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生活得像个“人”

明末清初周亮工著的《栎园书影》（卷二）中有一段美丽的佛经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意为：据说古时候有一只远走高飞的鹦鹉，偶然间经过自己曾经住过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小小的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天神说：“那一点水怎么熄得灭这样的大火？”鹦鹉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无论如何都要救，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山林着火！”天神被鹦鹉感动了，便帮它灭火。）这是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著《教学生活得像个“人”——我的大语文教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封面上刊登的故事，表明了黄玉峰的心迹。在该书“后记”中，黄玉峰说：“我今年六十有六了，也许还能干上五年、十年、15年、20年。中国的教育需要我，我能影响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学生。就像一个医生，能救一个病人就是一个病人！我希望自己能像胡适一样最后倒在自己一生酷爱的三尺讲台上。这之后呢？如果有来生，那么，我还希望做教师。”著名教育学家吕型伟在该书“序”中评价黄玉峰为“一位办事认真而谦和的性情中人”。“为了支持他写‘大语文教学’，我专门对他提要求：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尽管放手去写，写出你自己。后来黄玉峰自己又悄悄增加了一条：道听途说，不说。”吕型伟认为：“黄玉峰在他的‘大语文教学’中给出了他对语文教学的理解和宝贵的实践经验，他对学生、对语文教学的拳拳之忱溢于字里行间。”

黄玉峰曾在复旦大学作过一个讲座，题目为“‘人’是怎么不见的”，详尽地阐述了开展大语文教学的理由。黄玉峰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自由生长，是让人性升华，是要让人快乐，而目前我们的教育却给人带来痛苦，其原因就在于有五条“绳索”捆绑着我们的孩子。

第一条绳索是“功利主义驱动”。黄玉峰指出，教育不能搞功利主义这个道理，古今中外很多哲人都说得很清楚。比如，孔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学习是为了自身的修养，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他还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人是首要的，有余力才去学文。又如，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在这里并不是说不要专业知识，而是说不能以此为终极目的。再如，卢梭在250前就明确地指出：大自然希望孩子在成人以前像个孩子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子，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会腐烂。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黄玉峰认为，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说得特别好，“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位育之道》，文章引了《中庸》里的几句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的意思是：教育就是要使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那儿得到充分的发展。所谓‘安其所，遂其生’。也就是说，教育终极目标是为个体的发展，是‘人’的充分发展，不是为了做‘工具’的。如果每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国家自然也会发展。”

“但是，较长时期以来，我们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功利主义的道路。”黄玉峰认为：“分数挂帅，一切为了应试，一切为了分数，所谓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人成了分数的奴隶，进了高校后又成了‘考证书’的奴隶。总之，教育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就是不考虑怎么成‘人’，不考虑人的完善，不考虑人的成长规律，不考虑求真求善求美，把‘人’丢了，‘人’不见了。”黄玉峰强调：“功利主义最大的危害，正是在于牺牲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他人的爱，专在技能上、智力上进行强化训练。”“就这样，在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下，我们的孩子每天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从小就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为分数而起早贪黑，奋斗不止，每天仍然有多少孩子厌学逃学，用各种形式，甚至用杀害教师的手段来进行反抗。”

第二条绳索是“专制主义坐镇”。黄玉峰认为，应试教育下的胜利者，一半是靠聪明和拼命，一半是靠运气。“我参加过高考命题，也担任多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我们中心组的五个高考阅卷组负责人总要先把卷子做一遍，结果往往是两人错了，三人对了；三人错了，两人对了，几乎没有一道题大家的答案完全相同。有一次我们的答案竟奇迹般地完全一样，但打开命题人的标准答案一看，傻了，全错了。你想想，如果连我们的答案都全错了，那么怎么要求学生呢？”黄玉峰指出：“专制主义就是通过高考这个指挥棒，训练学生迎合出题人的意见，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只要你听我的，怎么做都可以。”黄玉峰介绍，美国当代教育家库姆斯曾警告说：“教育不该被迫在聪明的精神病患者与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之间作出选择。”但是，“真是不幸言中，我们的教育正是如此。什么是‘聪明的精神病患者’？马加爵、卢刚，还有刘海洋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再加有些轻生的博士生、硕士生。何谓‘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就是所谓的成功者。我们的高考就是这样，几乎把一个个有灵性的人培养成了能‘适应环境的笨蛋和庸才’。”黄玉峰认为：“在那无休止的题海中，我们的同学们确实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孩子们的学习乐趣被剥夺，生活乐趣被剥夺，独立的人格没有了，不会思想，只会人云亦云。所以我们说，应试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专制主义，最终是要毒化、奴化青年一代。”黄玉峰介绍：“早在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育论》里就指出过，当时的一些‘学校成了青少年智力的屠宰场。每一个青少年恨不得从教室里即刻逃跑。他们在教室里度过了令人沮丧的岁月却所获不多’。请听听先哲的警告，这难道不是在说我们吗？”黄玉峰强调：“因为专制主义的本质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机器或机器中的零件，当成工具，这就是‘人’不见了的第二个原因：限制人的自由发展，限制人的个性发展，不让学习者有独立的思考。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失去学习的兴趣是必然的。”

第三条绳索是“训练主义猖獗”。黄玉峰认为，所谓“训练主义”，“即为了一个功利的目标，制定出一整套周密的训练体系。学校成了工厂车间里的流水线，每一位不同学科的教师几乎在干同一件事——锻铸、雕琢符合‘标准’的零件。美其名曰：‘灵魂工程师’。”“训练主义的本质是要速成，就像流水线那样，可是人的精神成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以语文为例，语文学习的规律是‘培根’、‘积累’。韩愈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而如今，却违背了教育最基本的规律，违背了人的成长最基本的规律。超越学生的学习阶段，急于灌输各种思想。《学记》中提到教学不能‘凌节而施，躐等而上’，而今天为造机器、工具、螺丝钉就必须来个‘教育大跃进’。”黄玉峰指出：“今天，我们的小学生从一二年级就开始搞分析。一种理解，一种声音，一个标准答案。大量的分析、启发，所谓热热闹闹的课堂，占去了小学生的大好时光。小学是记忆力最强的时期，是最应该积累的时期，不去记一些一辈子受用的东西，专搞假、大、空的分析。同样初中、高中也是如此，这就是基础教育的现状。”“语文课教的不是语文，而是非语文。上课不读书，下课不看书，为了应付考试，几乎是天天在分析，天天在做习题。讲语法，讲‘用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唯独缺少真正的读书与学习，更没有探求真理的兴趣与愿望。时过境迁，一点东西也没有留下。所以我说‘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黄玉峰强调：“训练主义，害了多少人。通过统一的高考标准，通过这样的教育，把学生训练成只会应试的统一规格的人，还谈什么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还谈什么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在这种违背人成长规律的教育下，当然我们的‘人’就这样不见了。杜威说：教学犹如买卖，只有教师积极地卖，没有学生主动地买，买卖没做成，也不会有真正的教学与教育。”

