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成为新的公开市场

由于维权股东们迫切地追求短期收益而非长期目标，他们施加的压力造成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公开市场现在对筹集创新资本的吸引力远远小于过去。今天的市场不再是公司为自己最棒的新点子融资的地方，而成了企业家和投资者通过首次公开募股的变现渠道，或大型上市公司通过回购操纵自己股价来讨好股东的地方。不管哪种形式，创新都遭到了打击。例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显示科技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后对创新的投资缩减了40%，因为一旦公司上市，它就需要重点讨好股东而不能再重点关注未来的创新。[29]

说到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私营和家族企业在很多情况下是这种作用的例外。研究表明私营公司对实体经济的投入是同行业同等大小的上市公司的2倍多。[30]它们也比许多上市公司更善于承受2008年的经济危机，现在处于上升阶段，而没有下滑。虽然许多大型上市公司的利润空间持平或收缩了，2015年一份对主要私营公司的调查显示，31%的私营公司利润率上升，大多估计明年能达到2倍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增长率。[31]

通用汽车的前副主席鲍勃·鲁茨曾担任电池制造商埃克塞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把一家私营电池公司东宾制造公司，作为私营公司能够摆脱华尔街的影响并专注于长期增长的例子。他说，“我记得（几年前）参观东宾，当时所有的（上市）电池制造公司都担心来自韩国的竞争”，竞争促使了外包和削减成本的发生。同时，创办于1946年的东宾依然是家族企业，依然向产业投资，如今成为世界最大的采用单晶技术的独立电池制造商—证明了只要有正确的激励结构，美国实际上可以达到领军制造业，即便是已经商品化的产品。鲁茨说，“他们家的生活条件很棒，但他们家没装修成泰姬陵。”“他们说，嘿，我们的钱足够好好生活了，剩下的钱重新投入到产业中去。如果他们有几个季度因为投资太多生产没赚到钱，那又怎么样呢？”[32]

另一方面，华尔街在主动惩罚那些做出争取提高公司长期战略价值决策的上市公司。这样的例子有上千个，特别显著的一例是：苹果推出iPod之后不到1年，公司的股价就开始稳步下降。[33] 这是因为将要发起史上最大行业变革的产品在最初发布时销量不佳，亮相年只卖出了不到40万台。谢天谢地，乔布斯对此毫不在意。他坚持原来的意见，今天，苹果卖出了超过190亿台设备。库克领导下的苹果是否能保持同样的名声还是未知，鉴于除了高昂的股息外，库克的战略基本还是裁员与分配那一套，即将利润交付给投资者来缓解后者对公司滞后股价的担忧。在他的领导下至今苹果都未推出任何真正能改变规则的新技术（iPhone 6是增量升级，iWatch更像是奢侈玩具而非全新技术）。

许多其他大公司也承受了类似的压力，将华尔街的需求置于顾客的需求之上。就像大多数首席执行官会告诉你的那样，公司很难反抗。通常敢于反抗的领导都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曾将自己的初创公司发展为成功企业的创始人或创业家。乔布斯治下的苹果就是个例子，霍华德·舒尔茨治下的星巴克也是。后者也授权了大批回购，但星巴克同时对实体经济进行了大批华尔街不怎么热衷的投资，因为舒尔茨愿意冒险。例如，星巴克是美国最早为全职员工、合格的兼职员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实惠的全面医疗的首批零售商之一。星巴克还向员工培训、退伍老兵的雇佣和培训（星巴克承诺雇佣1万名老兵）、帮助员工上大学和偿还学生贷款等领域进行了大笔投资。在2015年，星巴克承诺帮助员工支付大学学费，这个项目可能要花费公司数千万美元。舒尔茨在这些支出上受到了很大阻力。他说，“当我们20年前提供全面医疗时，受到的阻力和今天是一样的。所有人都认为这会削减每股收益。但显然它不会。”

的确，舒尔茨决心完成这些计划不仅仅是出于社会原因，还因为它们具有良好的长期商业价值：通过这些项目帮助降低周转成本、将服务质量提高至行业平均值之上，让公司成为受欢迎的雇主。更重要的是，舒尔茨是个真正的企业家，相信这类投资对星巴克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美国已经成为拿铁消耗大国和供应大国，舒尔茨认为如果美国商业想要兴旺起来，他们必须重点关注前者—这意味着为更广阔的经济选区服务，而不仅限于股东。舒尔茨说，“我认为私营部门就应当（在支持商业街经济增长中）比过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的责任不只是损益和股价，还必须照顾那些我们服务的群体。如果这个国家有一半或者至少1/3没有得到同其他人一样进步的机会，那这个国家就无法继续存在。这不是社会主义。”对他而言，这几乎就是现实。[34]

不幸的是，大多数企业领导如果做了不能立刻提振股价的事就会被赶出会议室，即便这些事积累了长期价值—标普500强的首席执行官平均任期只有不到10年，这是原因之一。塞缪尔·帕米萨诺是IBM的前任执行长，他记得在2004年宣布公司将退出个人电脑行业，进入服务业后受到的来自维权股东和机构投资者的谴责。“压力非常大。人们要求我下台。”帕米萨诺说。虽然公司在转型期依然回馈价值700亿美元的现金给股东，华尔街的人依然认为不够。“我记得（和一名质疑这个数字的法人股东）参加过一次会议，然后说，‘你看，我以为700亿美元够了，显然还不够。你觉得多少才算够？’”[35] 帕米萨诺最终决定前进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再发表季度收入报告，告诉对IBM战略不满的股东卖掉自己的股权，并关注长期增长。他就这样做了，完成了企业历史上最成功的转型之一，期间让公司股价翻番。不过从那时起，IBM感受到了来自市场要求“吐出”现金的新压力。总算下来，IBM在2000年到2014年间在股票回购和分红上支出了1380亿美元，而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仅有590亿美元（还有320亿用于收购）。[36]

IBM和其他许多公司一样，在我们这个金融化经济时代，花在讨好投资人身上的钱基本上比花在开发新事物上的多得多。有人或许会说590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的确，但技术产业善变的本质让苹果和IBM这类依赖创新进行增长的公司很有必要尽可能地省钱，以便在未知的竞争者中保持领先地位，而不是被迫把所有自由现金流交给投资者。就在几年前，谁能预测出Facebook、阅后即焚这些公司会大涨？我们越来越趋近数字化和信息导向的经济，尤其是在技术产业上，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公司可以在一夜之间出现。商业模式能在纳秒间发生变化。行业巨变无须几年，只要几个月，甚至几周就能实现。在这种新经济环境下，技术公司有充足的原因将每一分钱都花在不考虑实际用途的研究和培训各层次员工上—还有向联邦政府缴纳自己应缴的税款。可以说，是联邦政府对基础科学和技术的投资创造了硅谷的大部分发展基础与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