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发展的历史可以用一种明确的趋势加以概括：市场机制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尽管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仍在固守以计划和生产资料的实物分配为基础的传统苏联体制的要义。同时，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空洞、教条，严重脱离实际，多停留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美好理想的宣传上，与活生生的现实相距甚远，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涌现的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苏共做出了“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的结论，强调苏联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下去了，要加速社会经济发展。虽然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使用“改革”一词，但他明确无误地发出了改革的信号。他指出，苏联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提出了经济上的“彻底变革是我国历史命运”的要求。计划、市场、自由三者的每一方面都是为保持高的社会经济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且自由不仅可以看作本身就具有价值，还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因素。经济学家对于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演变所受压力及其前景的分析，得出的共识是：没有国内政治关系的民主化，将无法消除国家统制经济的长期缺陷。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停滞情况，迫使领导阶层采取一些比较根本的改革，将计划、市场和自由结合起来。

许多学者认为通过改革可以延长传统社会主义的生命，但这种判断是可疑的，“尽管改革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它们却渐渐破坏了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它们削弱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而不是在完善它，它们导致了侵蚀，而不是带来了稳定。”历史就这样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来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却首先否定了其赖以存在的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合法性。这样做，就不得不面临失去政权的危险境况。

从经济的表现形式来看，自由是对以私有财产和市场为基础的自由经济活动和经济往来的权利的认可。在当代所有的国家，都有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存在，但这并不能成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自由的标准，而以国家在原则上对私有财产和企业的合法性的态度作为标准可能更为确切。极权主义面临的危机并非是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的出现，不是每一个市场经济都能够带来经济繁荣，也不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一定是稳定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多种制度形式，从君主制到宗教、神权政治，再到20世纪的法西斯和极权主义专政，但只有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这种制度才发展并维系到了21世纪。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选择如何在政治与经济上进行管理时，可供他们选择的途径越来越少。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伴随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已经成为近400年来最为显著的宏观政治经济现象。即使是非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国家，也不得不言必称自由与民主，以便证明他们也是经济自由与民主政治这个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的衍生品。当今世界上，经过苦苦寻觅，人们很难想象一种不以经济自由与民主政治为基础的未来。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90年前后，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革”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命”，开始或慢或快地向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国家转轨。

（二）捷克变革的思想基础——抛弃后极权制度

曾经在1989年后担任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是这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提出转轨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后极权主义状态下，而所谓安定难以掩盖危机四伏与巨大的道德代价。1975年4月，哈维尔在给当时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中说，如果只看日常生活的表面，只从统计数字和官方报告来衡量，国家成功地获得了安定，但如果从社会的道德与精神复兴，人性化自由的扩展，人的尊严的提高这种角度看，社会并不是安定的，而是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因为人民对政府的服从、社会表面的团结，根源只是人们的恐惧。他们重复自己并不相信的话，做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压力，在本质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都有可失去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担忧和恐惧。而与恐惧相联系的是善恶观的沦丧和言不由衷，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哈维尔深刻地指出，后极权制度的出现及存在，并非历史的错误，而在于现代人性中，明显地有使这个制度产生，至少是容忍这个制度的倾向，“人们被迫生活中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作为人失败了的见证。”总理温家宝曾指出，近年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及“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表明内地诚信缺失及道德滑坡严重。而网络上流行的段子：“红灯，我们习惯了闯；座位，我们习惯了抢；说话，我们习惯了嚷；物价，我们习惯了涨；权利，我们习惯了放；创新，我们习惯了仿；大款，我们习惯了傍；小人，我们习惯了养；假话，我们习惯了讲；法律，我们习惯了枉。”所凸显的荒谬感与无奈感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严重性。后极权社会的权力运作，并不见得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每个人都被迫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因此常常很难指出谁要为政权的所作所为负责。在每个人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专制制度建设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还是构成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他使人们认识到，自由与权利是不可分的，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侵害，意味着全体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威胁，如果一个社会人因冷漠而孤立，对身边发生的剥夺与迫害不关心，那么任何人都休想从压制中解放出来。