第四条绳索是“科学主义横行”。黄玉峰指出：“在教育界，几乎年年有新的举措、新的理论，而且往往很多打着科学的旗号来折腾。一会儿‘一期课改’，一会儿‘二期课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来‘三期课改’了。而每一次所谓‘课改’，又会提出一批口号，出现一批‘专家’。”“以我之见，这20多年来，几乎所有专家们的理论，其实也并没有为教育理论增加什么新东西，就语文教育而言，反而把问题越搞越糊涂，离真理更远。教育论文铺天盖地，而且都把它说成是符合科学的先进的教学理论。有多少篇是有用的？那不过在制造一批批文化垃圾、教育垃圾罢了。朝令夕改，美其名曰与时俱进。老教育家吕型伟说，这叫教育的‘多动症’。”黄玉峰认为：“教育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因为它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它是启迪人的灵性的工作。那些一刀切的所谓科学理念，往往坏了教育。我们还是归真返璞的好。”黄玉峰结合语文学习的特点，对当今基础教育界流行的几个“科学”观点进行了剖析。一是关于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的问题。“有人说，教育‘要授之于渔，不要授之于鱼’。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重要的是要学到抓鱼的方法，方法会了，以后自己抓鱼吃。但是我要问，抓鱼的方法怎么学到，是老师可以凭空传授的灵丹妙药吗？比如，如何读书有很多方法，每位有成就的人都是好读书、会读书的人，但你问他读书方法，他能讲得出吗？他能传授给你吗？好比打网球，你不去打，教练仅仅教你打的技巧，你学得会吗？古人云‘观千剑而识器，操千曲而知音’，‘积学以储室，酌理以富才’。你自己不去读书，你怎么学会读书。其实，大多数老师自己也不见得都有‘打鱼’的本领和方法，他不过在教学生‘做习题’的技巧而已。”二是关于“减负”的问题。“现在媒体上把‘减负’叫得整天响。教育部门有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一票否决制，不能评级。教育是复杂的事业，最忌笼统地提口号，搞一刀切。”“对减负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关键在于是否让学生学有收获、学有兴趣，有收获有兴趣自然就觉得轻松愉快。像现在那样，为了考卷上的几分之差，不断地、反复地进行低层次的操练，必然会感到烦躁，感到压力大。”“而且对‘减负’不能笼统地看，不是说所有的‘负担’都要减，人总是要有负担的。读书是苦中找乐的过程，该有的负担不能减少！而不该有的无效的负担则不但要减少，而且要取消，如大量的教辅、无穷无尽的习题等。”黄玉峰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教师为了不撞枪口而表面上不得不减少课时，一方面又为了提高所谓的成绩拼命在加班加点，并且号召学生们去补课、去请家教。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减负成绩下去了，校长那儿也是一票否决制。这种政策使大家说假话，做两面人。口头上讲减负，实际上搞加码。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公然讲假话。讲一套，做一套，而且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三是关于“死记硬背”的问题。“看你记什么，背什么。打人文底子，是饶不过要背要记。死记硬背是可以内化为人文素养的。设想一下，一个能背出一千首诗歌、两百篇古文，读过几十部小说的人，语文素质会不高吗？”“语文学习的规律是死去活来，先死后活。犹太人叫：生吞之功。现在是打着反对‘死记硬背’的旗帜，搞支离破碎、碎尸万段、没完没了的分析，考莫名其妙的题目。不是让学生读原著，而是让他们背答案。其实那些教辅材料的答案，只是编材料的人的意见而已。这种习题，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它阻碍了孩子们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对学习更反感。这种低级的误人子弟的东西，不是‘减’的问题，而是要完全抛弃。”黄玉峰认为：“为了提高人文素养，学生一定要积累背诵一些中国古代的诗文。积累是会有负担的，但这个负担对于学生来说很有必要。我教学四十余年，深知拼命做习题与提高语文水平无关，而大量的阅读、背诵，大量的积累，语文水平便自然提高了。”四是关于师生互动的问题。“现在，上课一定要强调师生互动，而且搬出很多理论，规定上课的几个环节，强调学生必须要有多少问题。有的课简直上成了‘满堂问’，规定一定要用多媒体，这又是一种形式主义。关键是心动，是有所得。只要有所得，一讲到底也无妨，一句不讲也无妨。相反，课堂再热闹，也是枉然。如今上课叫‘做课’，犹如过去的唱戏、现在的‘作秀’。”五是关于知识和意见的问题。“把意见当知识考。个人的看法，即使非常正确，也不是知识，而是意见。现在的考试，大量的选择题都是出题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对的，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他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虚荣心，他认为反映了什么什么，一定要别人按他的答，否则就错了，就扣分。如今的考卷为什么连本专业的大学教授也答不对，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同。那么，为什么要让学生的看法和你完全一样呢？我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让学生出题目来考高考命题人，他们也会被烤焦烤烂！”六是关于传承与创新的问题。“对中小学生来说，主要是打好基础的教育。过分强调创新，并不利于他们的成长，现在连小学生也在侈谈创新，搞什么研究性学习、实践性学习，那是拔苗助长。”“19世纪至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怀德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写道：‘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该站起来，四面瞭望。’在小学中学阶段主要是传承性学习，到大学才是创造性学习。这是一种教育的智慧。他强调，大学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智慧。他告诫人们：‘凡是不重视智慧训练的民族是注定要失败的’。”黄玉峰指出：“我认为不要在中小学过分提倡创新，并不是说，不要保护孩子们的灵性。恰恰相反，科学主义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扼杀孩子们的灵性。他们提出，对于学生的思想要正确引导，说写文章一定要有思想性。”“有个小学生写了这样一篇作文：星期天，我到公园去玩，公园里有很多树很多花，树是绿的，花是各种各样颜色的。老太太老爷爷们在打拳，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跳舞，有的哥哥姐姐在抱着讲话，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我买了一根棒冰，是赤豆的。后来我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黄玉峰认为这是一篇天趣盎然的文章，“可是被老师说成没思想性”，“就这样，可怜我们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黄玉峰强调：“科学主义横行的结果是，把自己所信奉的一套，都冠以科学的美名，他们把人的力量无限放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不要按天意办事，毫无敬畏感，他们像王安石那样，鼓吹‘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各种帽子，什么反对科学，什么反对改革，什么封建迷信、唯心主义等。教育，应该启迪孩子们有敬畏感，要敬畏自然，敬畏规律。”“在教育问题上，我以为还是具体一点，多研究具体的问题，少讲一点空洞的理论，少讲一点伪科学。”

