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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安全视角下上海信息产业贸易失衡的实证分析

时间:2022-07-0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信息产业发展日益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城市信息化和不断增加的信息产业对外贸易有力地拉动了上海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可是在此过程中,上海的信息产业对外贸易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研究上海信息产业的贸易失衡结构效应对于查找贸易失衡原因、解决贸易摩擦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

信息产业发展日益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城市信息化和不断增加的信息产业对外贸易有力地拉动了上海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可是在此过程中,上海的信息产业对外贸易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上海信息产业对外贸易大而不强、增长的基础薄弱、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不够,进出口贸易也长期存在失衡现象。本文所指的信息产业包括以下三大类信息产品(附编码信息):电子计算机通信和集成制造技术(84)、电器与电子产品(85)、电子技术(90)。

本节将通过相关数据,利用三元边际模型、CMS模型分析上海信息产业贸易失衡的结构效应和经济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评价贸易失衡下上海信息产业的产业安全状态,为构建上海信息产业贸易监管体系提供实证依据。

(一)基于三元边际模型的上海信息产业贸易失衡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节选取历年上海海关相关统计数据和上海信息产业发展现状作为参考,利用三元边际模型从广度失衡、数量失衡和价格失衡入手分析上海信息产业贸易失衡的结构效应。

全球贸易活动的频繁,一方面使得世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优化配置,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全球经济福利,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国际分工地位不同,不同国家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贸易失衡存在其必然性。通过观察图11-1,我们发现1950—2010年,整个世界都处于贸易失衡的状况,但贸易失衡度数值基本稳定在0.93~0.99之间,失衡并不严重。中国各个阶段的贸易失衡状况如下:中国1950—1955年贸易失衡度指数:0.63~0.94,此阶段由于新中国成立,经济处于起步阶段,生产力不足,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并不多,属于贸易净进口国;1956—1977年贸易失衡度指数:0.98~1.4,此阶段中国经济经过三大改造,慢慢有所起色,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加之中国外交的破冰,贸易往来增多,但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出现了滑坡,但是总体来看中国渐变为贸易净出口国,起伏较大:1978—2000年贸易失衡度指数:0.88~1.17,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明显的逆差,90年代中期通过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企业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大力发展生产,对外贸易日趋稳定;2001—2010年中国贸易失衡度指数:1.09~1.27,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生产力的解放,中国进出口贸易额都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进口的增长速度,所以这个时期中国的贸易失衡日益凸现,但不是特别的严重,仍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

图11-1 2002—2013年上海及主要国家和地区贸易失衡度

资料来源:上海海关。

综上所述,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处于发展阶段,所以贸易失衡是一种常态,有其必然性。我们将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大环境下探寻上海信息产业贸易失衡的结构效应(见表11-1)。

表11-1 2002—2013年上海信息产品贸易失衡度

资料来源:上海海关。

根据贸易失衡的定义,通过计算2002—2013年上海信息产业的贸易失衡度(见图11-2),我们发现,上海信息产业的贸易失衡度呈现逐年波动上升趋势,截至2013年上海信息产业的贸易失衡度达到1.813,是2002年的近3倍,在2008年及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失衡度达到小高峰。这是对上海信息产业近12年发展的真实写照,也反映出上海信息产业贸易失衡严重。

图11-2 2002—2013年上海信息产品贸易失衡度

数据来源:上海海关。

如表11-2和图11-3所示,2002—2013年上海的信息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各大类的发展均表现为失衡:除了第90章,电子技术是贸易净进口以外,另外两章在国际上基本都是贸易净出口。第84章电子计算机通信和集成制造技术以及第85章电器与电子产品的对外贸易失衡度都是逐年波动上升,且基本都是贸易净出口。可见在这两个领域,上海取得了较为良好的发展,出口与进口的比值在不断攀升,尤其是2008年开始,上海在电子计算机通信和集成制造技术以及电器与电子产品领域的贸易失衡度迅速上升,之后几年一直保持在1.5~2之间,这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上海信息产业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讲,不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因为这种失衡,对于上海而言,将使得更多的人力、财力资源流动到这些发展较为成熟的产业,由于恶性竞争,造成产能过剩,与此同时也会使得其他信息产业子行业发展面临资源短缺的困境,从而使整个产业发展畸形。对于国外,由于贸易失衡引发的贸易摩擦日渐增多,影响了货物的正常进出口,也造成了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因此研究上海信息产业的贸易失衡结构效应对于查找贸易失衡原因、解决贸易摩擦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

