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的国度》的启示

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多的是漫漫黄沙，干旱少雨，但却在这种境况下开拓出唯一一个沙漠森林；没有自己的武器、航空工业，但全世界几乎都在使用他们制作的芯片和武器，引来众多风险投资家的目光；没有多少人，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数超过全欧洲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和。与此同时，还要在众多敌对国家中求得生存。是什么促使以色列这个小国走向繁荣？《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一书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秘诀。该书的作者之一丹·塞诺（Dan Senor）在凯雷投资集团和罗斯蒙资本两家全球性私募股权公司工作，同时是后者的合伙创始人。另一位作者索尔·辛格（Saul Singer）是知名的专栏作家，曾任《耶路撒冷邮报》编辑。该书在深入分析以色列的创新文化、移民政策、研发计划、兵役制度等几个层面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以色列人获取成功的几个特点，主要有六个方面：

有一个笑话，讲的是四个人站在街角，一个美国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一个以色列人。一个记者走上来问：“打扰一下，请问你们对肉类短缺有什么看法？”美国人说：“什么是短缺？”俄罗斯人说：“什么是肉类？”中国人说：“什么是看法？”而以色列人说：“什么是打扰一下？”这个笑话说明了以色列人的直率性格。有一个词语“chutzpah”，中文的意思类似于“肆无忌惮”，书中解释“肆无忌惮”的意思是“不拘礼节、坦白率真、当面争论、不停提问、挑战权威”。在以色列，这个词是带褒义的。大学生向教授提问，雇员们挑战他们老板的决定，军士质问自己的长官，文员批评政府要员，这些对于以色列人是司空见惯的。以色列人自小就被这种行为方式熏陶，他们认为自信是一个人的基本要素，沉默寡言或者言不尽意或许反而会使你落后于人。这便是《创业的国度》一书总结出的以色列创业经济兴旺的一个文化背景。

20世纪70年代，当英特尔公司开始组建以色列团队的时候，美国人觉得以色列人的“肆无忌惮”文化太“不和谐”了，为此英特尔公司不得不举办了几次“跨文化研讨会”，来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相互适应。但是，很显然在海法的英特尔以色列研发团队坚持不屈从于英特尔总公司的主流思想，以色列人是这么说的：“要么我们引导方向，要么就落后于人”。正是凭借这种“肆无忌惮”的风格，以色列人研发的芯片，使英特尔公司保持行业领先，成为英特尔公司销售业绩增长的主要来源。海法研发团队也从起初一个毫不起眼的前哨，一跃而成了英特尔公司的生命线。英特尔以色列运营团队的负责人、曾主持“跨文化研讨会”的邓慕里说：“我发现以色列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的文化。以色列人从出生开始，就被教导要挑战既成之事，要多提问题，多争辩，大胆创造。所以，你可能会发现管理五个以色列人比管理50个美国人还要费劲，因为他们会不停地向你问这问那，而且往往会以这样的问题开始——‘为什么你是我的经理，而不是让我来当你的经理？’”

以色列这种“肆无忌惮”的文化甚至在常用的称谓上也可见一斑。《创业的国度》一书介绍说：“以色列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每个权力人物，包括总理和军队政要都有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叫的绰号。包括普通老百姓在内，谁都可以用绰号称呼他们。以色列前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沙龙的绰号分别是‘比比’和‘阿里克’，这些绰号不是官员背后相互的称谓，而是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称呼他们。”有句俗话说得好，“两个犹太人会有三种观点”，这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极有可能孕育创新的民族文化土壤。在这种文化土壤的催生下，以色列人永不满足，充满着企业家精神。

以色列实行强制兵役制度，也是全世界唯一要求女性必须服兵役的国家。除了传统犹太教徒外，所有的犹太青年在18岁都要去军队服役，这个阶段介于高中与大学之间。以色列这种强制兵役制度为以色列的创业文化打下了基础。因为在以色列军队的管理结构中，金字塔最上面的一层非常狭窄，这是精心设计的结构，这种结构意味着高级军官的人数非常少，也意味着有更少的人发号施令，同时意味着底层士兵有更多的主动权，在前线有随机应变的权力。这样的案例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的“六日战争”（1967年）和“赎罪日战争”（1973年）都可以看到，在那两场战争中，以色列都取得了胜利。