第五条绳索是“技术主义助阵”。“提倡科学主义的结果必然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技术化，规范化，变成可批量操作的行为，凡事一刀切。”“上课有模式程式：复习旧课几分钟，讲解几分钟，提问几次，用多媒体要占多少比例。老师批改作业几次，上面是不是见红，红的有多少等。”“评职称要看论文数量，字数多少，是哪一级刊物发表的，是不是有书号。只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只要是有书号的，哪怕文章再烂。也能评上（更不说评判的人是不是有资格来评判）。”“还有，行为规范也搞量化，黑板不干净扣几分，早操时讲话扣几分，并且要按时检查，弄的学校像警察局，教师、学生像小偷、像犯人。”黄玉峰认为，“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一是形而上学的理论指导，一是形而下的机械操练，目的是一个，试图找到‘举一反三’的好办法，将教学纳入‘科学的轨道’、‘专制主义’的陷阱。”黄玉峰介绍，美国教育心理学之父詹姆斯在1889年就说过“一些教育心理学家和专家都想把科学实验室里的东西拿到课堂里来试验”，他认为这不行，因为教室不是实验室。教室里面对的是人，所以要将科学原理转为教学经验“需要居间的力量”。所谓“居间的力量”就是要有人能将理论融会贯通地用到实践中去，这个人既有理论又有实际能力。他批评当时的美国教育界有一种“科学化的冲动”，他说：“科学的冲动只会给教学带来混乱。”黄玉峰说：“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科学的原理要验证，实验的数据首先要求实验的条件保持不变，结果可以反复出现。而教室里的学生是一个个活的生命体，每一分钟、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都在变化之中，你如何来设定科研的条件？如何来应对课堂里每一分钟的教育？”黄玉峰指出：“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也许能用于搞课题、写论文，但决不适用真正的课堂教学。教学要符合规律，力求科学有效，‘课堂教学’最大的特点是师生可以交流，可以共同探讨问题，更需要艺术。所谓‘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需要教师能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总之，课堂里情况千变万化，课堂里学生各式各样，所讲授的内容每天不同，怎么可以用僵化的技术主义去画地为牢呢？”黄玉峰强调：“你可以大致设定一个教学目标和计划，但明天你课堂的学生会随心所欲地提出各类问题。而这些问题你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全部预计到的，你怎么能科学有效！你只能依靠教学中的智慧与艺术，依靠你教师的学识，来处理这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花更大的力气。”

上述五条绳索，捆绑住了我们的学生。黄玉峰说：“功利主义：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专制主义：扼杀个性，奴化教育。训练主义：制造工具，剥夺灵性。科学主义：貌似科学，堂皇迫害。技术主义：专讲技巧，反复操练。”黄玉峰强调：“就这样，明明是很有才华的学生，一个个成了俯首帖耳、灰头土脸的样子。”“就这样，独立的人格不见了，独立的思想不见了，自由的精神不见了，‘人’不见了。更为可怕的是，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养成一种双重人格：他们知道‘该’说什么和‘该’做什么。例如，当教师们、校长们大呼‘素质教育’的时候，他们知道实际上校长们要的是分数；当学校教育他们为人要忠诚讲诚信时，他们知道为人须乖巧，要找关系。”

综上所述，必须开展大语文教学，以使教学生活得像个“人”。

什么是大语文教学？黄玉峰认为：“生活有多大，语文学习的天地就有多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语文。”美国教育家科勒涅斯说过：“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所以，“只要我们留心，生活中时时处处事事都有语文。学习语文的基础是积累，只要我们留心，坚持积累，那么，生活内容有多宽，积累的领域就有多广。”“积累，不但要积累知识、积累生活，还要积累观点、思想、感情。”黄玉峰强调，“精读、泛读，研究性学习，听讲座，逛书城，泡书馆，看展览，练书法，学篆刻，赏文物，观话剧，游天下，编刊物，任记者，吟诗歌，演小品，记日记，写论文，引进时代活水，走向广阔天地，采访天下名士，参与各种活动，这就是我们说的大语文。生活有多大，我们的语文也应该有多大。本质上说，大语文是与生命紧紧相连的语文教学。”

如何开展大语文教学？关键是要激发学生学好语文的积极性。黄玉峰认为：“学好语文无他，做到‘八多’即可：多读、多背、多看、多走、多问、多写、多思、多议。换言之，即积累——感悟——运用。学语文归根到底是自己学，其实不但语文，任何学科概莫能外！”黄玉峰强调：“以学生为本，并非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这没错，但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性。教师的主导性可概括为‘八他’：教他、导他、带他、激他、逼他、压他、诱他、伙他。教者，讲解也；导者，引领也，示范也；带者，带动也，带至广阔天地也；激者，激发兴趣点燃激情也；逼者，紧逼也，管理也；压者，施压也，压担子也；诱者，引诱也，哄骗也，鼓励也；伙者，伙同也，一起学也，共同提高也。”“‘八多’与‘八他’无所不用其极，调动十八般武艺，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一切为了学生的精神成人，一切为了学生打下厚厚的人文底子。”

黄玉峰介绍：“有一年接两个高一新班。学生们得知语文教师是我，都非常兴奋，以为这下为自己的语文高考打了‘包票’。可他们没想到，第一堂语文课我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我在黑板上开出了一串必背的古典名作，如《长恨歌》、《琵琶行》……我还补充说，一些文学大家都能背下很多名作，这是他们创作的重要基础。据说巴金可以背《古文观止》，茅盾可以背《红楼梦》，钱锺书能背下的古书更多了，有一次他说准备把《十三经》重‘温’一遍。这‘温’的意思自然不是一般地读一遍。其实我们现代人的智力决不比古人差，为什么我们成年以后就没有那样的记忆力和创造力呢？这就是童子功的作用。”“但学生们在课堂上就哗然了。他们抱怨道：每天作业这么多，哪有时间背这么多名作？再说，这些古典诗歌都是长篇，怎么可能背下来？还说，我们又不可能成为巴金、茅盾、钱锺书，为什么要背那些东西？”“我一脸严肃：上我的语文课，背出这些诗歌是一个‘必要条件’，什么时候背出了，什么时候进教室听课。学生更尖叫了，我不为所动，转身离开教室。”“当然我也有所担心。我布置的作业是不是太重了？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完全背下来吗？万一背不下来我怎么收场？这些问题都无法回避。”“我一连几天在思考这些问题。当然同时也在思考“我们到底怎么学好语文”，这是所有关心语文教学的人们一直在思考的大问题。我想到法国教育家阿兰的一句名言：‘怎样学语言？向大作家学，别无他途，到最严密、最丰富、最深刻的语句中去学，而不学那会话课本的平庸语句。’这样想，我有了信心和底气。事实也正如我想象的一样，学生中蕴藏的潜力是无穷的，一周下来，班上绝大部分学生都顺利地完成了我那近乎苛刻的‘作业’。我非常高兴，学生们则更自豪：原来自己也有巴金、茅盾、钱锺书的细胞呀！”

趁小胜积大胜！黄玉峰介绍：“我想到了《离骚》。《离骚》比《长恨歌》、《琵琶行》等篇幅更长，语句也更拗口。应该让学生‘跳一跳’试试。能全部背出当然最好，即使不能，至少也能熟悉其中若干名句，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名句能进入学生的视野，并最终融入他们的血液，不仅对他们的语文学习非常重要，对他们一生的成长也是‘善莫大矣’。”“‘大炮’之下还需要有‘胡萝卜’。这回我采取了‘利诱’之策。我曾精心抄写过好多《离骚》手卷和条幅，很多人想要我都没有舍得割爱。这次我就以它为‘胡萝卜’了。上课时我就把那装裱好的《离骚》带进教室，先让学生饱饱眼福，学生一片惊讶羡慕。我见时机已到，就说：前段时间我们顺利完成了背名篇任务，接下来任务更艰巨——背《离骚》！”“教室里突然安静得没一点声音。他们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背《离骚》？有的人还问：‘《离骚》是什么？’”“我笑着说：谁能最先背下《离骚》全文，而且一字不差，就能得到这条幅。说完还调ī一句：‘这可是黄老师的真迹呀，有收藏价值呢！’”“学生们乐了，很多人跃跃欲试，因为他们被顺利背下《长恨歌》、《琵琶行》鼓起了自信心。”“一个月后，就有人主动来我办公室要求背《离骚》给我听。可惜的是，都没能做到一字不差。因为这已不是上我语文课的‘必要条件’，所以学生和我都没什么心理压力。背错了一笑了之，有人还连续数次来办公室背。”“两个月了，还是没人能取走我的《离骚》条幅。但学生中间对《离骚》已非常熟悉，有时甚至脱口而出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也知道了电影《牧马人》主人公许灵均之名的出典是《离骚》的一句：‘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黄玉峰指出：“这一届的学生语文成绩特别优秀，我上语文课也特别游刃有余。我想这与我‘利诱’学生背《离骚》不无关系。”

