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和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和经济增长的途径，而经济增长理论也在演化进程中不断更新发展。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增长，然而，在GDP保持数年二位数及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背后，仍然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合理。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是以工业化制造业为主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日渐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约束。因此，系统梳理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能够为培育和催生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提供理论基础。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1]。其中，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数量的提高推动的，则为粗放型增长；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的则为集约型增长。一般来说，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要素质量的提高，二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爱德华·丹尼森将经济增长中无法归因于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增加的部分，即“索洛剩余”用外生的技术进步来解释，索洛剩余包括不同因素的组合，如教育水平的提高、资本质量的改进、产业内资源转移、规模经济、知识进展等^[2]。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要高于全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创新体系理论

当时代进入到21世纪，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经济增长的驱动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决定因素“由硬趋软”，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第四源泉，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创新理论构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创新体系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研究专家Freeman(1987)首先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它的基本含义是“由公共、私有部门和机构组成的网络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活动促成、创造、引入、改进和扩散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使一国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该系统的四个因素：政府政策的作用，企业及其研究开发机构的作用，教育和培训的作用以及产业结构的作用。Lundvall(1988，1992，2002)关于创新体系的研究偏重于更加微观的方面，认为创新应该被视作从不同的资源中获取知识的新组合，知识主要来源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消费者和供给者之间的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因此，一个创新体系是以企业、消费者和供给者紧密、持久联系为特征的经济系统。

(三)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演化与经济演化

基于演化的视角，产业演进是在竞争过程中实现的，其中的推动力来自产生多样性的机制和选择机制^[3]。竞争的关键是竞争者须具备适应性能力、预测市场状况的能力和研究竞争对手在设计格局上的发展潜力的能力等，而不仅仅是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在竞争过程中的任一时刻，市场需求及价格结构既引导创新活动的产生，又对创新进行选择；技术发展的某些惯例得到保留，其他的则被淘汰。产业中企业的规模和数量以及产业中不同惯例的扩散，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同一个演化过程的结果。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只是技术和市场结构发生变化，选择环境也随之有了变化。创新和扩散不断地重新界定随后市场选择过程的环境，企业和消费者的学习以及要素和产品的需求将持续形成和再塑造。

经济演化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生，包括技术、企业、产业、市场结构和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作为整体的经济系统的演化。其中，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推动着其他方面演化的速度和趋势，并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变迁。

(四)新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

1.熊彼特增长模型——“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最早将“创新”引入经济发展研究，他指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就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的新组合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方式)、新市场、新材料和新组织。除了提出“创新”概念外，熊彼特还提出“创造性破坏”及“企业家精神”概念。企业家就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也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熊彼特增长模型强调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以“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动态竞争过程。在强调创造的同时，也考虑创新所具有的“破坏”一面，新老更替是这个动态过程的主要特征，消费者追求更多类型和更高质量的产品，构成了创造性破坏的基础，通过“消费导向，生产实现”，厂商创新行为主要由企业家推动实现，目的是获得垄断利润。

熊彼特提出了创新以及动态竞争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均衡不断被打破并出现非均衡的动态过程，由创新引起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动态过程的本质性特征。创新不断地从内部破坏旧的经济结构而代之以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创造性破坏”表现在产业层面和社会制度两个层面：一是垄断不断出现又不断被打破的产业层次的“创造性破坏”；另一个是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制度层面的“创造性破坏”，而前者是后者的动力^[4]。

2.演化的新熊彼特主义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经济转变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产生于它自身内部的”。他把企业家的创新视为变革的源泉。如果创新成功，他们会通过模仿而在经济中传播，从而改变经济结构。这个观念符合前文所述的“新奇事物的内生涌现及其传播”的一般性演化。但是，熊彼特为了避免与一元论达尔文主义概念的联系，他用发明与创新的区别来贬低新奇事物创造(发明)的作用，反而过于强调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熊彼特理论没有很好地解释创新所依据的新知识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以及新奇事物是如何被激发出来的。

演化的新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借用生物学隐喻，用Fisher方程的数学形式构建了企业的行为模式，使创新得以内生化，并类比生物学中的自然选择过程描述了经济动态过程，模拟出基于竞争的产业和市场结构变迁。演化的新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为它研究的是异质的经济主体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引发的更广泛的结构变迁，在此基础上，演化的新熊彼特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经济异质性的分析，认为经济中新事象的出现是经济的本质性事实，这就意味着经济中存在差别，经济体系变迁的动力正是这种差异性，异质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经济的结构变迁。

演化新熊彼特主义的创新体系理论关注创新的系统性，把创新嵌入组织行为和社会体系之中，引入了政府、大学、区域以及供求关系等更广泛的因素进一步阐释了创新的机制，进而研究了创新和异质性基础上的产业和市场结构的变迁过程，更好地解释由创新引发的经济结构变迁，因而，对中国现实问题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实施具有更为直接的指导意义。

(五)对演化分析范式应用于中国经济转型研究的评述

演化经济学将创新作为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动态、演化的理论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形成了解释经济现实的全新范式。其中，对技术变迁的解释为分析技术和产业的共同演进提供了一种动态理论框架，为“创新驱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转型的中国现阶段实践探索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但熊彼特理论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变得十分明显，技术创新只有跳出经济人的理论阈限，置于更为广阔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三者关系的可持续性视野下，才能回答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

在当前的经济学中，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的不断突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的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当下正在进行也将持续发生的经济转型表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才是关键，经济的重要动力是新偏好的形成、新资源的创造、新奇事物的涌现和传播。这些现实问题要求研究者努力突破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法，以真实的经济“不确定性”代替现实不存在的“假设性”，寻求经济发展性“动态演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