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助推大城市经济转型的综合分析

一、城市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

城市转型是世界各大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课题。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制造业的梯度转移、老旧工厂的关闭以及水、土地等资源短缺日益严重，中国城市也不可避免地遇到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而且这已成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如何寻求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引擎，实现城市产业升级和功能转型，是保持中国城市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关键。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为大城市实现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

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共同规律表明，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的阶段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随着中国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中国一批城市工业规模扩张和工业产值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对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大，在一些发展较快的大城市资源短缺现象日益严重，生产制造成本不断攀升，制造业企业开始迁出中心城市或城区，导致许多中心城市面临“制造业空心化”难题;同时，快速城市化阶段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导致城市人口规模不断膨胀，交通、就业、环境等压力日益加大，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因此，中国许多大城市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着不同的课题，城市经济转型的重点也随之发生转移。经济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各种资源要素的空间流动、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等因素对城市经济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城市经济转型就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通过不断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布局合理化、经济社会协调化，促使城市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持续、复杂的过程。

(一)城市化进程的空间生命周期直接影响着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产业、资本等各种资源要素不断流动，在空间分布上不断发生变化，使得城市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空间周期规律。一些学者根据发达国家大都市市区人口增长的周期变动，提出了城市化进程的空间周期理论，即由向心城市化、城郊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连续的质变阶段构成大都市的空间生命周期。在城市空间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城市经济转型面临的课题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战略也具有不同的特征(见表6-7)。

表6-7 不同阶段城市发展的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

资料来源:利亚姆·班农等:《信息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1．向心城市化阶段

向心城市化阶段，也就是通常说的城市化阶段。这一阶段，资金、技术和人才日益向城市集中，城镇人口迅速增多，中心城区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心。20世纪上半期，快速城市化是先进工业国家的发展倾向。据统计，1900年，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的国家只有英、澳、德三国，1940年则增加到十几个，大部分为发达的工业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化开始形成世界规模，城市成为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

2．城市郊区化阶段

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特大城市人口激增，市区地价不断上涨，加上生活水平改善，人们追求低密度的独立住宅，汽车的广泛使用，交通网络设施的现代化，等等原因，城郊化进程加速。以住宅郊区化为先导，引发了市区各类职能部门纷纷郊区化的连锁反应。首先迁往郊区的有商业服务部门，之后外迁的是事务部门。在城市郊区化阶段，城市经济发展重心逐渐向郊区转移，新城区以及各种类型的经济开发区规划和建设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3．逆城市化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大都市区人口外迁出现了新的动向，不仅中心市区人口继续外迁，郊区人口也向外迁移，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这就是说，整个大都市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人们迁向离城市较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国外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之为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逆城市化首先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美国出现逆城市化的时间稍晚，在20世纪70年代有9个标准大都市区的人口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城市经济发展出现衰落的现象，而中小城镇及乡村地区经济实现快速增长。

4．再城市化阶段

面对经济结构老化、人口减少的现实，美国东北部一些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积极开发市中心衰落区，以吸引年轻的专业人员回城居住，加上国内外移民的影响，1980—1984年间，纽约、费城、波士顿、芝加哥等7个城市在中心市区实现人口正增长，出现了所谓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

最近，一些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再城市化阶段，认为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使得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逆城市化之后带给城市新的发展机遇，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他们将“信息时代”作为转向城市第四发展阶段的开端，并将这一阶段命名为城市的信息化阶段。他们认为，尽管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区位模型中关于距离的因子取值趋近于零，但是城市特别是世界大城市依然是经济社会的中心，同时，信息成为城市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居于世界信息网络节点地位的信息富集区完全支配和控制着边缘的信息贫乏区。因此，城市要想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竞争优势，必然要发展与信息收集、处理和分配高度相关的服务功能，进而通过信息流控制全球，成为全球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使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时间生命周期

经济增长的长周期波动即长波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家认识资本主义长期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已经成为当前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萧条的主要解释，并视为是一个影响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国际现象。长波理论侧重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济兴衰史，并用周期发生和发展理论来解释波动成因以及预测未来发展的长期波动趋势。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长波理论应用到对城市发展规律的研究中，认为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历史来看，城市发展也具有周期性规律，而且，城市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与经济长波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学者发现，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产生后的1800年、1850年、1900年、1950年、2000年前后的五个时期，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这恰好与长波理论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相吻合(见表6-8)。