案例二：比较中学会鉴别

黄玉峰介绍：“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是高中语文传统名篇，我已经教了很多轮了，对此文的主旨，我也一直加以肯定，肯定他的有质、有力，肯定他敢于到‘险以远’、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寻找‘奇伟瑰怪非常之观’，肯定他慎思慎取的精神。”“然而近年来，我却对此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经过研读，结合王安石的其人其事，我渐渐发现，他的这种精神也不能一味地加以夸大。强调质与力，同时还需要有正确的方向。不是人越少的地方就越美，如果方向不对，质与力越坚强，就会走得越远。王安石此文，除了应该肯定的方面之外，同时还隐藏着问题。联系历史上他改革的失败，以及他个人生活的不幸福，不能不说，这都与他的偏激思想方法有关。强调力与质，强调不顾他人反对的独立的精神，而且即使‘不能至’，失败了，仍无悔。不屈不挠、坚忍不拔，这样的思想观念在一般文章中都有涉及。一般的同学也容易从王安石的这篇文章里读出这些道理来。然而，作为一代名相、一个思想家、一个立志于改革的政治家，在文中一味地强调无畏与坚持，就有偏激之虞了。文章中所隐藏的这种偏激的部分，同学们不容易读出来。为此，我在教这篇文章时，有意识地把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和苏东坡的《超然台记》放在一起来阅读。”

黄玉峰认为：“苏东坡几乎是王安石同时代的人，比王安石小15岁，是他的小辈。他对人生、对事业皆有进取的一面，但又有妥协的一面，比较不偏激，比较有一颗平常心。”“《游褒禅山记》中的名句是：‘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常被人称道、引用。这话虽有道理，但片面地强调这一点，就容易令人产生一个误解：只要是人所罕至的地方，就一定有非常之观。为了能看到彩虹，就一定要去找暴风雨；只要付出了执著和牺牲，就一定是在做高尚的事业——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种思维曾引发过无数的悲剧。”“而苏东坡的《超然台记》所表现的观点，正好和王安石的观点针锋相对，而又互为补充。苏东坡的文章开头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那种无论什么都行，无可无不可的处世态度，正是王安石所缺乏的。”黄玉峰指出：“相比之下，王安石有时也太较真了。以至于会为‘华’、‘花’读音的变化而耿耿于怀。其实语言是在变化的，读花也好，读华也好，都有道理。花、华是相通的，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必太较真，钻牛角尖，这样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王安石的失败也许就在于此。结果把真正的朋友都得罪完了，成了孤家寡人。而那些善于逢迎的小人则乘机攀附迎合吹捧，结果王安石的身边就聚集了一批新进的小人。以至于改革越走越偏，更难进行，结果连自己也被排挤出局。最后改革失败，自己也郁郁而终。”“当然，我们不能把改革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王安石的性格和思想方法。但不能否认，他那种追求‘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思想方法，那种不肯接受别人意见，别人越反对，支持的人越少，他就越要干的性格的确有弱点。通过这两篇文章的比较阅读，同学们在提高认识、在思想方法上进行了操练，学会了批判性的思考。”

黄玉峰强调：“对文章的鉴别力是在比较中形成的，问题也是在比较中发现的。有些文章就其本身而言讲不出什么有新意的地方，但一旦引入比较的对象，立刻就能开出一片新的天地。既扩大了课堂容量，又磨砺了学生的思维。所以，有时课文可以起一个‘钩子’的作用，‘钩’出其他文章，在比较阅读中，对其本身的理解也加深了。对比材料可以是和文章类似的文章，也可以是恰恰相反的，这两种比较都有其妙处。”

案例三：练字的意义和方法

黄玉峰介绍：“在我的文科强化班上，每天中午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安排：练字。每个人都要参加。当学生们移开教科书，在课桌上展纸濡墨，挥毫临写，涵泳其中，看着自己留下的一行行‘真迹’时，兴致盎然。这一刻，教室里显得既充满动感，又一片沉静。”“虽然只有每周中午午休的那一个小时，但这是我大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文科强化班的一个珍贵的传统。虽说练字必须从小开始，但即使是高中生，用两年的时间，每天练习，还是会有明显进步的。至于那些本来就有基础的同学，更是写得像模像样。为了刺激他们的积极性，我特意去联系专人将部分作品装裱出来，同学们看到自己的作品成了立轴，也能悬于厅堂，劲头就更足了。”

黄玉峰认为，练字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两个：第一，“培养审美能力，为了练好字，首先要体会什么样的字是美的，慢慢就自然在艺术鉴赏方面摸到了一点门道。一个人对美的感受力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书法还是在文学或者其他艺术领域，甚至在科学领域，都需要有一种捕获美感的直觉。这种感觉是含混而深沉的，难以用语言传授，所以也不可能通过啃书本来提升。唯有时时让自己沉浸在艺术中，才能有所领会。”第二，“练字更大的好处是修身养性，培养静气，这对‘读书’和‘做人’来说都是最紧要的。诸葛亮告诫自己的儿子说‘非宁静无以致远’，是很有道理的。学生将来无论在哪一方面发展，如果不能沉下心来，克服浮躁，很难做成什么大事。尤其是搞学术，一定要有静功。至于静气在语文上的意义，《文心雕龙》说得好：‘水停以鉴，火静则朗。’练字正是这样一举多得的办法，功在语文，利在一生。”

黄玉峰说：“我感到书法特长使我的教学工作得益匪浅。能写一手工整的馆阁体，一手潇洒的行书，令上课的板书增色不少，赢得学生的瞩目。现在大多数教师上课都用多媒体课件，这种现代化的手段固然带来很多方便，但完全依赖它，无疑是有缺陷的。多媒体课件只能用电脑设定的那几种字体，按固定的顺序播放，缺少一种现场感，电脑成了主角，教师反而缺位了。如果现在的年轻教师能在熟练使用多媒体的同时，也有在黑板上挥洒板书的本领，无疑会让课堂效果大不一样。有时我临时想起一首长诗，比如《春江花月夜》，一时兴起，就用行书满满地抄上一黑板，学生看了大感好玩，在下面跟着一起抄。这种用黑板白字打造出的效果是仅仅用多媒体课件无法达到的。”

