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的一场大灾难

从“牛棚 ”里出来以后，从一些史料中得知，内蒙古 “文化大革命 ”中这一场挖 “新内人党 ”大冤案，真是一场历史的悲剧。1980年 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中确认： “在康生、谢富治的唆使下，内蒙古自治区因 ‘内人党 ’等冤案，有 34.6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有 1.62万人被迫害致死。”据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的统计，全国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的干部群众 74万余人。内蒙古 “新内人党 ”等冤案受诬陷、迫害的干部群众多达 34万余人，可见它是多么严重的一场灾难。

那时的内蒙古，从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到阿拉善荒漠，从机关到部队，从农村牧区到工厂城市，到处在挖 “新内人党 ”，共产党的组织忽然间变成了什么 “新内人党 ”，共产党员突然问变成了 “新内人党 ”分子。天天在抓人，夜夜在审讯，死的死，伤得伤，家破人亡，人人自危。昨天还是审讯者，今天也被关进 “牛棚 ”被诬陷者在呼喊：“人们普遍怀疑，“这是天大的冤枉！ ”

所幸的是，有的受害者不畏艰险机智的逃出了关押点，寻找上级组织反映情况。内蒙古军区一位组织部科长包福玉，冒死从关押点逃出，一路直奔北京，到中央信访办公室反映真相；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没有逃往近在咫尺的蒙古国，而是骑着骆驼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找中央、毛泽东主席告状；边防派出所的一位年轻小伙子毕力格被打成 “内人党 ”后，把毛泽东主席的像章戴在胸肌上，从遥远的戈壁滩走向北京；原沈阳军区司令部警卫营长祁宝荣，挖“内人党 ”之前，奉命到内蒙古刚刚组建的步兵三十师任副团长，挖“内人党 ”运动也未能幸免，严刑之后，竟被毒打致死。祁宝荣的遗孀在内蒙古哀告无门，一气之下直奔沈阳，找到老首长陈锡联，并通过他上告中央。周总理侄女周秉健，初中毕业后报名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草原插队落户，每隔半个月就往北京寄一封家信，通过周总理身边一位姓赵的秘书转收。在信中，她把自己下来插队以后的经历和感受，一五一十地向伯父和七妈娓娓道来。细心的周总理却通过这一封封普普通通的家信获得宝贵的信息，并由此发现，内蒙古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错误十分严重，而北京和内蒙古有人向他封锁消息。

1969年 4月，中共九大以后，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落实政策问题，批评有些地方抓多了人。中共九大期间，中央几次接见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批评了他们。周总理在接见内蒙古革委会和内蒙古军区负责人时指出： “现在对挖 ‘内人党 ’的问题，你们第一要停止下来；第二要给搞错的平反；第三要放人。” 5月19日，内蒙古革委会滕海清和其他 6位领导人才向中央交了《坚决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古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5月22日中央以中发［69］24号文件形式作了批示，批评内蒙古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要求纠正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政策，稳定内蒙古局势。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获得自由的。

我出“牛棚 ”后，巴盟的情况仍然很乱。被打成 “新内人党 ”受害者纷纷上访要求平反，造反派内部 “东联 ”与“直联”两派也开始打内战，搞武斗，被批斗的当权派也没人管了。我在盟革委会大楼前贴出大字报，控诉了对我的迫害，便偕同爱人白健为和三个孩子返回陕北老家，探望年迈寡居 10年未见的老母亲。回乡后才知道，母亲为我被打成“新内人党 ”反革命分子的消息吓坏了，也愁坏了。她怎么也想不到，我这个从小在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受共产党教育成长起来的农村孩子，怎么到了内蒙古却成了反革命？她也风言风语地听说与定边邻近的伊克昭盟地区在打 “新内人党 ”时一些干部群众所受的折磨。她不相信从小就参加革命，参加过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和解放宁夏战役的自己心爱的孩子能成了反革命，更怕我被害死。她百思不解，痛苦万分，常常泪流满面愁肠百结。当时农村还迷信，据说有一天晚间，有人看见村子北边一条大路梁上，一盏鬼灯笼（磷火）从山梁上飘忽而下，到南边不远处一块农田里泯灭了。这更使她惊恐不安，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那是我的鬼魂回来了。据亲邻们说，半年多来，她的眼泪就没有断过，成天是伴着泪水度过的。

被错打成“新内人党”分子的白健为和她的三个幼小的孩子

这真是一场灾难，是个人的磨难，家庭的灾难，也是一场民族和国家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