表6-8 经济长波理论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资料来源:侯百镇:《城市转型:战略、周期与模式》、《城市规划学刊》2005年第5期。

自18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蒸汽机、电力等技术的发明推动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制造业逐渐替代了传统的手工业，城市进入工业化阶段，并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传统制造业比重逐渐下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迅速发展，服务业比重逐渐上升，20世纪90年代信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更进一步推动各类高端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使城市进入新一轮经济转换，进入非工业过程。

可见，随着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变化，城市的发展也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规律，构成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城市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都存在对应的要素作用，如果这些对应要素与阶段状态偏离较大，城市将会出现不协调的运行，城市发展缺乏后劲，同时出现大量的城市问题，城市经济开始衰退，城市发展处于受困状态。这种受困状态促使城市转变发展战略，通过应用新技术、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换，使得城市逐渐走出低谷，城市经济得以复苏，并进入新一轮繁荣期。城市就是在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而复始过程中不断进行战略转移和经济转换，从而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三)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一些关键性的战略转型点

战略转型点是美国英特尔公司前任董事会主席Andy Grove在企业管理实践中提出的。他认为战略转型点出现在公司的竞争地位发生改变的过程中，它代表着公司必须对自身的经营路线进行转变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

一些城市经济研究者认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一些战略转型点，有些学者称之为城市发展拐点。在城市发展拐点前后，城市发展的一些关键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城市必须抓住时机，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才能推动城市向新的阶段迈进。如城市化进程中，从城市化到城郊化、从城郊化到逆城市化，以及从繁荣到衰退、从萧条到复苏等城市发展周期不同阶段的转换点都可以看做城市战略转型点。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中心城市就是在这些关键时期，更早更准确地把握了转型时机，主动调整发展战略，为城市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占据领先地位做好了充分准备，从而赢得了比其他城市更快的发展，并因此确立其国际中心城市的地位。

关于如何判断战略转型点或城市发展拐点的到来，经济学者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在城市规模增长速度上有一个重要拐点，超过这个拐点，“外溢—回波”式发展的边际成本就会急剧增加，城市就要考虑新的发展模式。根据他们的观察，这个拐点大约出现在人口平均增长率3%和经济规模增长率10%左右，并维持25年持续增长的时候，即城市人口大约在25年内翻一番，经济总量扩张10倍。也有学者从社会问题入手来研究城市发展的拐点，他们认为，社会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最可能发生社会动荡的时刻是在经济停滞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拐点处，在这个点前后，城市必须及时对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和转换，否则就会爆发社会动荡，这一观点被称为“倒J”假设(见图6-6)。

从城市发展的漫长历史看，在上文论述到的城市空间生命周期以及时间生命周期中，城市经历了多次经济转型，而每一次经济转型其本身又是一个逐步调整、逐步转变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推动城市经济不断迈向生命周期的下一个阶段。一些学者在总结东亚等后发国家城市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每一次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一般都包括调适、分解、整合、跨越四个阶段。调适是指对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竞争环境以及资源条件进行分析，确定调适框架，使城市与环境互动;分解是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可能出现的转折点进行研究、分类，通过把握转型点、拐点、机遇期、转型战略窗口来寻找化解问题的突破口;整合是从城市各类要素资源的全局出发找准当前的优先级，在垂直和水平两个向度进行优化配置，实现“条”与“块”的重组、升级;跨越则是利用后发与赶超优势，缩小发展阶段、发展空间、发展速度、发展质量与发展代价的差距，从局部突破，带动整体跨越。调适、分解、整合、跨越四个阶段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转型链(见图6-7)，不断随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间隙性、周期性地循环，形成城市的动态发展与演进过程。

图6-6 “倒J”假设:经济增长的拐点、社会动荡的爆发点

图6-7 城市转型链

二、发展产业高端环节(总部经济)战略

产业高端环节(总部经济)战略是一些大城市在经济转型中的成功案例。它通过发展现代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以及跨国公司、本土企业的总部、区域总部和管理、研发、营销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并将一些传统的低端产业或价值链低端产业环节适时适度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实现城市的产业转型、功能提升，促进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纽约、新加坡、香港、东京、巴黎等国际大都市都是发展产业高端环节、实现城市转型的典型案例。

(一)新加坡:从“制造基地”到“总部基地”