黄玉峰介绍：“当学生对书法有了一定兴趣和一定基础以后，我就给他们进一步谈书法的妙处，让他们得到更高层次上的理解。我为他们做了《书法与人生》的讲座，把书法艺术和文学史知识结合起来。中国文化不分家，艺术和文学是相通的，‘大语文’本来就可以无所不包，中国文化的根基是扎在汉字中的，而汉字的美就是通过书法来表现的，所以书法艺术中饱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粹。像魏晋的陆机、王羲之，宋四家‘苏黄米蔡’，明朝的文徵明、祝枝山，清朝的扬州八怪、何绍基，民国的于右任、弘一法师、鲁迅等，固然都是书法圣手，又何尝不是文学大家？许多精美的书法作品，同时也是文学上的名篇。同学们平时接触这些作品，都是通过方方正正的铅印字，而现在却能细细揣摩这些名士的笔迹，推断他们当年如何在纸上运转笔锋，感觉名人一下子变得更鲜活了，文章看起来更‘原生态’了。借着讲书法、看名帖，我们还可以讲历史——许多书法家也是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如康有为、翁同龢，也可以讲古人的书房文化——古代文人的文房四宝、书斋布置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他们听的虽是书法课，提高的却是文、史、哲、艺全面的人文素养。”“又有一段时间，作为练习书法的补充，每逢隔周周末，我给他们辅导篆刻与图画。同学们的兴趣很高，特别是篆刻，很快掌握基本要领技法，几乎每个同学都学会了操刀，不少同学还成了篆刻的业余爱好者，刻了几百方印章。在教师节上，我们班的学生还为老师们义务刻印，引起不小的轰动。”

黄玉峰强调：“事实证明，我的设想是对的，在练习书法、篆刻、绘画的过程中，同学们对文学的理解也更深了一层。有一个同学说：‘看到篆刻、图画都要留白，注意疏密，我想到自己写的文章，总是平均使用力量，显得太满了。’在将来，他还会把这种对美的‘感觉’用到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吧。”“经过这样的一种‘修炼’以后，我们班上的学生就好像一个个舞文弄墨的‘小文人’。我以为，对复旦附中的学生，应该以高层次的文化人为培养目标，应该具备这样基本的传统文化修养。”

案例四：原汁原味读原典

黄玉峰介绍：“在复旦大学的‘博雅杯’和自主招生的面试中，有一道被公认为是‘考生最难回答’和‘回答最糟糕’的问题。而这恰恰是看似最简单的问题：‘你平时喜欢读什么书？’有些学生直言自己平时看得最多的是教科书和教辅书。还有一些报出一串世界名著的书名，可一旦被问到书中某个细节的时候，却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来，叫人怀疑他不是没读过就是没读懂，或者最多读了简本或简介。”为此，黄玉峰认为：“当务之急是把宝贵的语文课堂时间还给学生。平心而论，和现在的学生少得可怜的阅读量比起来，其实他们花在‘语文’学习上的时间并不少，只是语文课堂上充斥着太多低级无意义，甚至只有误导作用的‘分析’。有人说，假使没有语文老师，语文课就让学生自己看书，情况也要比现在好得多，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老师少作一点秀，给学生一两个小时自由阅读的时间，为他们创造一点读书的心情和气氛，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这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黄玉峰介绍：“文科强化班的教学法有时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每星期我们有一节阅读课，阅读课上唯一的活动就是读我下发的材料。没有或很少教师的分析和讲评，最多在他们读后，说上几句。学生的任务很简单，只要认真去读就可以了。我们的阅读范围无拘无束，古今中外，物理人情，可以读的太多了。”

黄玉峰说：“在阅读课上我的原则是：只解释非解释不可的东西，而把学生能够自己领会的东西留给他们自己。如果教师对文本的某方面深有体会，也可以谈谈，权当交流，但决不能代替学生思考。如果自己没有什么很独特的感悟，干脆不谈，让他们自己去和文本对话，自己去汲取营养。有时候讲得太多，又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只会吃力不讨好，招来厌烦。有人责备我这是不负责任的‘放羊式’教学，我要说‘放羊’没什么不好，只要放在水草丰美的地方，放养的羊会比关在羊圈里精心喂养的羊长得健壮。”黄玉峰指出：“现在的语文教育，就像一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一大桌香喷喷的饭菜摆在前面，硬是不让吃，非要折腾半天，用‘科学工艺’提炼出少数几种维生素营养液来才能入口，刻意地人为破坏了自然、均衡的饮食结构。‘喂食者’累得筋疲力尽，孩子却严重营养不良。我们主要的责任应该是激发他们自己去读原典，而不是一句句去讲，要讲也未必讲得全、讲得好。维生素和营养液也是难以下咽的，不如奉上原汁原味的大餐，让孩子们快乐地咀嚼、细细地品味。吃的时候并不知道里面有多少营养，这没有关系，因为那些营养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身体，将来一定会在他们的成长中有所体现的。像《人权宣言》、《共产党宣言》这一类的文章，且不说它们在历史、政治上的意义，仅从文笔的角度来看，也非常有借鉴意义，还能学到恰当的措辞、严谨的结构，好处是方方面面的。”

黄玉峰认为：“要独立思考，前提是要有思考的材料。阅读课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看过、知道、感动过。没有必要马上就急着理解太高深的东西，可以留待以后去慢慢发现。中学阶段最需要做的，就是多读一些，多接触一些。如果进大学以前，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事情，将来是谈不上什么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黄玉峰强调：“中学和大学的接轨，关键是在学习习惯、思想和眼界方面，而最实质的体现就是在阅读量上，有些思想还是需要有意识地去‘灌输’的。试想，如果一个孩子整天接受‘发展是硬道理’的宣传，从来没有接受过保护生态环境、尊重自然的教育，他们是不会自动萌生环保的概念的。关键是这种‘灌输’不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宣扬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让他们大量接触各式各样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矛盾的东西，使他们有机会作出选择。有选择，就有自由。”黄玉峰指出：“读书使人聪慧。我发现，品过几顿‘大餐’后，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开始从不更事的孩子成长起来了，我发现他们的眼神变了。他们的目光里少了一点懵懂，多了一点成熟和睿智，多了一点美丽。”

案例五：语文课需要“东拉西扯”

黄玉峰介绍：“听过我的课的老师和同学，都有这样的反应，说我的课上得神出鬼没、自由自在，不知下面要讲什么，听完了，又觉得非此不可。我本来就认为教无定法，一课一法，关键在得法。平时上课，我最喜欢‘东拉西扯’，我称之为‘插科’法。课上到一半，突然心血来潮，插上几句题外话，或者一首诗，或者一个历史故事，或者自己亲历的一件事，或者一个哲学观点。这时候，听者往往全神贯注，侧耳倾听，若有所悟。我则以为，这是我上课最成功的时候。”

黄玉峰说：“上课善于‘东拉西扯’是一种能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高超的能力。能‘扯’多少，‘扯’得是不是时候、是不是地方、有没有价值，这是考验教师功底和才华的一个标杆。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论课堂教育中的插科》，专门讨论语文教学‘插科’的重要性、方法以及注意事项。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插科’不等于‘打诨’，是说上课不要那么拘谨，完全可以发挥教师个人肚里的‘存货’，把自己平时积累的学问‘插’进去，又‘扯’得回来，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扩大了课堂容量，使学生沉醉其中，如嚼甘蔗，渐入佳境。”

黄玉峰强调：“上课‘东拉西扯’而不让人觉得你在跑无轨电车，这确实是一门艺术——联想演说的艺术。‘扯’出去办法有很多，能够灵机一动，临场发挥，当然是稍纵即逝，难能可贵的。但如果事先有意识地去思考、去准备，也能收到天衣无缝的效果。关键是插科的内容要围绕中心，联系要自然而不是为了炫耀而炫耀。那种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东拉西扯’，会给人以油滑之感，效果不见得好。当然，也不必因此而太拘谨，无论灵机一动还是有所准备似乎都有它的内在规律。”

