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失衡的真相

国际贸易的不平衡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为此，美欧等国提出了“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张，美国还提出了要实施“再平衡战略”。新世纪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占国际贸易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发达国家将国际贸易失衡的责任归于发展中国家。其实，贸易不平衡现象一直贯穿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发达国家占据了全球货物贸易70%的份额，服务贸易90%的份额。发达国家要求贸易再平衡的理由虽然牵强，但其背后的恐惧和危机意识，以及遏制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霸权心理也是非常明显的。

1.此消彼长

世界贸易组织于2013年7月在日内瓦发布的《2012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在2012年全球商品贸易额排名中，四个最大的出口国为中国、美国、德国、日本，进口国为美国、中国、德国、日本。在货物贸易中，中国为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在服务贸易中，美国则同时位列进出口第一位。报告预测，到203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所占的份额，将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发达国家的份额将从53%降至43%，发展中国家将从41%升至57%。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此消彼长态势从20世纪开始即已显现，只是新世纪以来更为明显一些，表现为发达国家货物出口份额逐年下降，发展中国家市场份额逐年增加。用两个时间段来作比较，1998—2001年和2008—2011年，发达国家货物出口份额分别为67.46%和54.7%，减少了近13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出口份额分别为30.3%和41.09%，增加了近11个百分点。其中，美国出口份额分别为12.21%和8.26%，减少了近4个百分点；欧盟27国出口份额分别为39.93%和34.93%，减少了5个百分点；日本出口份额分别为7.15%和4.77%，减少了2.38个百分点。

1995—2011年期间，印度在全球的出口份额从0.62%增加到1.67%，俄罗斯出口份额从1.66%上升到2.64%，中国出口份额从2.9%上升到10.5%；同期，印度进口份额从0.7%增加到2.53%，中国进口份额从2.54%上升到9.54%，发展中国家的“涨”很大部分比重归于中国。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表示，在过去5年中，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出色表现犹如从经济低迷的乌云中透出的一片曙光，给全球贸易增长带来希望。^[1]

世贸组织的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额为38670亿美元，仅比美国少150亿美元，而这150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一天半的贸易额（中国平均每天的贸易额约为106亿美元）。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三大国。2012年中国服务出口占全球服务出口的4.4%，居世界第五位；服务进口占全球服务进口的6.8%，居世界第三位；服务进出口总额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美国学者彭慕兰和史蒂夫·托皮克在其《贸易打造世界》一书中写道：

经济活动是社会行为，这类活动能聚拢不同群体的人，这些群体往往因为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对生产、消费、交易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既摒弃欧洲中心观，同时也排斥反帝国主义观。我们不仅把目光对准欧洲人与其他地方的贸易，也不仅把目光对准某一地区，而是要放眼多个地区和这些地区间的互动。世界贸易的创造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共同参与，并不是从头到尾出于同一个经济体或一个国家之手。我们所要讲述的就是世界贸易创造过程中的此消彼长。^[2]

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有其客观规律，不以任何国家和个人的意志为改变，造成全球贸易“此消彼长”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全球贸易中心的转移。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河中，贸易中心的转移与替代是客观规律。19世纪初，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先驱国在蒸汽机革命的带动下，以其发达的纺织业、采掘业、炼铁业、机器制造业和海运业确立了“全球贸易中心”地位，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制成品的主要供应者。182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18%，1870年上升为22%，其制成品产量占据全世界的40%，铁和煤产量超过全世界50%，美国和欧洲大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基本都是来自英国。英国全球贸易中心的历程延续了70年。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在电力革命的带动下，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19世纪80年代，美国制成品上升为世界第一位，1929年达到了全球制造业43%的最高点。在钢铁、汽车、化工、机器设备、飞机制造、电气产品、医药以及军事装备等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其生产规模和出口份额都位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工业品出口的重要基地。20世纪60—80年代，日本以“机械振兴法”和“电子振兴法”为推力，从以出口重化工业产品为主导逐步转向以出口附加价值高的机械电子产品为主导，成为机电设备、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

