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模块化

1.3.1　趋势一： 产业模块化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原来内部的许多功能外包给专业化厂商，而专注于自己更擅长的部分，产业组织呈现网络化、模块化趋势。对此，学者给出了多种理论解释。

近几年，产品设计中的模块化理论被应用到对此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如Baldwin Clark（2000）认为模块化的产品设计不仅能够降低产品的复杂性，节约产品开发时间，也有助于提高产品的多样性，满足多样化的产品需求；Sanchez和 Mahoney（1996）认为由于提前定义了模块间界面规范，各模块研发可以并行，缩短了研发时间，因此模块化是一种强有力的设计范式（Design Paradigm），不仅适用于产品设计也同样适用于组织结构设计；Langlois（1992，2003）则认为模块化的出现，使原本依靠经理人的协调机制被明晰的界面规则所替代，“看得见的手”转而消失，“钱德勒型”模式因此转向模块化网络模式；Sturgeon（2002）更将美国电子制造业在 90年代的复兴归功于 “模块化生产网络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我国学者李海舰（2004）、芮明杰（2006）、胡晓鹏（2005）、孙晓峰（2005）及朱瑞博（2004）等人也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产业（组织）模块化现象，得出了有益的结论⁽¹⁾。

一、 模块化分工的内涵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1776）在其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述了他的分工和专业化思想。在斯密看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是劳动分工的日益深化和不断演进，而新的劳动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市场范围的扩大。斯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物质生活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必然要从低级分工演化为人类共有的知识要素的高度专业化分工。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市场法则的支柱和经济学、管理学的基石。对于单体而言，专业化分工越细，效率越高；但对于系统集成来说，分工越细而引发的交易费用越高。模块化来源于生产实践中并被实践所检验，当多个企业按照模块分工进行合作时，模块化就成为追求创新效率和节约交易费用的分工形式。

青木昌彦（2003）在追溯模块化的原始概念时，发现对于模块化有如下的解释： （1） 家具或建筑物的单位，被共同采用的标准单位系列里的某个单位。 （2） 通常指标准化电子组件的功能集合体，可以与其他同样的集合体一起使用。青木昌彦认为每个模块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模块化包含着“大盒套小盒”的结构。青木昌彦认为：“模块”是指半自律性的子系统，通过和其他同样的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

从模块化的发展过程来看，模块化最初是起源于产品的设计，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将复杂系统（产品） 设计成按照一定规则相互联系而又独立的模块（Module），后来扩展到产品的生产，最后发展到一个产业链的组织方式。

因此，模块化现象包含三个层次的内涵： （1） 产品体系中或者产品设计的模块化； （2） 生产的模块化； （3） 组织形式的模块化或者企业内部系统的模块化（大量面向外部供应商的外包子系统）。因此，模块化是一种基于某个产品体系的流程再造。在这种产品体系中，一种产品的功能通过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零部件来加以实现，这些部件之间的嵌合是根据一套接口标准进行设计的，从而确保零部件可替代性。

由此可见，模块化不仅是与分工经济相联系的经济现象，更是在更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和更高的人类物质生活需求层次上的高级分工形式，是产业分工细化的产物。

当然，模块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分工概念。青木昌彦（2003）论述了模块化分工区别于亚当·斯密古典分工的主要特征： 一是模块本身可以是复杂系统；二是不同模块之间的连接规则是进化的；三是模块的“包裹化”有利于整体系统的改进和创新。胡晓鹏（2005）指出，模块化不是依据专业化效率原则进行的分工，而是依据功能原则对专业化分工做出的整合。模块化绝不排斥效率分工，具有独立功能模块的建立和发展依旧是要靠效率分工来推进的。同时，模块化通过背靠背（back to back）的竞争模式和允许试错的实验方式对效率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模块化是分工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也就是说，存在分工未必会产生模块化，但产生模块化就必然存在分工。

实际上，模块化分工体系更类似于混合型的分工体系。模块是以功能划分为标准的，模块内部元素的构成则是以分工的形式展开，模块化分工体系更关注子模块之间平行式的立体网状关系。因此，模块化分工是传统分工进一步延伸和深化的结果，模块化分工体系也就必然保留与传统分工体系较为相似的特征。

二、 模块化组织的竞争优势

模块化组织特殊的分工方式与内部制度安排使其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其超强的创新能力和高抗风险能力。

（1） 超强创新能力。由于模块化系统中各模块内部信息的“包裹化”，模块之间平行展开工作可以促进创新。一方面，各模块内部信息“包裹化”使每个模块内的创新项目免受外部干扰，各模块可以进行独立的创新活动。这样既能减少设计技术、商业机密的外泄，也可以降低信息沟通成本，并获得专业化分工的好处。另一方面，平行工作的模块系统能够通过模块间不同的排列组合实现创新，使产品的种类更丰富，以满足个性化时代的消费需求（刘茂松，曹虹剑，2006）。正如Baldwin和Clark（1997）指出的，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策略丰富了产品的种类，复杂的机体只需要遵循进化中不变的规则就能够进化出数量惊人的生命形式。此外，模块化组织内部“背靠背”的竞争具有“淘汰赛”（Tournament Game）的激励效果，能大大促进创新。青木昌彦（2001）在分析硅谷模式——模块化企业集群时认为，由于创新企业在模块产品设计时对其他模块依赖较小，因此硅谷模式的创新能力得以加强。而且，硅谷内往往是数十家企业同时为研究同一有前途的技术展开竞争，只有成功者才能上市或被收购，这种“淘汰赛”更能激励企业进行创新。

（2） 高抗风险能力。一个系统越封闭则越存在失去竞争力的风险，而模块化组织是一个开放的、可以自发演进的系统，因此模块化组织可以应对这种组织的内生性风险。根据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化理论，通过企业纵向一体化可解决资产专用化带来的风险，但纵向一体化可能使组织的层次增加，从而引发“X低效率”等问题。而模块化组织可解决资产专用性的问题，因为组织内各模块可以平行展开工作，各模块化的创新活动并不会因某个模块出现问题而停止，可以化解因为特质交易（Idiosyncratic Exchange）过多带来的风险。而且，由于模块化组织内部各模块之间具有“背靠背”平行竞争的性质，这一方面使各模块可以相对独立地展开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化解战略趋同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使系统整合者有若干个替代方案可以应付未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另外，多个模块从事同一产品的设计工作，新产品系统不需要事先集中设计而可以自行演化，免去了彻底偏离现存模块组合方式所产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