以色列的预备役部队更具特色。为解决国小人少、兵员不足的矛盾，以色列兵役法强化了预备役的地位和作用，预备役部队是以色列军队的主体。预备役军人单独编制，指挥官也由预备役军人来担当；而在其他国家，预备役部队一般是由常备军的军官来指挥的。以色列的预备役制度不仅是这个国家创新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以色列创新的催化剂。作为预备役军官，一名出租车司机很有可能指挥一位百万富翁，一位23岁的年轻人很有可能训练自己的叔叔，这样，等级制度自然就消失了。反等级的理念在以色列社会随处可见，从作战室到教室，再到董事会的会议室，平民化的氛围渗透到了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以色列的预备役制度还间接提供了强大的人际商业网络。对于那些预备役士兵来说，在军队的时间变动不居，有时候每年几周，有时候每年几天，这期间你要脱离自己的职业和家庭生活，到军营参加训练。不难想象，许多商业关系就是在长期共同作业、一起执行警戒任务或者接受训练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事实上，在军队服役期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网络。所以很多以色列公司不需要招聘广告，因为大家彼此认识。

以色列军队不仅培养合格的士兵，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创业者，以色列公司的老总们大多有过当兵的经历。军队的“精英部门”也会从全国招募擅长数学和物理的年轻人入伍，教授他们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课程。Talpiot（意为城堡的塔楼，象征至高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以色列意识到在科技上掌握绝对优势的重要性，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把一小部分最有才干的以色列年轻人训练成为以任务为导向的领袖，培养成能解决问题的人。这个培训由大学和军队共同承担教学任务。每年大概有2％最顶尖的高中生（2000人左右）参加选拔考试。只有10％，也就是200人获得通过，他们再接受为期两天的人格和能力测试。最后入围的学员，会加速完成数学和物理课程，同时要了解以色列国防军的各种技术需求。他们学习的知识远超过普通大学生的课程范围，而且还要经历与空降兵一样的各种基础军事训练，目的就是要对各个兵种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以精通各种领域，而不仅仅在一个专业上追求极致，从而能更深刻地领悟到“科技和军队的需求——尤其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过去30年里，这个项目虽然只培养了不到700人，但是其中很多人已成为以色列全国最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最顶尖级的学术专家。《创业的国度》一书说：“以色列国防军的精英部门可以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相媲美。”该书援引一位受访者的话：“在以色列，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在学术上的经历比不上其在军队的经历重要。在求职过程中，每次面试必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军队的哪个部门服役？”很多招聘广告都说明只需要“Talpiot毕业生”。而Talpiot毕业生本身更是构成了巨大的社会网络，他们的年度聚会通常称为巨大的生意搭建网络。

以色列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那些移民。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时人口数量是80.6万，现在是710万。在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增长了将近8倍，仅在最初的3年里人口数量就翻了一番，甚至让当时新成立的政府不堪重负。现在，以色列公民中国外出生的人占整个国家人口的1/3还要多。10个以色列犹太人中有9个要么是移民，要么就是移民的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后裔。

在众多的移民中，前苏联移民对以色列的贡献最大。1990—2000年，80万名前苏联犹太人迁移到以色列，这些人的素质高，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主要是前苏联解体后迁移来的，现在他们是以色列创新的主体力量。风险投资家艾瑞·马格利特认为，前苏联移民带来的东西，在许多有活力的经济体中都会存在，以色列科技繁荣很大程度上与移民社会有关。艾瑞·马格利特指出：“在法国，如果你来自一个非常稳定的家庭，在一家稳定的制药公司上班，拥有宽敞的办公室和各种特权，有自己的秘书，你还会奋斗、还会离开、冒着风险去创造某些新的事物吗？你不会，因为你太舒服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移民，初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很贫穷；或许你曾经很富有，但你的财产被剥夺了，然后你有了动力，你不会去关注自己将会失去什么，你会更在意自己能赢得什么。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态度，所有人都是这样。”移民是不排斥重新开始的，是爱好冒险的人，一个移民国家就是一个企业家创业的国度。移民给以色列带来的是民族性的丰富，它使以色列像一个文化熔炉，冶炼着移民带来的世界各地的文化；而移民本身固有的冒险性更加使他们具备创业气质，这也成为以色列创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