表11-2 2002—2013年上海信息产业三大类贸易失衡情况

资料来源:上海海关。

图11-3 2002—2013年上海信息产业三大类贸易失衡情况统计

鉴于上海和美国信息产业贸易往来具有代表性,我们将利用2002—2013年上海与美国信息产业贸易数据来研究上海信息产业的贸易失衡结构效应。

1.贸易失衡结构的广度失衡实证分析

如表11-3所示,截至2013年上海信息产业贸易的出口广度为911826832,进口广度为117708513,比较以往几年,出口广度呈逐年上升趋势,进口广度自2010年起开始有所下降,2012年下降幅度较大,说明上海信息产业的出口量逐渐增多,进口量却在近年逐渐下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上海信息产业发展更加成熟,国际市场对上海信息产品的认可度提高使得出口的商品种类增加。另一方面,自2012年起,上海对国外信息产品需求的品种数量有一个突然的下降。2002—2013年,出口广度与进口广度的比值都是大于1,说明中国信息产业是出口广度大于进口广度,但是呈现上升趋势,可见信息产业进出口存在愈加明显的失衡现象,进出口差距在拉大,比例日益不合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信息产业发展的特点。

表11-3 2002—2013年上海信息产业的进出口商品品种差异情况

资料来源:上海海关。

贸易广度反映的是一国某产业出口商品种类的水平,数值越大,表明该产业生产的商品大多实现了出口。2002—2013年上海对美国信息产品贸易广度失衡情况显示,上海出口美国的信息产品在广度上一直持续逆差,且在2009、2010和2011年三年中的广度失衡度最大(见图11-4)。如图11-5所示,2002—2003年贸易广度对于上海对美国信息产品的贸易顺差的贡献度为负值,且数值很小,即贸易广度对于整个贸易顺差是反作用的;2004—2013年变为正值,且数值逐年增长,可见贸易广度对于上海对美国信息产品的贸易顺差的贡献度较大。

图11-4 2002—2013年上海对美国信息产品贸易广度失衡度

图11-5 2002—2013年上海对美国信息产品贸易失衡广度的贡献度

2.贸易失衡结构的数量失衡实证分析

如图11-6和图11-7所示,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发展缓慢,各国经济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上海信息产业的进口量在2008—2012年逐年下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我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稳定经济、调节市场,努力减小经济危机对国内的影响,上海信息产业的出口量在2008年达到一个小高峰,之后世界各国逐渐从危机中复苏,2009—2013年的上海信息产业出口量未见增长反而有比2008年前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的持续,全球经济不景气,消费信心不乐观,再者加上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出口型企业的竞争优势,出口受阻,因此出口量没有多大的增长反而下降。特别注意上海信息产业的进口量在2007年明显增加,即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持续增长、全球信息化的快速提升和产品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市场需求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局面,加之上海信息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明显提高,我国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贸易实现了高速增长。

图11-6 2003—2013年上海信息产品进口同比数量指数

图11-7 2003—2013年上海信息产品出口同比数量指数

贸易数量反映的是一国某产业出口其产品的数量,在上海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基础上,通过计算,如图11-8所示,我们发现2002—2013年上海对美国信息产品在数量出口方面,中国有明显的数量顺差,并且这种数量顺差有扩大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信息产业发展日益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城市信息化和不断增加的信息产业对外贸易有力地拉动了上海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上海信息产业出现了增长粗放式的问题,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政策的扶持扩张规模、提高产量,而不是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种数量顺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信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和比较优势,但是这种靠低成本、增加资源消耗的粗放式增长不利于信息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图11-9所示,2010年开始,贸易数量对于上海对美国信息产业的贸易顺差的贡献度一直保持在100%以上,2012—2013年贡献度有所下降,但仍旧维持在100%以上。总体而言,贸易数量对整个贸易顺差的贡献度在2002—2013年间呈波动上升趋势,说明上海信息产业的贸易顺差受数量失衡影响越来越大。