新加坡国土面积不大、人口只有400多万，却一直是亚洲经济发展中一颗耀眼的明珠。自1959年独立以来，新加坡经过40多年的发展，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经历了三次成功转型，即从传统的出口贸易转向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从进口替代转向发展出口导向工业，打造亚洲国际金融中心;从“制造业基地”转向“总部基地”，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如今，新加坡已经转变为云集了绝大部分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新兴工业国家，成为发展总部经济的全球典范。新加坡总部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典型的从“制造基地”到“总部基地”的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成为新加坡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新加坡在吸引跨国公司生产加工环节的同时，也全面接受了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制造业发展速度趋缓，服务业开始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部门，为后来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不同类型的总部给予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并提供良好的环境、服务及设施。如对从事五大商品交易的国际贸易机构，营业额超过2亿新元或具有全球贸易网络及良好公司业绩等条件的公司每年只征收10%的公司所得税;政府授予“区域总部”头衔的企业将享有15%的税务优惠;获颁“国际总部”称号的企业除享有区域总部企业的优惠外，还可获得额外优惠。新加坡以金融和商务服务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总部入驻，制造成本的上升又迫使企业将制造环节外迁，同时，它们的总部及研发部门仍留在新加坡，最终完成向“总部经济”的转型，新加坡各历史发展阶段采取的主要措施见表6-9。

表6-9 新加坡各历史发展阶段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新加坡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东南亚乃至全球著名的总部聚集地之一，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新加坡作为进军东南亚的起点，更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在新加坡设立地区总部实施其海外扩张战略。目前，共约有7000多家跨国公司到新加坡投资，其中美国和欧洲公司最多，各约2000多家。许多世界500强公司，如惠普、壳牌、佳能、IBM、朗讯、联邦快递等都在新加坡设立了分部。跨国公司在新加坡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电子、电信、信息科技、化学、银行、保险、旅游、高级餐饮及建筑业等。2006年6月1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瑞典伊莱克斯电器公司、英国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等8家国际企业在新加坡设立了区域总部，至此已经有385家世界级企业在新加坡设立了区域总部或国际总部。这8家国际企业区域总部将为新加坡带来857个就业机会和每年2亿多新元(1.57新元兑换1美元)的商业开支。大量跨国公司和外国企业的进人，不仅带来了大量资金、科技、管理经验和国际人才，还吸引了众多银行的进入，从而使新加坡逐步跨入国际市场轨道，成为魅力十足的全球企业总部之都。

(二)香港:发展服务业高增值环节，助推亚洲服务中心建设

中国香港以不到全球十万分之一的面积和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着全球第二位的人均对外贸易值和世界第一的转口贸易总值，香港经济可谓世界经济的一个奇迹。香港经济能够不断前进，主要得益于数次经济战略调整。通过经香港经济不断提高经济资源的产出效率，从转口贸易到一般轻工业，再到先进制造业，再到服务业，资本、技术的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经济活动不断转向附加值高的行业领域。

纵观香港经济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转型的过程。香港的第一次经济转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一时期，香港从以渔农为主转变为以转口贸易为主。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香港集中力量发展服装等轻工业，并逐步使香港成为亚洲地区制造业中心之一。这标志着香港已由转口贸易为主转变为以轻工业制造业为主，轻工业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产业。香港轻工业的大发展，带来香港新一轮的繁荣，同时也大大提高了香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经济开始第三次转变，这一时期，香港把握了内地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将产出效率相对较低的加工工业向内地和东南亚转移，为新兴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资源、人力资源等。

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达是国际化城市的重要标志。随着生产能力向外转移，香港日益成为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香港服务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

服务型经济结构推动了香港经济的新繁荣，香港金融业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巨大发展，成为世界外汇、黄金、股票的交易中心，也是世界各大银行主要集聚地之一，香港共有1600余家银行及分行，全球最大的500家银行中有311家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是举世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经济发展逐渐突破香港本地的资源限制，对于周边区域的经济控制不断强化。

香港这种服务型经济结构已经带有总部经济的思想，即在大量外迁过程中，并没有把企业总部同时迁出，而是把企业总部(研发、营销、战略管理等职能部门)继续留在香港，以利用香港人才、资本、信息等资源优势条件，从而使香港经济发展呈现出企业总部聚集的特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经济再次面临转型压力。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为香港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制定了正确的方向和目标:拓展知识经济与提升传统经济相结合，进一步巩固、强化已有优势(即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运输中心等)并顺势拓展新的经济中心(即物流中心);香港继续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桥梁，并发展成为以华南地区为主要依托具亚洲国际大都会地位的“大香港”。