所谓科技“混搭”，就是把截然不同的技术和学科结合在一起而进行的大胆创新，是一种“跨界”的“交叉式研究”。在以色列，混搭现象最普遍的要数医疗设备和生物科技领域，在这些行业，你会发现隧道工程师和医生们一起研发出某种信用卡大小的设备，淘汰了注射器。或者，你会发现一个公司既研究细胞、光纤，也研究黄石国家公园的海藻，同时还有治疗糖尿病用的可植入人体的人工胰脏。还有一家创业公司，专门制造一种药剂，能从人体的小肠中发射出图像，这种药剂采用的光学技术来自于导弹前锥体。

书中专门提到了一位名叫加布里埃尔·伊旦的人才，他曾经是以色列国防军最重要的武器开发商Rafael的导弹工程师，专门研制尖端光电元件（有了这些元件，导弹才能“看到”自己的目标）。火箭似乎不太可能成为人民寻找医疗技术的第一个领域，但是伊旦却有一个新奇的想法：他要把导弹中最新的微型化技术用于开发一种药片大小的照相机，可以从人体内部将拍摄的影像传输出来。许多人警告伊旦，要把照相机、发射器、拍摄所需要的光和能量同时塞进一个人类可吞咽下去的药片中，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伊旦坚持自己的想法，终于有一天，他从超市买回一只鸡，用它来测试新研制的产品能否从动物的体内将图片传输出来。结果，正是基于这些药片照相机——或称胶囊照相机，伊旦创办了一家公司，取名为基文影像（Given Imaging）。

2001年，基文影像成为“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第一家在华尔街上市的公司。2004年，基文影像成立6年之后，已经售出10万个胶囊照相机；2007年年初，胶囊照相机的销售量突破50万大关；截止2007年年底，销售量大约为70万。现在，最新一代的无痛胶囊照相机可以从病人胃肠道的深处，以每秒输出18张照片的速度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医生可以实时看到拍摄的图像，无论是在同一个房间，还是在地球的另一端。胶囊照相机的市场很广阔，吸引了许多大厂商加入竞争；照相机巨头奥林巴斯现在正在研发自己的药剂照相机，其他一些公司也纷纷进入这片市场试水。这并不奇怪，要知道，仅仅是在美国，仅胃肠道疾病一项就意味着超过3000万次的出诊量。

基文影像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转移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一项技术如何从军用转为民用；也不仅仅是要向我们讲述从大型国防科技公司中如何走出了一位企业家。更重要的是，它是科技混搭的典范，不仅把两个完全分离的领域——导弹和医学领域结合了起来，还整合了一大批科技成果，包括光学、电子学、电池、无线数据传输以及帮助医生进行分析的软件，这种形式的混搭是科技创新的圣杯。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过一种经济集群理论，指在某一特定地域汇中，大量相互关联的组织在空间上聚集，比如企业、政府机构、大学等。集群会为其所在地区带来指数级的增长，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集群中的每个主体都相互存在于彼此创造的商业效应里。迪拜网络城就是一个典型，截止到2006年，世界500强公司中有1/4都在迪拜设立了分公司，迪拜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很高的增长率，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自己成为全球重要的商业中心。但是，在创业公司的数量，或者所吸引的风险资本方面，迪拜和以色列却不可同日而言，更不用提在新发明和专利方面的对比了。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以色列和迪拜之间如此大的差别呢？