黄玉峰根据其上课的经验，总结了几种“扯”法。一是从外国扯到中国；二是从古代扯到今天；三是从国画扯到绰号；四是从诗词扯到读文章；五是由艺术扯到人生；六是从经典扯到日常生活。

案例六：“小鱼跟着大鱼游”

黄玉峰介绍：“期末考试结束了，离公布分数还有几天，别班的学生都紧张地在家等分数。我们班上的同学却把分数暂且抛在脑后，开始忙碌地准备体验又一次的‘从游之乐’。”什么叫“从游”？“简单地说，就是‘小鱼跟着大鱼游’。许多大师都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著名的比喻：师生关系，就是‘大鱼’和‘小鱼’的关系，大鱼在前引导，小鱼紧跟其后，这就是‘从游’，也就是教育。古人拜师，又叫从某某先生游。《庄子》中颜渊这样形容自己跟随孔子的学习：‘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黄玉峰认为：“‘从游’式的教育，是非常快乐、非常自得的。这是真正的自主学习。身边有环境可以浸润，前面有榜样可以学习，沿途的风景都是自动映入眼帘、摄入肺腑，而不是被强行灌输入脑中的。师生一起自在地畅游着，无拘无束。”黄玉峰强调：“没有受过‘从游之乐’的熏陶，不能称得上是受到完整的人文教育。每学期的寒暑假或者节日长假，我都会带上学生，奔赴全国各地的文化名胜。这样的旅行我们称之为‘文化学旅’，在‘学旅’中走出课堂，在山水名胜古迹中触摸历史，与中华大地的深厚文化亲密接触。”黄玉峰强调：“这也是语文课”，“正是东方式教育法的精华。”

黄玉峰指出：“现在大多学校都不鼓励组织学生远行，就是怕发生什么意外学校需要承担责任，这叫因噎废食，牺牲了学生的眼界和经历。其实，只要教师敢于负责，本着安全第一的谨慎原则，完全可以把意外的风险降到最低。我在文科班组织学旅有近20年的经验，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这20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件大事。偶尔有同学在路上突发急病，也安然度过了。”黄玉峰介绍了保障安全的几项原则：首先，纪律最重要，出发前就要反复向学生强调出门在外遵守纪律对安全的重要性；其次，要有组织性，把学生编成小组，以方便下达各种通知，也便于清点人数；最后一点是带队教师的细心周到，要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

黄玉峰强调：“学旅不同于一般的游山玩水，出发前的功课是必不可少的。每次组织‘从游’之前，全班同学都要动员起来，大家分头查资料，然后商议旅行路线。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如绍兴、杭州、苏州、南京、开封、曲阜等，都有太多的文化名胜。我们的目的地一共有哪些景点？哪些是一定要去的？临行前需要读哪些书？都要在事前调查清楚。仅仅是准备工作，就可以让学生学到不少东西。在‘浙东文化之旅’前，我从《史记》、《文苑精华》、《中国六朝山水诗选》中选出与我们游历的地方有关的诗文共两万多字，印发给学生研读。”黄玉峰认为：“路线的选择也有学问，不一定去那些挤满了游客的热门的旅游景点，应该自己去挖掘有历史深度、有文化意义的地方。就以绍兴为例，我们先是去大禹陵凭吊民族之根，然后去兰亭怀念曲水流觞的古人风情，还有年轻人都很喜欢去的沈园，在那里遥思陆游和唐婉悲情的爱恋故事，接着是探访一系列的名人故里。和绍兴有关的名人，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华丽名单……一路寻访过去，就好像穿越长长的历史隧道，对中国文化走过的路知道了更多……总之，无论去哪里，都要能谈出观点来：为什么我们要来这个地方。也就是要有一个主题，这样才能真正不虚此行。”黄玉峰自豪地说：“如果将这些年文科班的‘山水课堂’罗列出来，真的可以称得上‘行万里路’了。”

黄玉峰介绍：“我们去的最多的是上虞的春晖中学。1949年前中教界曾流传着‘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说法。在白马湖畔，曾经汇聚了多少精英人物。他们编的《春辉月刊》简直比大学的出版物还要富有内涵。看了这些，同学们心潮起伏，更增添了学好语文的信心。”“每次归程路上，行囊总是沉甸甸的，比土特产和纪念品更有分量的是学生亲手创作的诗歌、文章、书画、摄影、录像。一次学旅的收获足以开办一个小小的艺术展。”

案例七：自编班刊《读书做人》

黄玉峰说：“1998年，我在执教的高一（3）班上提出，为我们的班级办一份班刊。学生纷纷响应。写稿的写稿，编纂的编纂，第一份《读书做人》就是这样诞生的。”

黄玉峰指出，当时办这份刊物的初衷有三：“第一是想为班上的学生留住几篇好文章。从高一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引导他们创作，为了给他们开启思路，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鼓励他们给自己的家人写传记，组织外出游学写感想，外请讲座开启思路，联句、赛诗、搞‘语文周’，开展‘研究性学习’……这么一大圈活动搞下来，也确实产生相当数量颇有意思的文章。而且在文章之外，还诞生了一批艺术作品：书法、篆刻、摄影等。孩子总是自家的好，学生们好的作品我总是细心地留着，怎么也不舍得让它们随意散落。眼看越积越多，不禁萌生了一个想法：何不出一本集子，把班里学生有意思的原创文艺作品都搜罗起来，将来不仅是很好的纪念，也能起到激励后来学生的作用。”“第二是想为语文学习增加一点趣味，刺激他们写作的欲望。我还记得第一期《读书做人》送到同学手中的情景：一阵雀跃之后，便是一片寂静。整整一个下午，教室里没有一点声响。大家似乎都在屏住呼吸一口气要把它读完。杂志的扉页上亲切地印着：复旦附中逸山主办。逸山者，高一（3）班之谐音也。在这以后，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就像火山般爆发出来。一种浓浓的学习气氛充盈着整个班级，爱读书、爱写作、爱讨论、爱演说、爱表演，成了这个班级的一大景观。每期《读书做人》即将成刊之际，班里便忙忙碌碌，俨然是要迎接一个意义非凡的节日。而为《读书做人》写稿，更是成了每个同学都觉得当仁不让的大事。我几乎是看着他们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在成长。我想也许这就是所谓‘不教之教’。这本小刊物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创造了一种‘氛围’，而‘氛围’对学生的成长有多么重要，是不言自明的。”“第三是锻炼学生的编辑能力。每期《读书做人》从选文、排版到装帧都是出自学生自己之手，编辑由学生轮流担任，这恰恰是语文教学中最容易疏漏的一课。语文要培养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这是人人都知晓的。这编辑能力何以如此重要？有个成语叫‘眼高手低’，专门讽刺那些眼光挑剔却无实际本事的人。其实在我看来，这‘眼高’倒是‘手高’的基础。面对大量的稿件，若能一眼就判断出文章好坏，看出所需增删之处，到自己下笔，虽未必一定是高手，但肯定不会差到那里去。相反，眼光拙劣、没有鉴赏水平、妍丑不分、思路混乱者，却可直接推知其文才绝难出众。理由很简单：连‘好’的标准都弄不清楚，怎么能写出好文章来呢？让中学生尝试编辑工作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对好编辑的要求是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杂家’。且看历史上那一批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多半做过编辑，刘向编《楚辞》，萧统集《昭明文选》，解缙修《永乐大典》，纪晓岚造《四库全书》……正所谓‘知多易识新，知多易辨错’。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就曾经说过，报纸的编辑人员必须是‘通才’，这和‘全面发展’的育人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再加上刊物的排版装帧、插图选录，颇锻炼编辑的美术才能；改稿、校稿的工作又可考验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为了解决经费问题，还要想办法和社会上的各种赞助商打交道。这编辑的工作，正是涵养各方面素质的大好机会。”