20世纪末，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以土地、劳动力和规模经济为主导，形成了制造业加工优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07年，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跃居世界第一位；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国。截至2012年，中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达到11%，其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为10%，占全球第二位；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25%，成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最大的净出口国。家电、皮革、家具、羽绒制品、陶瓷、自行车等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达到50%以上。

财经类畅销书《供应链为王》作者杨达卿指出，随着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壁垒在被逐渐破解，美国贸易霸主地位也在被改变。2006年，美国是全球12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同期是70个。但5年后的2011年，中国是全球124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只剩76个。2011年，中国在西半球超过美国成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在东半球超过美国成东盟最大贸易伙伴。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12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

2.贸易失衡与出口管制

中国与美国，这两个贸易大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全球贸易的发展，但这两个大国的贸易是不平衡的。中国对美国的高额顺差一直是美国指责中国的借口，201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仍达到2189亿美元。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而其中又有76%是外资企业造成的，这些外资企业，主要又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从产品来讲，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最主要是来自电子信息技术和机电设备类，这些产品占了67%，大部分是美国在中国加工装配的产品。因此，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在于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不高的加工组装环节，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的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仍掌握在美国企业或跨国公司手中。

然而，美国一方面积极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对中国最需要的高新技术产品实施着出口管制措施。正是因为这种管制措施，造成了长期以来中美贸易的失衡，这是美国政府不愿意提及的，也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对中国商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出口管制直接导致美国下降的出口额每年高达数十亿美元。还有一项数据显示，由于严控对华高技术出口，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高技术产品比重从2001年的18.3%下降到2009年的7.5%。

曾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的大卫·麦考密克说过，对华出口管制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形成中的影响和作用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并为此列举了一系列数据，2005年，美国对华出口中只有不到6%的产品需要获得政府许可，其中只有1250万美元提交审批的出口产品被否决，远远低于美国贸易逆差的1%。同年，美国对华出口的123亿美元高科技出口产品中，需要获得出口许可证的不到20%，被否决的许可证申请不到5%。但中国商务部在回应时列举了这样的例子：一块被视为军民两用的、用于波音飞机上的芯片价值不过1000美元，但这项申请实际影响的交易额却可能达上亿美元，两者相差百万倍。

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开始实行出口管制措施。1949年11月，为了在经济上遏制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联合成立了一个多边出口控制协调委员会，总部设在巴黎，通常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巴统共有17个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其宗旨是执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政策，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三大类上万种产品。这就是发达国家实施出口管制措施的前身。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巴统的禁运措施衍生出诸多问题，1994年4月1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但发达国家的出口管制措施却并未停止。1996年9月，美国与其他32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关于常规武器与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全球多边出口管制机制。

中国一直是美国实施出口管制的主要国家之一，也一直呼吁放宽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以促进中美贸易平衡发展。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越来越严厉。2007年，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项“中国政策条例”法案，要求对“可能促进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一些限制出口产品实行许可证制度，将以往不受限制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加入限制列表。条例规定的限制对华出口产品共涉及20类、31个项目，其中包括飞机和飞机发动机、用于太空通信和空军的通信设备、水下照相和动力系统等。

除了对中国外，美国对许多国家也都采取了出口管制措施，包括对日本、俄罗斯等。鉴于各方的压力，2009年8月，美国开始7全面评估现行的出口管制体系，并于2010年8月31日正式启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程序。2011年6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出口管制新政策《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该规定将44个国家和地区列入可享受美国贸易便利化措施的范围之内，然而中国不在其列。美国商务部表示，许可例外的实施，在推动美国向其盟友出口的同时，将更多的资源集中在管理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物项和技术上，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言外之意，美国实施出口管制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正是这一考虑使美国的出口大幅下降，直接导致了与中国等管制目标国的贸易失衡。美国的矛盾性总会体现在政治经济的各个层面，这或许是美国实施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相结合的经济政策的结果。美国一方面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等要求中国对美国实行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但另一方面对中国却实施着出口管制等贸易保护。或许就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言：“在历史上，自由贸易是例外，而保护主义才是惯例”。^[3]

