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法严刑治天下

时间：2022-07-05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澳大利亚悉尼的城市铁路交通系统很发达，多条城市铁路一直延伸到偏远的郊区。在悉尼，逃票是被定性为违法行为，处罚相当严厉。司法独立，就是司法不听命于任何个人或集团，意味着司法调查与审判较少受到政治干扰，有助于进行彻底全面的司法调查，提高违法乱纪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他们的遵纪守法，与有关国家对违法乱纪行为的严厉处罚有密切关系。

澳大利亚悉尼的城市铁路交通系统很发达，多条城市铁路一直延伸到偏远的郊区。麦卡瑟火车站就在西悉尼大学坎贝尔敦校区的附近，距离悉尼中央车站很远，据说是那个方向城市铁路服务的终点。郊区线路长，站点多，但客流小。这是地广人稀之地，交通运输业者普遍头疼的事情。为节省运营管理成本，郊区的小站往往无人值守，辕门大开，由自动售票机售票。列车上也没有固定的列车员，乘客上下随便。这种情况下，在无人值守车站地区出行的乘客逃票吗？逃票或不逃票，我们要先具体算算账，看看逃票的预期毛代价与预期毛收益如何。

先看看逃票的预期毛代价。逃一次票的预期毛代价，等于逃票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乘以罚款额。城市列车虽然没有固定的列车员，但有随机出现的保安人员，会要求出示车票并核查站点等。在悉尼，我乘坐城市列车往返于市中心和郊区住所，其实路途也挺寂寞的。澳大利亚人并没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表现，但是，他们在公共场合尽量与非西洋人保持距离，比如，在列车上他们很少与我相邻而坐。也好，我落得个座位宽敞和清静，还可以透过大大的玻璃窗凝望窗外的美景：草场，野花，大树，栅栏，牛羊，木屋，小河，教堂，蓝天，白云，夕阳，令人陶醉的一幅油画。我还可以在孤独中细致地观察和冷静地思考。我发现，乘坐10次列车，大概有2次在车上遇到保安人员检票，即逃票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为20%。我们再来看对逃票行为的处罚。

在悉尼，逃票是被定性为违法行为，处罚相当严厉。2003年对逃票的处罚标准是，最低200澳元，最高550澳元。我们在这里选最低罚款标准200澳元。于是，逃一次票的预期毛代价为： 20%×200即40澳元。这只是逃一次票的预期毛代价，不知道逃票的预期毛收益，还不能决定是否逃票。所以，我们下面计算逃一次票的预期毛收益。

逃一次票的预期毛收益，等于逃票行为成功的概率乘以单次票价。既然逃票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如上所述为20%,那么，逃票成功的概率就是80%。要计算出预期毛收益，就只差票价了。以我从麦卡瑟车站到中央车站为例，2003年单程票价为6澳元。于是，逃一次票的预期毛收益为： 80%×6即4.8澳元。

逃一次票预期毛收益4.8澳元，预期毛代价40澳元，于是，逃一次票的预期净收益为负35.2澳元，或者说，逃一次票的预期代价为35.2澳元。得不偿失！理性的人逃票吗？答案不言自明！逃票行为在既定的制度规则下，被乘客自我排除。

显然，其他条件不变，违法乱纪行为比如贪污腐败、造假制假、坑蒙拐骗等的代价，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第一，违法乱纪行为被发现的概率；第二，违法乱纪行为被发现后所受到的处罚力度。