黄玉峰介绍，《读书做人》得到北大钱理群教授的充分肯定，激起了其“更进一步”之念。“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产生：何不把《读书做人》扩大到兄弟学校去，成为上海诸多名校的联刊？如果在更大范围营造这种‘读书’的气氛，那不是更有效吗？打通各学校‘老死不相往来’的‘自耕自种’封闭状态，那更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此议一出，立即得到不少教育知识界同仁的赞同。老教育家吕型伟先生、大学者王元化先生也是大加勉励，说是为上海教育‘积功德’，这使我信心倍增。”“就这样，《读书做人》走出了复旦附中文科班，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以全新的面貌，作为上海市30所高中的多校联刊问世了。”“各‘成员校’的学生、教师在交流中相互学习、探讨、切磋、碰撞、攀比、竞争，打造出一片更炽热、浓厚、大气的语文学习的天地。”黄玉峰强调：“《读书做人》本来只是一份中学生自编的班刊，这份班刊能走多远，中学生们能有多大的作为呢，答案正是王元化先生所题的那四个字：橐（tuó）龠（yuè）罔穷（意为创造力如同天地间的化育之力，源源不绝）。”

黄玉峰说：“教育本质上是教师的活动，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没有教师就没有中小学，教师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执行者、实践人。学校里，校长出国一周一月、一年半载，学校教学工作照样运行，但缺了教师，一天也不行！”所以，要开展好大语文教学，必须以有较高修养的教师为保证。而教师的修养，至少包括“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然而，黄玉峰认为：“今天的许多教师，包括中青年教师，甚至老教师，往往都是中国应试教育的产物（应试教育并不是现在才有，早就有五条绳索，现在不过是愈演愈烈罢了）。如今，他们要培养和他们一样的学生了！他们只有技术，缺乏艺术；只有知识，缺乏见识；只有学历，缺乏能力；只有苦力，缺乏魅力；只有表格，缺乏风格；只有规格，缺乏人格；只愿做题目，不愿做学问；只会纠缠于字面，不能深入于意旨；只会要求学生作文，自己却常常不如学生；只能关注学生成绩，不能注重塑造人格；只顾眼前利益，很少远大理想；读书不多，修养不够，问其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梅兰竹菊，皆茫然不解，兴趣几无……这就是我们大多数教师的现状！”由此，“应试教育在我们教师的手中，不但得到贯彻，而且得到强化。”黄玉峰认为，造成这种状况，尽管其背后是“体制”的问题，“但既然身为教师，总不能眼看我们的孩子在这水深火热中受煎熬！我们每个教师，总要尽可能地‘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痛苦，而且，事实上，也不是完全不能作为的。”黄玉峰有两句话：“第一句，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胜；以应试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败。第二句，大环境不好我们可以创造良好的小环境。”黄玉峰指出：“毕竟教室门一关，你是起主导作用的，直接影响学生的是你。我曾听有些大学老师对研究生说，选学校不是主要的，选导师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大学如此，中小学也是这样。”“如果你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素质，学生学得热火朝天，有兴趣，站得高，那么，应付高考，即使不比别人高多少，也绝不会落在别人后面。”

黄玉峰认为：“教改的关键在教师，没有教师不但没有教改，也没有教育。”所以，“教师的作用是很大的。而起作用的关键是六个字：亲其师，信其道。”为此，教师首先必须守住“三戒”，这是底线。一是“不能不尊重学生”。黄玉峰说：“现在社会上对师风、师德的问题讨论激烈得很，有的老师感叹：‘教师真难当，要看那么多人的脸色。’的确，我也认为，尊师重道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识，教师不受尊重，整天被人说三道四，甚至呼来喝去，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但为人师表者，也应该有‘吾日三省吾身’的自觉。想一想现在舆论上对教师的一些谴责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教师的威信固然需要社会支持，然而无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要受人尊重，首先要自重。”“威信的建立或失去，都是在平时的小事里发生的。笔者做了四十多年教师，目睹身边的不少优秀同行令学生心悦诚服，十分敬仰，但也有因为言行失当而做得比较失败的。”“所以，要做一个好老师，第一就是要做到‘尊重学生’。”黄玉峰认为：“其实，尊重学生就是尊重自己。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现在的中国，要把‘尊重每一个人’变得深入人心，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有人下意识里总是习惯认为，只要凭借某些东西，比如钱、地位或者权势，就可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而且还把这作为一种荣耀，一种特权。殊不知这恰恰是在自毁形象，尤其是教师，切忌以势压人。”二是“不能有偏见，不能翻旧账”。黄玉峰举了一件小事：“几年前在我曾任课的一个班上，有个学生虽然成绩不错，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不为班主任所喜欢。一次放学后，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查看值日劳动情况，发现当天值日的学生都在各司其职地劳动，唯有那位同学静静地坐着看书。老师十分不悦，却又不直说，转身就走。其实，她之所以坐着不动，是因为劳动委员分配给她的是最后的收尾工作，老师走后不久，其他同学也都走了，这个学生独自留下将最后的工作做完，很晚才回家。但这些，老师都没有看到。第二天在课堂上，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批评了她。不仅责其不爱劳动、不关心班集体，还连带着翻出不少旧账，说她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等等。这名学生觉得辩解不清楚，十分委屈。我和其他老师知道这一情况后，为双方做了一些沟通。”黄玉峰认为：“如果这位老师能少一点偏见和臆断，也许不会那么武断地把人往坏里想。做班主任，更应公正、严谨、慈和。纵使有想法，也应选择直接和学生进行私人间交流，而不应该当面不说，回头在大庭广众下对学生进行‘宣判’。并不是说不可以批评学生的错误，但在问题没弄清之前一定要慎重，就像已经钉入墙面的钉子，即使拔出来也会留下伤痕，同样道理，老师的一次伤害，哪怕是无心之失，也终究是难以弥补的。”“所以，要做个合格教师，第二就是要‘克服偏见，不翻旧账’。”三是“不能不注意自己的社会影响”。十年前，某校长曾收到一封举报信，反映复旦附中部分教师的家教质量不高，一切向钱看，互相哄抬课时费。黄玉峰说：“这封信让校长十分为难。当时家教之风刚刚兴起，刹也刹不住。作为校方，要管理老师们业余时间的活动是很困难的。虽然来信的家长后来没有再进一步的发难，但当时这件事还是令我难过了一阵，如今尊师重道的传统变得岌岌可危，是不是跟社会上的铜臭风吹入杏坛有关呢？家教问题是应试教育的衍生物，教师普遍做家教，家长也愿意花钱让孩子来上补习班，这里面有它的社会缘由，一言难尽。问题是即使做生意，也讲究按质取酬，教师‘开店’却出售‘伪劣商品’，真是斯文扫地。”黄玉峰认为：“中国古代提倡师道尊严是很有道理的。‘师不尊则道不严’，‘亲其师，信其道’。如果一个教师失去了学生的尊敬，那将如何展开正常的教学活动？何况以上这些做法还不仅仅是师道尊严的问题，已经伤害了学生的心灵。教师平时一言一行学生都记在心上，公众都看在眼里，不可不慎，不可不戒！如果教师在人们的眼里成了‘教商’，那可怎么得了哦！”