总部经济模式也正契合了香港新一轮经济转型的方向。目前，香港已经吸引数千家跨国公司在港设立亚太总部、地区总部。统计显示，到2005年6月，己有超过3800家的外国企业在港设立地区总部或办事处，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以美国公司为数最多，达868家。这些总部的主要业务范围包括金融、银行业、制造业、运输、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业和商用服务业等。香港的中环区便是总部聚集的主要区域，这一地区集中了大量的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行业等，已发展为成熟而标准的CBD(中央商务区)，逐步成为香港经济的“心脏”。

服务型经济结构的确立与香港总部经济的发展，对香港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强化了服务型经济，使得香港的国际商贸、运输中心地位得以加强，促进了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并将金融优势转化为经济繁荣，促进了香港国际信息中心、亚洲服务中心的建设等，在香港的经济转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东京:国内跨国公司总部聚集推动东京国际性城市建设

作为日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同时，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东京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升级。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就提出了建设沿太平洋工业地带的设想，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产业政策中又相继明确了控制大城市规模、改善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的指导思想，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东京原有的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其他沿海地区，为东京现代都市型工业的集聚腾出了发展的空间，这些都市型工业的集聚又为批发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批发业的高度集聚，又为保险和商务服务业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东京的商务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75年的16.1%上升到1992年的25.6%，成为第三产业中最大的一个部门。另外，在就业人数上，商务服务业的从业人数最多。1990年，东京服务业的从业人员高达231万人，几乎等于全部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总和，成为东京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东京第三产业的比重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一直超过第二产业并逐年增加，到199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高达73%。到20世纪90年代东京逐渐形成了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产业集聚性很强，第三产业十分发达，都市型经济特色十分显著。

在东京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依赖本国跨国公司成长为世界级企业，实施本土企业战略，是东京实现经济转型并进入国际城市行列的重要战略之一。吸引国内大公司总部成为东京政府的首要目标之一。原先总部设在关西地区的大企业，为便于加强与政府职能部门如通产省(MITI)、财政部(MF)、经济计划署(EPA)的联系，纷纷将总部移至东京。如住友银行1958年明确提出以东京为重点的发展战略，将关西地区分行移至东京重新开张，并于1959年建成新东京住友大厦，为大阪、东京双总部做准备;伊藤忠商社1967年将东京分社升级为东京总部，实行大阪、东京双总部制。此外，四大贸易商社的公司也大部分集中在东京。

东京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目前，东京拥有的跨国公司和银行数量均超过了纽约和伦敦，位列世界第一。东京是拥有世界(财富)500强总部数量最多的城市，据最新资料，在美国《财富》杂志新评出的2006年度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有52家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企业入围。东京无论是在制造业、金融业，还是在电信、零售以及作为企业总部城市辅助支持行业的印刷出版、广告、运输等行业的发展都更强大、更全面，形成了银座、新宿区等经济、行政、商业、文化、信息等部门云集的商务区。

新宿区是东京的副中心，位于东京都中心区以西，距银座约6公里，是东京市内的主要繁华区之一，仅次于银座和浅草上野，其经济、行政、商业、文化、信息等部门云集。新宿区的金融保险业、不动产业、零售批发业、服务业等已为主导行业，其中金融业最为发达，聚集了160多家银行。伴随这些而来的是一些相关配套设施以及其他部门的迁入，最终形成了经济、行政、商业、文化、信息等部门云集的商务区。

新加坡、香港和东京等国际性大都市发展产业高瑞环节(总部经济)战略实现城市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一些大城市探索城市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普遍面临着土地等资源短缺、空间扩展有限、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压力大、可持续发展难度大等问题，城市经济转型任务紧迫。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一些大城市人才、信息、技术、资本等战略资源较为丰富，具备实施产业高端环节战略的支撑条件。一方面，可以借鉴国际大都市经济转型经验，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调整，发展高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逐步实现由产业低端向产业高端、由工业为主向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转变。另一方面，一些具备条件的大城市，可通过发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本土企业总部及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等，占据管理、决策、投资、研发等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并带动各种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探索进一步优化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高端、高效、高辐射，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和持续繁荣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国际大城市经济转型的成功模式为中国城市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功能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但也应注意到，由于城市规模、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和发展重点的不同，城市转型的方向和模式也各不相同。中国一些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大城市，只有立足城市发展实际，针对具体发展特点和问题，有选择地借鉴国际大城市转型的模式和经验，并不断加以创新，才能探索出适合中国城市发展阶段、发展特点的经济转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