迪拜的大门尽管向全世界的创新公司敞开着，而且许多公司也的确在此驻扎，但是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将创新成果传播到这个区域市场，而这些创新是在别的国家或地区实现的。因此，在迪拜没有产生任何繁荣的创新集群，有的只是大型的、成功的服务中心。该书认为，对于创建一个集群来说，通过提供低投入的行商机会吸引新成员加入或许非常有效，但若要维持一个集群，恐怕这种方式就行不通了。如果这是你的集群的唯一竞争优势，别的国家总会以更为低投入的方式超过你。若要使一个集群实现可持续的增长，需要一些更重要的定性因素，比如，真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团队，团队的成员在集群中生活、工作、养家。最关键的是，一个集群同甘共苦的意识是很难制造出来的，这远比日复一日的商业竞争重要。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迪拜所面临的障碍有其更深层次的渊源。外国人——无论是欧洲人、海湾商人，还是从南亚或阿拉伯来的临时工，去那里是为了赚钱，只是短暂的停留；一旦他们达到了目的，他们就会回到祖国或者去寻找下一次机会。他们和迪拜只是一种交易关系，他们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团体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共同努力打下基础然后有所创新。他们用本国的标准来评估专家的地位和成就，而不是以迪拜的标准，他们的情感所依和归属感在别处。该书认为，这才是阻挡集群充分发挥作用的最根本的障碍，也很可能是培养一个企业家型创新经济体的最大障碍。

波特教授的集群理论告诉我们，仅有利润的驱动只能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带来短暂的繁荣，当经济状况欠佳或者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就像我们在迪拜看到的，人们不会在这里安家，不会在这里维护集群，只会在第一时间撤走。在以色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色列的核心目标是“为犹太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建设以色列经济，加入属于以色列的集群，把以色列推向这个世界上最辽阔的地方，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以色列的“营利性爱国主义”。比如，瓦尔迪投资于互联网创业公司，是因为他相信这些公司能赢利。但是，在别人都纷纷改行投入“以色列人”的老本行如通信和安全领域，或者新生的热门领域如清洁科技和生物科技的时候，他依然执著于互联网，这似乎已经不能用利润来解释了。真正的原因在于，以色列是他的集群，他明白自己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他希望这个群体获得成功。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感，他意识到自己有义务帮助这个群体渡过这次难关。瓦尔迪的投资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国家的原因，该书称之为“营利性爱国主义”。

风险资本通常是指投资于高增长型科技企业的资金，风险投资者的角色不仅仅是提供现金，他们还具有引导作用。风险资本的介入会引进其他投资、潜在的收购者以及新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对于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来说，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一笔好的风险资金的注入对企业家、运营公司非常有帮助。以色列设立的Yozma（希伯来语，首创的意思）项目，就是政府出资一亿美元所创建的十个风险资本基金，每一份基金都必须由三方代表组成：接受培训的以色列风险资本家、一家国外的风险资本公司，以及一家以色列投资公司或者银行。另外Yozma还有一项金额为2000万美元的基金，将直接投资于科技公司。Yozma项目的思路是这样的：政府借钱给你投资，如果失败了，你一分钱也不用还给政府；但是，如果你赚了大笔的钱，只需要把最初的投资再加上每年的利息还给政府。1992—1997年，Yozma创建的基金在政府的资助下筹集到了两亿多美元的资金，这些基金在五年之内都被出售或者民营化了。今天，Yozma基金拥有大约30亿美元的资金，为数百家以色列新成立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结果很明显，正如艾瑞·马格利特所说，“风险资本是点燃火焰的火源。”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风险资本是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余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就绝对数来说，以色列这个只有710万人口的国家吸引了近2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相当于英国6100万人口所吸引的风险资本，或德国和法国合计1.45亿人口所引入的风险资本总额。