图11-8 2002—2013年上海对美国信息产品贸易数量失衡度

图11-9 2002—2013年上海对美国信息产品贸易失衡数量的贡献度

3.贸易失衡结构的数量失衡实证分析

如图11-10和图11-11所示,2003—2013年上海信息产品进出口价格指数呈现逐渐平衡稳定和波动增长的趋势。三个章节的信息产品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在2003—2007年波动幅度较大,发展较不稳定。在经历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信息产品价格指数从2009年开始略有普遍下降,随着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经济得到一定的稳定,2010年价格指数逐渐上升,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全球原材料价格上升,推动价格指数上升;另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造成的价格上升。综合这两方面因素,上海信息产品的价格指数在经历2008年和2009年的下跌后,2010年、2011年又开始逐渐回归和趋于平衡稳定。这对于出口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造成了冲击,但是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产业结构,将那些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主要依靠粗放型扩张模式发展的企业淘汰出局,整合产业资源,推动上海信息产业的重新洗牌,从而实现产业升级。

图11-10 2003—2013年上海进口信息产品贸易同比价格指数

图11-11 2003—2013年上海出口信息产品贸易同比价格指数

价格由价值决定,同时受供求影响。如图11-12所示,2002—2013年上海对美国信息产品的出口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虽然失衡度不大,但是一定程度上说明上海信息产品出口到美国的价格低于美国同类产品的价格。这主要是由产品的内在价值决定的,上海出口美国的大多是低价的大众品牌,价格较低,并且多以加工贸易为主,缺少自主研发品牌以及核心技术,而从美国进口的多是高价的知名品牌。由于两地经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所以这种现象短期内很难改变。如图11-13所示,贸易价格对于上海对美国信息产业的贸易顺差产生的是正向作用,2002—2013年贡献度基本在4%~17%之间,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的恶性竞争,许多信息产品企业为了攫取市场,不惜大打价格战,故而压低了上海信息产品的出口价格。综合分析,上海对美国信息产业的价格失衡度数值并不大,说明上海对美国信息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虽出现价格逆差,但是对于整个信息产业贸易顺差的贡献并不大。

图11-12 2002—2013年上海对美国信息产品贸易价格失衡情况

图11-13 2002—2013年上海对美国信息产品贸易价格失衡贡献度

4.小结

本节运用三元边际模型,以上海对美国信息产品的贸易情况为例,分析了2002—2013年上海信息产业的贸易数据,研究了贸易失衡的结构效应,以及各部分的贡献度。发现上海信息产品虽然长期保持较高的贸易顺差,但是这种顺差主要源于贸易数量顺差的推动,价格和广度都呈现逆差,虽然对于总顺差产生反作用的拉力,但对上海信息产业的顺差贡献度不大,并不影响整体顺差结果。深度挖掘,我们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上海信息产品以出口大量、低价、低技术的信息产品来获得贸易顺差,相对的进口少量、高价、高核心技术的信息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偏好。这种贸易失衡结构不利于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为低价容易引发贸易摩擦,根据WTO不完全统计,全球反倾销案件中有三分之一是针对中国的。因为量大,容易引起国内企业的恶性竞争,导致产能过剩,资源严重浪费;因为缺乏过硬的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研发及高品质的创新商品,致使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成为高端生产的“生产工厂”,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虽然在近几年中上海信息产业发展迅速且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但是如何在走出一条集约型发展之路,减少贸易摩擦的同时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是摆在信息产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基于CMS模型的上海信息产业贸易失衡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节运用上海统计局、上海工业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美国普查网、欧盟统计局、日本统计局、联合国统计署等有关上海信息产品的贸易数据,采用贸易增长的CMS模型,从分类贸易的角度对上海信息产业2010—2013年的贸易增长和贸易失衡进行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2010—2013年美国、欧盟和日本与上海的信息产品进出口金额和三个地区的进出口总额绝对值数据(见表11-4),我们发现,2010—2013年欧美市场和日本市场需求依旧保持增长态势,上海信息产品在其进口市场中占有的份额也呈现增长倾向。但三大市场在进口总额出现上升倾向的同时对上海信息产品的需求却呈下降趋势,这体现了上海信息产品需要不断创新发展,扩大海外市场。2010—2013年三大主要进口市场普遍出现进口贸易需求萎缩,上海对三大市场信息产品的需求也在缩小。其主要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还未完全过去,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缓慢,消费信心不足,进出口贸易受到影响。