教师应该是学习者、思考者、实践者和写作者。黄玉峰十分赞同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王栋生对教师的定位。“首先，教师要是一个学习者，是个读书人。读书的目的不仅仅为了长知识，更是为了修炼自己。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学习首先就是为了‘做人’。要立身正，要求真、求善、求美，以自己的行为感化学生比单纯地灌输有用得多……荀子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已。’在任何情况下，要多读书，充实自己。孔子要求君子‘其言蔼如’，若不读书，缺乏修养，那么只会语言寡味面目可憎，反之，则能心游万仞精骛八极。教学方法也会多起来，学生自然而然会受影响。”“其次，教师要做一个思考者。当今社会，有多少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如果一味人云亦云，唯上唯权唯利，则必然随波逐流，还有什么‘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黄玉峰说：“我的关于大语文的想法，我在电视台对李白、杜甫的一些议论，我的鲁迅研究，都招来不少非议，压力来自各方，讥讽时入耳边，然而我想只要做到‘君子坦荡荡’，那么一切都随它去。教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有责任、有担当、有行动、有独立的思想。”“再者，教师要做一个实践者。这几十年来，各个领域不知道产生了多少‘理论家’，但就是缺乏实践者。我多年来坚持的语文教学改良实践，虽遭到种种阻力，却依然不舍不弃。我始终认为，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时间是最好的见证人。多年来我的学生的健康成长，他们的成功，做人的成功，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黄玉峰表明心迹：“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教师应该自觉地作为‘士’而存在于社会上，士不能无耻，士是有底线的。如今世风不正，自然也会影响到教师，做教师还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最后，教师还应该是一个写作者。写作，尤其是对于语文教师而言，更应该是须臾不可离。通过写作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写作影响教育的现状，通过写作引导学生，通过写作自我反省，通过写作提高自己、促进自我成长！”

教师要保持一颗童心。保持一颗童心，对教师来说，是最重要的。黄玉峰认为，教师的童心可以反应在八个方面：“第一，会玩，不要老气横秋。这直接影响师生关系，学生喜欢能和他们玩成一片的老师，所以往往年轻的新教师反而与学生的关系很融洽。当然，每一届的学生兴趣都会变，也许没有必要刻意去迎合孩子们的兴趣，但至少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太古板太落伍。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爱好，有自己的娱乐生活，而且要玩得认真，玩出点名堂来……教师固然应该有师道尊严，但并不是说一定要高高在上，还是要寻找和学生们的共同语言，培养亲近感。”“第二，爱美。差不多没有一个年轻人是不爱打扮的，小孩子更是那样。看上去这是在装饰外表，其实是一种天性的表现、自信的表现，是对生活的热爱……”“第三，好奇心。人一老，就不容易找回童年的那种求知欲和对事情的新鲜感，对周围的变化反应麻木，甚至会有反感。孩子们可以几个小时地在灼热的阳光下看蚂蚁搬家，可以把一个玩具装了又拆、拆了又装。像《窗边的小豆豆》里描述的那样，孩子们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立即会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扑上去。三番五次地因此吃了大亏，被家长教育，下一次依然故态复萌，乐此不疲。那种痴迷劲是成人望尘莫及的。”黄玉峰指出：“有人说，有童心的人才能做学问，此话不假。我要补充：有童心的人才能教好书。人们常把老师比作蜡烛，说是耗尽自己，照亮别人。我不喜欢这个比喻，蜡烛越耗越短，光芒也越来越暗，岂不是越老越不中用？更何况，在这个信息时代，蜡烛的那一点光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在新的时代，教师不要想着把自己燃成灰烬，恰恰要成长、发展。用王栋生的话说，‘我们应该是太阳’。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研究：了解新的学生，把握新的教材，探索新的方法，开创新的领域。每一届学生都不同，七零后不同于八零后，八零后不同于九零后，九零后肯定不同于零零后。即使对于旧的教材，理解也不同，何况新教材？每一次课改，都是对教师的应变能力、求新能力的一次挑战。”“第四，不服老。经常听到有的人40岁就说我这辈子完了，混到退休就算了。教师要这么想，就真的完了。有18岁的老人，也有80岁的青年。往往是你对自己的认同影响学生对你的看法。我的学生刚进来的时候，看我已经60多岁了，曾当面管我叫‘黄爷爷’。两年相处下来，他们再也不这么称呼我了，甚至有调皮的学生称我为‘玉峰兄’了。我今年65岁，在和这些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书信往来的时候，也乐于和他们称兄道弟，这么说着说着自己也觉得心态年轻了。你不自认为老，别人就不把你当老翁。”“第五，跟上时代。有些教师才迈入中年，就懒于再吸纳新的东西了，电脑碰都不碰，手机的大量功能都不会用，排斥新鲜玩意，自以为靠过去的老经验就能应付一切。殊不知‘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不会使用现代化的利器，工作效率低下，思想容易老化。至于学得好坏是另一回事，态度为先。”“第六，求真，就是不说假话。所谓赤子之心，纤尘不染，和玩弄心计、城府难测的‘官腔’正好相反。有些人以为老师就要把自己包装得道貌岸然的样子，其实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应该的，但也不用装得像个圣人一样，给人一种虚伪的感觉。坦诚地谈谈自己的故事，讲点以前生活中的笑话，甚至透露下过去恋爱的经历，让学生觉得你这个人很真诚。我有时请学生到家吃饭，饭桌上他们大胆地问：‘师母这么漂亮，黄老师你长得并不怎么样。当年你到底怎么追上她的？’我也不以为忤。反而是有些年轻教师，总是一脸不苟言笑的样子，大概是怕失了威信吧。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紧张。”“第七，不要摆老资格。我在第一点上提到，不要老气横秋，说的是要会玩。其实老气横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喜欢教训人。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自己已经在三尺讲台上站了几十年，对教育已经是轻车熟路，于是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一些做法往往是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动不动就去训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韩子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才是教师应该具备的虚怀若谷的精神。”“第八，会交朋友。孩子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心计，没有城府。好与人说话交往，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乐趣。就像小狗长期关在家里，在外面看到同类了一样。一个有童心的成年人，应该是多真诚、少机心。有句话说‘乐莫乐兮心相知’，有机会在社会上遇到新相识、结交新朋友，就要主动地发展相互的关系。往往在这些人中，就有你将来的好朋友。随着年纪的增大，原来的朋友会越来越少，一个会不断交新朋友的人，生活就不会孤独、寂寞，心态就不会老。他在学生的面前也会永远年轻。”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黄玉峰真诚地希望：“好的教师应该永远有一双孩子般的明眸，男子也应该‘眸如秋水’。我真诚地希望为人师者哪怕鬓发已苍，经历风吹雨打之后，方寸间依然不改一颗晶莹剔透的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