就创新创业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而言，以色列人的做法是一个成功的范本，对于我们加快创新创业人才的开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要培育永不满足的创新文化，构建创新创业的乐园。以色列人的创新创业精神，并不全是因为“犹太人特聪明”，真正的答案在于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文化基因。在以色列，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直接，人们往往因激烈争论而面红耳赤。由此可见以色列人在未知领域中的活跃，以及敢于挑战、探索、包容与创新的特性。正是基于此，才在以色列诞生了像夏嘉曦（24岁时创建了ToPtier）这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优秀企业家们；才有了“Better Place”公司及其电动汽车与“智能电网”计划；才有了英特尔的以色列研发团队敢于挑战传统技术路线和权威，革命性地解决计算机芯片的功耗壁垒并研发出双核处理技术的事迹；才有了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数量远比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加拿大和整个欧洲大陆所上市的数量还要多，被称为是全世界创业密度最高的地方。总之，是以色列多元创新的民族文化、宽松自由的社会土壤使其蕴含并迸发出如此巨大的惊世能量。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说：“犹太人最大的传统就是不满足，这对于政治来说或许不是好事，但对于科学来说绝对是好事”。人才不同于干部，干部主要属于政治、公共、思想、价值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必须“统一思想”，做到“求同”；而人才主要属于经济、私人、物质、技术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必须“标新立异”，做到“求异”。所以在“人才”的边界内，一定要讲求平等、提倡争辩、永不满足、淡化权威、力图创新。

二要塑造创新创业型领军人物，引领和带动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尽管已届耄耋之年，但这个“老头”却依然在大胆地构思和提倡新的行业，尽管他从未在商界落脚，但却是好几个行业的创始人。因此，可以说佩雷斯不但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而且是一名出色的创业家。以色列正是由于在佩雷斯的力排众议、强力推动下，才建立了让自己的国民至今引以为豪的科技型农业、航空工业、核工业等等。现在以色列的研发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跃居世界领先地位，正是佩雷斯所领导的创业型国家建设方略的具体体现。与其说佩雷斯是一位国家总统，不如说是一位以色列创新创业型领军人物的杰出代表。以色列正是有了佩雷斯这样的创业型领军人物的存在，才带领以色列人成就了今天令世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实践证明，高端人才对事业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作用，对人才队伍建设具有引领、带动作用。有了钱学森，才有我国航天事业今天的发展和人才济济的喜人局面；有了李四光，我国才摘掉了贫油的帽子；有了袁隆平，才有我国杂交水稻的高产稳产。高层次领军人才的作用是一般人才不可替代的。我们要坚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与自主培养开发国内人才并举，大力集聚和培养一批海内外高端人才。一方面要继续深入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千人计划”，另一方面要结合上海实际，进一步健全完善本市创新型领军人才开发计划，使其成为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千人计划”并驾齐驱的国内高端人才培养计划。

三要实行充分授权，不断激发人才的创新创造力。人才发展以用为本。在以色列，军队无等级之分，“以色列士兵的区别不在于军衔等级，而在于其所擅长的领域”，“发布命令和服从本身只是意味着某人有一项工作要做，而且做好很重要”。正是基于此，以色列士兵遇到问题时不是首先当“通讯员”，或推诿、或找借口，而是能够不折不扣地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下随机应变，并很快找到应对复杂局面的措施和策略，成为成功解决问题的终结者。譬如，在1973年应对埃及攻击时，以色列军队的基层士兵发明了通过坦克移动而有效破解赛格反坦克导弹的袭击；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士兵约西·克莱因发明了用直升机的尾部螺旋桨，砍倒周围的植物，充分接近地面，成功解救了一位受伤的战士。以色列“扁平式”的管理模式，使得以色列人不唯上、不唯权、唯科学、唯真理，这为以色列人充分地发挥创造性思维提供了空间。这其实就是以用为本的人才观。人才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其价值完全在于使用。作为个体的人才越用越聪明，作为整体的人才越用会越增多。我们要把用好、用活人才作为人才工作的核心环节，着力解决人才不适用、不够用、不能充分使用的问题，让各类人才用当其时、用当其位、才尽其用、各得其所。

四要加大政策创新力度，不断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的环境。以色列政府在扶持人才创新创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发展国内风险投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政府股权投资于混合资本，从而撬动了大量海外投资基金及国内民间资本的进入。当国内的风险投资逐步发展成熟时，政府股权通过出售给民间的方式实现民营化，政府又成功从原有权益中退出。人才创新创业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尤其是创业人才处于初创期时，更需要政府加大政策创新力度，不断优化创业环境。比如，建立“银政合作”的风险共担新机制，创新国资创投运行模式，通过“资本金＋利息”的模式，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融资服务等。又如，围绕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进相应的人才工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