调整，首先是面对刚才所讲的三大格局，我们国有文化企业站在哪个位置上，发挥的作用是什么，这恐怕要重新审视。第二，面对现在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国有文化企业站在哪个位置？目前在国有文化企业的行业分布上，大头都是在传统文化产业上，新兴文化产业基本上是没有国有的影子，怎么能从战略调整的角度，去考虑国有文化企业的布局和布点。第三，从整个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讲，国有企业大大滞后于民营企业，所以战略性调整是势在必行。这次选择的骨干文化企业就是要在战略性调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国家的战略。

第三，大手笔。刚才大家提出的问题，要解决起来就得有大手笔。我们要有一种市场的思维，用市场化的思维方式来破解现在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矛盾。比如，刚才提到的混业经营，可不可以有一个大手笔呢？2009年总署提出双百亿，我们提出能不能打造一些市值过千亿的航空母舰，昨天在杭州，大家觉得好像不是遥不可及的。我们来看看国外的文化企业巨无霸，第一，无一不是规模特别大，国外的一家企业几乎是我们一个行业的概念。第二，无一不是混业经营，既有电视也有广播也有音乐，既有出版也有演艺，只不过它某一个集团在某一个方面比较突出。

第四，大政策。就是开小灶。一定要给骨干文化企业开个小灶，政策上要有倾斜，包括在资源上，变成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区，有点像上海自贸区性质的。

我们要有危机的意识，不管是市场的危机、技术的危机、本领的危机，都应该有。文化产业发展在前几年年均增长速度都是在20%以上，从去年开始年均增长速度放缓了。现在又遇到这么一大堆问题，过去改革中的遗留问题，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改造、转型升级等等，确实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渡过难关的意识。可能现在最大的关就是观念的关。在观念上，大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如何对待资本，好像就是认为是被资本绑架了；如何对待市场，特别是把市场和阵地怎么统一起来，占领了市场就是占领了阵地，丢掉了市场就是丢掉了阵地，这样一些观念问题，下一步要努力去破解。

（本文系作者于2013年11月在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湖北省调研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根据湖北省委宣传部提供的记录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