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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市场结构效应面板实证结果分析

时间:2022-07-0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5.3.4 出口市场结构效应面板实证结果分析上述实证结果显示的规律性提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而按照实证研究结果,我国实行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的政策,有利于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我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则可以减少对美出口。实证发现,人民币与卢布相对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向俄出口的短期负相关系数较大,居各贸易伙伴之首,而长期效应则弱于短期效应。

5.3.4 出口市场结构效应面板实证结果分析

上述实证结果显示的规律性提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国家,美国也是当前催促人民币汇率升值最为“勤快”,并不时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不时“敲打”我国是否“操纵汇率”的国家。实证结果显示,在所研究的贸易伙伴中,我国对美出口的短期和长期相对实际汇率负向弹性最大,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对我国对美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大;而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于我国对美出口的抑制作用也较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显著降低我国的对美出口能力。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符合该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要求。而按照实证研究结果,我国实行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的政策,有利于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我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则可以减少对美出口。

俄罗斯是我国的北方邻国,也是我国主要的边境贸易伙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苏联经济发展经历了较大的动荡,人民币与卢布的实际汇率变化很大。但中俄贸易发展较为顺利,尤其是我国向俄出口轻工产品,较苏联时期有大幅度提高。实证发现,人民币与卢布相对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向俄出口的短期负相关系数较大,居各贸易伙伴之首,而长期效应则弱于短期效应。这是由于20世纪后期,俄罗斯处于转型经济中,对国外商品的购买力不强所致,而从长期效应看则体现了在俄罗斯转型经济中,我国商品“价廉”的竞争力。

日本、欧盟国家,以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长期以来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日两国互为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2004年,据日本统计,包括中国香港地区的出口,日本是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向日本,以及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意大利(代表欧盟国家)的出口受人民币相对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显著,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贬值)将抑制(促进)我国向日本和欧盟国家的出口,但抑制程度低于美国。实证研究显示,实际汇率贬值有利于我国发展向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出口;而实际汇率升值,则将减少我国对其出口,也减少我国对欧、日的贸易争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其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短期弹性与欧洲国家相差不多,但长期弹性却远高于欧洲国家,这表明汇率变动对我国对日出口的持续效应较其他国家深远。

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与我国的贸易关系体现了东亚地区结构分工体系的特征,而这一分工形态又受到各自双边的以实际汇率表示的相对价格的影响。按照日本学者小岛清[10]的“雁形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雁首,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四小龙”为雁身,以东南亚国家(东盟国家)为雁尾的雁形分工与协同发展关系,即日本提供科技创新机械研发,并向雁身与雁尾提供资金;“四小龙”进行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制造,而东南亚国家则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整个雁形分工的生产均以世界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为目标。只要雁首能够不断创新前行,整个区域经济就能不断前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独立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之外,80年代后我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也开始逐渐与东亚地区国家竞争合作,以至于改变了东亚的分工结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与“雁尾”的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处于竞争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的关系;而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在我国发达地区,有相当部分的产业已经和“四小龙”国家和地区构成竞争关系。另外,80年代日本经济创新乏力,加上“广场协议”日元一揽子升值打击了“日本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日本“雁首”前行乏力。东亚的贸易与分工,以及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正在日益革新中。在这一背景下,东亚的贸易关系在分工合作竞争中向纵深发展。日本长期是我国最大的进口来源[11],也是我国在亚洲最大的出口目的地。韩国是“四小龙”之一,90年代以来韩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较快,开始挤压日本的空间,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反映了韩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下,从我国进口弥补产业结果空缺。90年代以前中韩的贸易往来较少,90年代之后韩国迅速发展为我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12],是除日本外我国最大的相邻经济体,也是我国主要的进口来源。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八九十年代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推动了我国向世界市场的出口的日新月异。而东南亚国家则更多体现了与我国的竞争关系。

这一分工结构的变化既是东亚各国(包括中国)资源禀赋条件释放与变迁,也是各国以实际汇率表示的要素与商品相对价格变动的结果。我国对日本的出口是我国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的重要部分,受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较大,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贬值)1个百分点,在长期将抑制(促进)我国对日本出口增长1.18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升值对我国向日出口的促进作用,以及日本向我国的投资,并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商品,换回我国商品的价格数量关系。我国对韩国的出口的实际汇率短期弹性为正效应,即我国实际汇率升值(贬值)1个百分点,短期将促进(抑制)对韩出口增长0.16个百分点,而长期效应体现为-0.44,与我国对发达国家出口的效应接近,表明对日、韩出口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较为明显。

从实证结果看,除韩国外,我国与贸易伙伴相对实际汇率的升值(贬值)对我国出口的促进(抑制)作用,同样体现在我国对新加坡(长期)与该国对香港地区(短期和长期)的出口中。这一促进作用的存在可能基于以下原因:①贸易转向效应,即当我国实际汇率升值(贬值)时,我国向美日欧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出口受到的阻碍(推动)作用较强,向这些地区出口减少,从而转向韩国、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从而观察到我国的实际汇率升值促进我国向其出口的现象。②本章以贸易额衡量出口,而我国的出口贸易额统计以美元为单位,人民币升值提高了我国商品以伙伴国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即使出口量受到影响,其出口额也可能由于价格上涨而得到增加。③我国出口商品以“价廉物美”著称,“价廉”表明我国出口商品具有较大的消费者剩余,即我国出口商品即使涨价,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也可能仍大幅度低于贸易伙伴的国内生产价格,不会影响贸易数量。④贸易方式效应,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FDI、经济合作等形式更多参与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中,以其经济规模测度,参与的比重非常高。因而我国向香港地区、新加坡更多是加工贸易、FDI形式的出口,一般贸易的相对较少,因而出口受汇率变动的作用与其他市场相异。⑤东亚重新安排分工关系的体现。从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对香港地区、新加坡的出口较大部分是“转口”形式的贸易,也有相当部分是香港地区、新加坡投资我国的产物,我国实际汇率的升值(贬值)提高(抑制)了外资企业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的能力,从而促进了由此引起的出口发展。我国对马来西亚的出口反映了我国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关系,我国实际汇率变动对马出口的短期弹性为-0.19,长期弹性为-0.38,总体较小,这一数据也部分反映了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受实际汇率影响的程度[13]

考察贸易伙伴经济增长与我国对其出口发展的关系,可以明确我国出口是否适合其需求增长的趋势。我国对美国、欧洲国家、俄罗斯和马来西亚的出口与该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出较显著的正向弹性相关关系,表明随着该国的经济增长,我国将更多的商品出口到该国市场内,即我国的商品越来越能满足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引起的需求增长。而我国对日本、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出口则与该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呈负向线性相关关系,表明随着该国(地区)的经济增长,从我国的进口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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