表11-4 2010—2013年美国、欧盟、日本从上海进口信息产品的情况

资料来源:美国普查网、欧盟统计局、日本统计局、上海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基于CMS模型的2010—2013年美国、欧盟和日本从上海进口信息产品的贸易失衡经济效应测算结果具体如表11-5、11-6和11-7所示。总的来看,上海信息产品出口额在下降,但出口额下降的变化幅度较小。2010—2013年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进口额均在下降,三大市场表现不同。2010—2013年美国市场的进口额一直表现为逆增长,其中2011—2012年(以2011年为基期)美国市场的进口额下降幅度为7%。欧洲市场的信息产品进口额一直呈现下降趋势,2011—2012年(以2011年为基期)信息产品进口额下降幅度高达21.78%。日本市场的信息产品进口额一直表现为逆增长,2012—2013年(以2012年为基期)信息产品进口额下降幅度达到13.78%。由于上海信息产品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这对上海的信息产品出口造成了严重打击,下文将通过分析具体三个不同效应的贡献值来研究上海信息产业贸易失衡状况。

表11-5 2009—2013年美国从上海进口信息产品贸易失衡分析

资料来源:美国普查网、上海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表11-6 2009—2013年欧盟从上海进口信息产品贸易失衡分析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上海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表11-7 2009—2013年日本从上海进口信息产品贸易失衡分析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上海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进口需求效应实证分析

进口需求效应反映的是假定出口国在所有目标市场中的出口份额不变,由于目标市场进口规模和进口结构变动导致的一国出口额的变化。通过截取2009—2010年、2010—2011年、2011—2012年和2012—2013年四个时间段的数据进行分析(见图11-14),我们发现进口需求的变化是引起上海信息产品出口额变动的最主要因素,而进口需求的变动则主要由进口规模的变动引起。美国市场2010—2011年的进口需求效应值为负,且数值绝对值较大,说明上海信息产品出口额的变化受美国市场进口规模和进口结构影响显著,且这种影响是负的。另外三个阶段的进口需求效应虽为正数,但数值并不大,影响较为稳定却不是很显著。同理可以分析日本市场和欧洲市场的情况。欧盟市场在2009—2010年的进口需求效应值为正,且数值较大,2011—2012年效应值为负,数值亦非常大,变化幅度最为明显,2011—2012年欧盟市场进口规模和进口结构对上海信息产品出口的负影响最大。日本市场的需求效应变动幅度没有欧美那么大,但仍旧变动明显,2012—2013年负影响较大。综合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上海信息产品的出口量不大,国际市场的进口需求不大,在世界信息行业中市场占有率不高,不具备有利的市场地位,易受美国、欧盟、日本等他国市场进口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影响。综上所述,上海信息产品出口受需求规模效应和需求结构效应影响显著,而且需求规模效应多为正,需求结构效应多为负。通过四个阶段的比较,进口需求效应呈上升趋势,而需求结构效应和需求规模效应波动较大,但是整体进口需求效应为正值。由此可知,上海信息产品对进口需求依存度较高,一旦进口需求有较大幅度下降,上海信息行业发展将受到严重威胁。

图11-14 2009—2013年上海出口美国、欧盟、日本信息产品的进口需求效应

资料来源:美国普查网、欧盟统计局、日本统计局、上海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出口竞争力效应实证分析