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已经是后工业化国家，而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这两个国家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作为加工制造基地，为美国提供工业制成品以及生活消费品，是对美国经济最好的补给，价廉物美的消费品进入美国市场，提高了美国民众的福利水平，也是对美国经济最大的贡献。而作为中国来说，需要从美国进口的产品除了一些中国比较缺乏的高端消费品外，最需要的应该是高新技术产品，这些产品有利于提高中国的生产能力，也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但美国却禁止这些产品向中国出口，其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两国都各有损失，甚至也影响了全球贸易的平衡。

美国需要反思，国际社会也需要对出口管制机制进行检讨，这一损害全球自由贸易的行为，在21世纪的今天是否需要予以废除，或者重新制定适应时代要求、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公平发展的新规则。

3.出口倍增计划与制造业回流

美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挑战，金融危机更使美国认识到了其经济结构中虚拟经济比重过大、实体经济不断萎缩对国家经济所带来的危害，开始推动“出口倍增计划”。2010年3月，美国政府根据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出口目标，正式宣布“国家出口倡议”，即“出口倍增计划”，核心是美国要用5年时间使其出口规模翻一番，即出口额从当时的1.57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14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5%左右。据美国政府推算，这一增长将会为美国创造200万的就业岗位。

此次“出口倍增计划”不仅由美国总统直接牵头，成立了由其直接管理的“出口促进内阁”，还涵盖了美国所有重要经济部门和对外部门，包括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农业部、贸易和开发署、进出口银行、小企业管理局、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等。2010年9月，“出口促进内阁”在《就国家出口倡议致总统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出口倍增计划”实施措施，重点包括4个方面：一是“再工业化”，提升制造业的出口能力；二是帮助美国中小企业扩大对外出口，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三是通过金融和宣传等措施，帮助美国企业锁定、建立和赢得新兴市场；四是扩大双边与多边贸易谈判，减少贸易壁垒。

美国的行动力和决心的确值得称道，在市场还在对美国的观望和质疑时，美国的行动已经稳步展开，主要抓手就是鼓励制造业回流。早在该计划推出前，美国就已经开始推动制造业振兴，鼓励制造业回流，其路径清晰而明确。首先，制定法律支撑体系，2009年4月，奥巴马在乔治敦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构想，并于同年12月公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09年6月26日，颁布《制造业促进法案》等系列法案，搭建起重振制造业的法律框架。

其次，颁布发展战略规划，确立规划落实部门。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美国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与《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将智能电网、清洁能源、先进汽车、航空与太空能力、生物和纳米技术、新一代机器人、先进材料等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旨在加快抢占21世纪先进制造业制高点。同年12月12日，白宫宣布成立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

再次，出台支持政策。2012年3月9日，奥巴马在弗吉尼亚州发表演讲，提议拨款10亿美元设立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加强高等工科类院校和制造企业之间的产学研有机结合。随后，在税收、外贸以及投资等政策方面向制造业倾斜。其一，税收优惠。奥巴马呼吁国会立法给予在本土投资和增加就业岗位的企业以税收优惠；其二，出口促进，奥巴马宣布了一系列促进出口的政策，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将启动为规模较小的出口企业提供信贷的新项目，以及给予“出口促进内阁”更大权力协调跨部门行动；其三，财政支持，美国政府2013财年预算方案加大了对制造业研发和贸易促进机构的拨款力度。

最后，搭建促进平台。2012年8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在俄亥俄州建立一所由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出资的制造业创新研究所，以扶持美国制造业和鼓励企业在本土投资，这是美国在扶持制造业发展方面的又一大手笔，建立这样的创新研究所，有助于联合高校、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力量，发展尖端科技和培养制造业技能，搭建强有力的美国制造业研发促进平台。

所谓的制造业回流，是指跨国公司将制造业投资和生产能力从海外向国内转移，既包括把海外的工厂迁移回国，也包括在本土建设工厂，取代在海外建厂或采购的计划，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也的确选对了时机。随着海外劳工成本的上涨，以及超长供应链等多种因素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正在考虑或已经将原先位于海外的生产基地搬回美国本土，其中包括消费品巨头佳顿、工程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汽车巨头福特公司等。相关调查显示，有14%的企业明确打算将部分制造业迁回美国本土，1/3的受访企业则表示正在考虑为回流采取措施。