其他条件不变，违法乱纪行为被发现的概率越大（小）,则违法乱纪行为的代价越大（小）,收益越小（大）,从而，违法乱纪行为发生的数量就会越少（多）。对于声誉敏感型人群和声誉资本很重要的企业和政党，单是违法乱纪行为被发现本身，就有助于遏制违法乱纪行为。在政治领域，违法乱纪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则取决于政治领域是否存在公平竞争，司法是否独立，新闻是否自由，等等。政治领域的公平竞争，意味着为了个人或集团的政治利益，为了权力，竞争者不仅严于律己，而且都把眼睛擦得雪亮，紧盯着对手的一言一行，竭力收集并放大不利于对手的各种信息。这种彼此毫不留情的揭短，大大提高违法乱纪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司法独立，就是司法不听命于任何个人或集团，意味着司法调查与审判较少受到政治干扰，有助于进行彻底全面的司法调查，提高违法乱纪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新闻自由，意味着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公正的代言，在反腐肃贪和发现不法行为方面，成为法力无边的“照妖镜”。调查型记者无孔不入，是福尔摩斯般的“侦探”。任何个人，尤其是政府、政治家和公众人物，媒体一旦发现其违法乱纪行为，即刻昭示于天下，有时还添油加醋，推波助澜，当事人马上成为众矢之的。美国“水门事件”的主角尼克松（1913~1994）的结局，“拉链门事件”的主角克林顿的尴尬局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媒体对当前政客私人生活的公开细查亦使政客在职期间的敛财越来越困难了。完全合法的巧妙贿赂（金里奇出书的预付款）在政治上变得不大可能了。”（莱斯特·瑟罗，1996）政治竞争、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通过提高违法乱纪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从而有助于减少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

其他条件不变，违法乱纪行为被发现后所受到的处罚力度越大（小）,则违法乱纪行为的代价越大（小）,收益越小（大）,从而，违法乱纪行为发生的数量就会越少（多）。即便违法乱纪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为100% ,若处罚不疼不痒，比如这里辞职，那里上任；今天下台，明日复出；今朝重判，来日减刑，那么，当事人所付出的代价依然微小，不能有效遏制违法乱纪行为。显然，其他条件不变，加大对违法乱纪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于遏制违法乱纪行为是十分重要的。其实，西洋人遵纪守法的习惯也不是天生的。他们的遵纪守法，与有关国家对违法乱纪行为的严厉处罚有密切关系。例如，澳大利亚的第一批欧洲劳工，大多是来自英格兰的罪犯。当时英国为缓解本土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也为开发澳大利亚，便将部分重犯发配澳大利亚。19世纪初，乘船从伦敦到悉尼估计时间超过半年且船票昂贵，这意味着，一旦被发配澳大利亚，基本上就踏上一条不归路。在悉尼海德公园的兵营博物馆，我看到了当年囚犯们的生活用具和一些个人资料。我在这里略举几例，以甲乙丙代替当事人姓名，他们都是在1827年被发配澳大利亚的：甲，盗窃一张台布，判刑7年；乙，劫路，判刑14年；丙，偷盗一只羊羔，终身监禁。如此严刑，人岂能不惧？在当代美国华尔街，“基金公司都非常自觉履行承诺，因为一旦出现违规并被查处，其代价非常昂贵——基金管理人不仅要‘吐出’此前所赚取的所有利润，并且还要被课以重罚，从此永远不得跨入这个行业。在美国，监管部门对基金违法者绝不可能做出所谓‘下不为例’式的‘不痛不痒’的简单处理。严厉的处罚制度吓阻了相当一部分人。”（李山泉，2008） 2011年3月2日，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因涉嫌论文抄袭，已经放弃博士学位的他，不得不狼狈辞职。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因接受大约相当于人民币4000元的政治资金，违反了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于2010年3月7日被迫辞职。他本是大有希望的日本首相人选。新西兰住房与渔业部长菲尔·希特利，因不当使用政府信用卡买了两瓶葡萄酒私人消费被披露，卷入挪用公款风波，在公开道歉后，于2010年2月25日宣布辞职。

张五常先生谈及中国的贪污问题时说：“如果你将一个美女赤裸裸地放在我的床上……有污可贪（美人招手）,而自己又算准了闯祸的机会不大（老婆知道的机会很小）,那么，你还等什么呢？”如果司法和新闻等方面受到限制，使得贪污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低，而发现后处罚又不够严厉，那么，能有多少人有足够的定力抵御权色的诱惑？能有多少人像柳下惠那样具有坐怀不乱的定力？

明代《从政录》中说：“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提高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现概率，并依法严惩，方可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和“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

《商君书·画策》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仁义道德是必要的，但仅此是不足以治天下的。所有的制度规则，只有和适度的处罚联系在一起，才能发挥应有作用！慈不掌兵，义不掌财，峭法严刑以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