出口竞争力效应反映的是由于出口国竞争力的变动而导致的一国出口额的变化,它反映了一国能否在所有目标市场中的所有商品上保持其出口份额。如图11-15所示,上海信息产品在欧盟市场的出口竞争力效应和产品竞争力效应为负值,且数值绝对值都有增大的趋势,出口竞争力效应变化幅度尤其大,即信息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下降了。这种出口竞争力效应的下降主要源于综合竞争力效应的增加幅度远小于产品竞争力效应的下降幅度。2013年,欧盟的总进口额为3772.5亿美元,从上海进口11.6亿美元;2012年,欧盟的总进口额为3766.2亿美元,从上海进口11.9亿美元;2011年,欧盟的总进口额为3759.9亿美元,从上海进口13.6亿美元;2010年,欧盟的总进口额为3956.4亿美元.从上海进口12.2亿美元。欧盟的总进口减少了,从上海的总进口也减少了。但是前者下降的速度远小于后者下降的速度,最后导致上海在欧盟的市场份额下降显著。同理,可分析信息产品在美国和日本市场占有率下降的成因。通过截取2009—2010年、2010—2011年、2011—2012年和2012—2013年四个时间段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出口竞争力的变化是引起上海信息产品出口额变动的最主要因素,而出口竞争力的变动则是主要由于综合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的变化引起的。美国市场2010—2011年、2011—2012年、2012—2013年这三阶段的出口竞争力效应为负的,说明上海信息出口额的变化受美国市场综合竞争力效应和产品竞争力效应影响显著,且这种影响是负的。而2009—2010年这阶段的出口竞争力效应为正,说明上海信息出口额的变化受美国市场综合竞争力效应和产品竞争力效应影响显著,且这种影响是正的。欧盟市场和日本市场2009—2010年、2010—2011年、2011—2012年、2012—2013年这四阶段的出口竞争力效应均为负,说明上海信息出口额的变化受美国市场综合竞争力效应和产品竞争力效应影响为负。欧洲市场四个阶段的变化幅度最为明显,效应值由-2752亿美元下降到-161072亿美元。综合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上海信息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上海信息行业没有掌握世界信息产品的核心技术和重要专利技术,在世界信息行业中处于不利地位,出口竞争力不大,国际市场占有量下降,导致信息产品贸易出口额下降。综上所述,上海信息产品出口受综合竞争力效应和产品竞争力效应影响显著,并且是负的。对四个阶段进行比较,出口竞争力效应呈上升趋势,其中产品竞争力效应下降最为显著,综合竞争力效应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改善的速度不及前者下降的幅度,所以整体为负值。由此我们得知上海信息产品对出口竞争力依存度过高,一旦竞争力有较大幅度下降,则整个信息行业发展将受到严重威胁。

图11-15 2009—2013年上海出口美国、欧盟、日本信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效应

资料来源:美国普查网、欧盟统计局、日本统计局、上海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3.产品交叉结构效应实证分析

结构交叉效应反映的是由于出口国出口结构的变动与目标市场进口规模和进口结构变动的交互作用而导致的一国出口额的变动。即上海信息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变化与目标市场进口额变化的共同作用对上海信息产品出口额造成的影响。通过数据观察,三大市场的结构交叉效应均较多出现正值,其中欧盟市场上升幅度较大(见图11-16)。具体分析为:三大市场的净交叉效应均为正,说明上海信息产品的出口结构能够适应进口市场规模的变化;除了美国在2011—2012年、2012—2013年和日本在2009—2010年、2010—2011年的动态交叉效应为负,其余阶段美国市场、欧盟市场、日本市场均为正值,说明上海信息产品对于欧盟市场、和日本市场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依旧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美国则不然。综上所述,除了2012—2013年的欧洲市场,这种增量的结合对总增量的影响不明显,因此相对于进口需求效应而言,结构交叉效应的影响是相当微弱的。

图11-16 2009—2013年上海出口美国、欧盟、日本信息产品的结构交叉效应

资料来源:美国普查网、欧盟统计局、日本统计局、上海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4.小结

本节通过建立CMS模型,选取2010—2013年的贸易数据分析上海信息产业贸易失衡的经济效应,得到结论:上海综合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变化导致出口竞争力效应变化和市场占有率变化,进而导致上海信息行业进口需求效应的变化,这是上海信息产业产品出口额变化的主要动因,结构交叉效应影响不大。自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后,全球经济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复苏,使得近年上海信息行业出口的进口需求效应、出口竞争力效应和结构交叉效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和波动,其中出口竞争力上升最明显,说明上海信息产业对上海信息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依赖度很高,在贸易失衡下,上海信息行业的经济效应表现一般。

(三)上海信息产业贸易失衡的产业安全实证分析

1.资本效率

通过比较1999—2013年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情况(见表1-18),现阶段国内市场资金处于相对宽裕状态,这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加之随着金融行业的国际化发展,以及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信贷政策的出台,信息产业的资本效率将会得到改善。