此外，美国还将出口战略瞄准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南非、俄罗斯、智利等都被作为美国出口增长目标国。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已取得较好的效果，2012年美国商品及服务出口增长至创历史新高的2.2万亿美元，已较“出口倍增计划”推动之初增长了40%，对70多个贸易伙伴的出口创下历史新高，包括主要的新兴市场及11个自由贸易协议伙伴。

其中，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320亿美元，增长了27%，拥有庞大市场的中国成为美国能否顺利实现目标的关键。据美中贸易全球委员会发布的《美国各州对中国的出口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近1100亿美元的商品，持续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26个州增加了对中国的出口，包括电子机械设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以及交通运输设备等高端产品。^[4]

2013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在不断增长，支撑了8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速是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平均增速的1.5倍，中国是除北美之外，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农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地。”^[5]因此，若中美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甚至进一步加深贸易融合，不但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可顺利实现，美国制造业再振兴后的产品也自然有了归属之地。

4.亚太再平衡战略

平衡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点，在国家战略中，以平衡作为目标，则会使这一战略显得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再平衡”已经成为一面大旗，使其可以隐藏真实的意图，达成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失衡的原因是什么，美国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美贸易平衡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等，似乎都因“平衡”一词而显得“名正言顺”。

2012年6月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在和平发展的年代，军事控制显然并非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真正意图，“大棒威慑”的背后，更重要的则是“胡萝卜效应”，即美国要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提升亚洲在美国对外经贸战略中的地位，以便扩大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增加国内就业，分享亚洲经济增长的红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亚洲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

早在2009年美国就开始推动“重返亚太战略”，其主要目标就是要重新确立并巩固美国对亚太地区秩序的主导权，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曾公开指出了美国的战略考量：20世纪，美国与欧洲盟友成功建立了跨大西洋体系，现在需要一个跨太平洋体系，美国在跨大西洋体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跨太平洋体系中也正在扮演同样角色。2011年11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对未来几年美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规划，文章指出：未来的世界政治将决定于亚洲，在这个地区获得稳固的领导地位，攸关美国在整个世界的领导地位，因此，今后10年美国外交的最重要使命之一，是把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

美国选择的突破点就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TPP最初于2005年，由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4个APEC成员签署。2008年，美国、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先后加入，2010年马来西亚加入，2011年11月1日，日本正式决定加入TPP谈判，其后，墨西哥和加拿大陆续宣布加入，而中国没有被邀请参与TPP谈判。TPP的初步目标是在2015年时，实现成员之间的零关税，但由于谈判的进展并不顺利，这一目标实现的时间被延迟到10年之后。此外，TPP还涉及金融监管、竞争政策、经济立法、市场透明、反贪等多个领域。把TPP建成最大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由美国主导TPP机制，这是美国的战略目标之一，也是美国推动出口倍增计划的战略支柱之一。

同时，美国一方面加强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联盟关系，包括美日扩大了在情报、监测和侦察领域的合作等，还联合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文莱6个东盟国家，在马六甲海峡、西里伯斯海和苏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却将中国排除在外。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推动TPP，实施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有学者指出，美国试图采取一些短期的和局部性质的措施，试图通过力量和资源的配置，在局部形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局面，使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外部环境往不利的方向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发展和崛起的速度。2013年5月，美国一位副部长表态称，欢迎中国加入美方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前提是要服从美国的主导，因此，中国能否顺利加入还是个未知数。

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在与亚太国家政府、企业和公众沟通、交流与融合的同时，推行美国的全球价值观。同时也想继续主导新时期全球贸易规则，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成本增大的情况下，转而依靠区域贸易协议，将其主张的多边贸易议题先行纳入到区域贸易协议谈判中来。

可见，所谓的亚太再平衡还是要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其最终结果可能不但不能实现平衡，反而会导致新的不平衡，即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众多的发展中经济体仍需服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主导，继续增加对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使全球贸易的二八现象更为加重。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重新思考，目前的再平衡战略究竟是为了实现平衡，还是为了维持长期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