表11-8 1999—2013年中国货币供给量情况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

综上所述,上海信息产业的资本效率指标评价结果为较差。

2.资本成本

资本成本主要通过企业的商业贷款利率来反映,通过观察1999—2012年我国商业贷款利率的变动情况,我们发现有两个峰值,第一是在2008年,第二个小高峰则是在2012年(见图11-1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我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对贷款利率进行了调整,2012年由于我国进行的金融改革强调利率市场化,我国银行贷款利率亦有所波动,其余各年总体是稳定在4.5%~6.5%之间,这为我国以及上海信息产业提供了稳定的金融市场。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和透明程度不断提高,上海信息产业的融资渠道将会得到拓宽,将会获得更多的产业发展基金,融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因此,上海信息产业的资本成本指标评价结果为一般。

图11-17 1999—2012年中国银行商业贷款利率情况

3.劳动者素质

上海信息产业是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龙头,在体现我国信息产业发展水平上具有高度的典型性。由于上海信息产业劳动生产率情况较难调查,我们选用了中国信息产业劳动生产率数据,以此来反映上海信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图11-18表明,2001—2011年,我国信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2008年开始上升速度显著增大。由此可推,上海信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存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上海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上海市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涌现,另一方面源于上海信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近年来上海信息产业劳动生产率相较其他新兴国家有着显著提升,但是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究其原因是信息产品对设计制造的技术与专业知识要求较高,而上海的相关技术还欠成熟,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劳动成果和相应的劳动消耗不成正比,从而制约着上海信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图11-18 中国信息产业2001—2011年劳动生产率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产业年鉴。

表11-9 2005—2010年部分新兴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2010—2011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整理。

4.劳动力成本

上海信息产业在20世纪迅速崛起的一大原因就是凭借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用工成本也随之上升(见图11-19),相比一些亚非国家,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在逐渐削弱,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用工成本非常低。这一方面可以体现上海市经济的发展,人民工资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纵观全球劳动力市场,上海的竞争优势在消退。加之上海信息产业劳动力资源在2015—2020年出现供应高峰后将会出现逆转,这将迫使上海信息产业必须改变现有依靠低价劳动力扩张的发展模式,迎来产业升级改良的大浪潮。

图11-19 2004—2013年上海信息产业人均工资情况

5.境内市场需求增长率

如表11-10所示,上海信息产业销售收入下降明显,工业总产值和销售产值同比下降最高达到12%,在国内销售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这种下降的原因是:我国对主要信息产品无定价权,易受国际价格影响;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他国设置贸易壁垒限制我国信息产品出口。

表11-10 上海信息产业2013年销售完成情况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

随着上海市经济总体实力的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信息产品上的消费支出也有了明显的增长。表11-11的数据显示,2011—2013年上海城镇居民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支出比往年增长5.43%。农村居民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支出增长尤甚,将近14%,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和发展,同时说明上海信息产品市场充满活力。结合图11-20我们发现,上海信息产业主要规模以上企业内销比例在2007—2009年间下降了近20%,由于国际市场受到经济危机影响,信息产品市场亦受到冲击,加之中国具有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部分西方国家把信息产品制造市场转移到中国以转嫁危机,在中国境内生产后又进行出口,从而使这段时间增加了出口,使内销比例下降。2009—2013年上海信息产品内销比例保持相对稳定,可见国际市场逐渐从经济危机中恢复,原先转移到中国的信息产品制造市场继续发展,同时可表明,上海信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综上所述,上海信息产业境内市场需求指标评价良好。

表11-11 2011—2013年上海城乡居民信息产品支出消费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11-20 2006—2013年信息产业主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内销比例变化情况

(四)结论

通过对三元边际模型和CMS模型两大数学模型的研究以及对上海信息产业安全状况的分析,我们发现上海信息产品以出口大量低价、低技术的信息产品来获得贸易顺差,相对的,进口少量、高价、高技术的信息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偏好。这种贸易失衡结构不利于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低价容易引发贸易摩擦;而大量出口低端产品,则易引起国内企业的恶性竞争,导致产能过剩,资源的严重浪费;缺乏过硬的核心技术和缺少自主研发及高品质的创新商品,致使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成为高端生产的“生产工厂”,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虽然在近几年中上海信息产业发展迅速且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但上海信息产业应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竞争力,保障信息产业安全,在减少贸易摩擦的同时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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