转轨后的捷克经济体制缓慢地、相对于其他国家较为稳妥地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以市场为主的多元经济。最令人关注的是，捷克体制转轨在社会公正方面所引起的问题是最小的。在1991年的“我相信什么”中，哈维尔从原则上阐明了市场经济的长处与旧体制的弊病。虽然他一直有社会主义倾向，但他知道唯一行得通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这是唯一自然的、可以导致繁荣的经济，因为只有它反映了生活自身的性质，生活的本质具有无限的、不可捉摸的多样性，因此它不能被任何集中性质的智力所包容和计划。企图把所有经济实体联合起来，置于国家这个唯一的超级所有者的权威之下，使全部经济听命于中央（它自以为比生活本身还要高明）的声音，这是企图反对生活本身，这是现代人僭妄的极端表现，他以为自己对世界有透彻的了解，处于创造的顶峰，因此能够支配全世界，他不知道自然、宇宙和存在、秩序是无限复杂的结构，他自己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旧体制之下的经济产生于一种狂妄自大的、乌托邦的理性，它使自己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当这种乌托邦理性付诸实施时，它肃清一切与之不合的东西。与这种崩溃的中央经济历史现象相伴生的，是言论审查、恐怖和集中营。他认为捷克需要一种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如果不打碎极权主义制度的基本柱石，破除这种权力的根源及导致物质匮乏的原因——中央集权经济，就不可能推翻这个制度和重建民主。

（三）俄罗斯变革的选择——市场与民主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效益持续下降，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不断拉大，越来越难以应对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等等。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可以在发展的早期集中力量快速实现工业化，但是在一个信息和技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后工业化经济时代，这种僵硬的经济体制就变得极其不适应。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就组织主要部门、研究机构与著名学者，对苏联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研。根本性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阻碍机制的作用非常强大，最终亦以失败告终，主要阻力来自政治体制。从前文对苏联体制改革历史简要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历次改革，按照斯大林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只要对苏联问题稍有研究的学者，都会看到这一历史事实。正是这一基本原因，使苏联模式积弊太多，走不下去了，已走进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并最后成为导致苏联剧变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苏联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一年，经过激烈争论，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才从“计划——市场经济”到“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最后发展到“市场经济”。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政府独立执政，这时，尽管各政治派别与学术界在不少问题上有纷争，但在经济转轨总方向问题上已达成共识，普遍认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东西”，“市场经济是人类在经济运行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不应拒之门外”。结论是：“除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别无选择”。作为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有效运行基础的中坚力量出现内部危机，质疑与否定的声音日渐显现。曾就任克格勃高级官员的普京就认为：“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转轨后的俄罗斯遭遇了一系列的困境，甚至陷入了长达十余年衰退状态，乃至有人开始怀念斯大林时代的辉煌，但普京坚持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所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式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在改革开始之前我们没有其他经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在有着笨重和畸形结构的体制中，实施市场机制。这不可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影响。……今天我们正在饱尝这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苦果。……通向市场和民主的道路，对于90年代走上这条道路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十分艰难的……我们终于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正如世界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只有这条道路可以使经济迅速发展，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抛弃陈旧的、自我辩护的、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的一整套传统意识形态，重新寻找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合法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或正确，而是一种存在于人们主观理解中的相对概念。任何一个政治制度要有效运行都必须以某种合法性的原则为基础。没有完全依靠强权来达到统治目标的独裁者，统治必须依靠一群相信其统治具有合法性的效忠者才有可能。正如苏格拉底在解释柏拉图的理想国所说，哪怕是一群强盗，也必须有一套瓜分战利品的公平规则。因此，即使是对最不正义最残暴的独裁者来说，合法性也是不可或缺的。，解决意识形态的危机，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成为俄罗斯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第十一章中国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

的反思与改革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亚地区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东亚奇迹不仅包括日本等早期的现代化国家，还包括亚洲所有愿意实行市场经济并向世界经济完全开放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与韩国等。它们的成功说明，除劳动力外，资源匮乏的落后国家或地区可以利用向国际市场与经济制度的开放来创造巨大的财富，从而迅速缩小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东亚奇迹引起了全世界包括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密切关注，这些国家的经济领域开始启动了影响深刻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终结是从中国领导人承认中国比东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并且发现这种落后与贫困的罪魁祸首是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制度开始的。中国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措施之一——包产到户在5年中使中国的粮食产量翻番，证明了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正确。亚洲的经验被苏联的经济学家所借鉴，而东欧国家的人们更明白他们之所以未能达到西欧邻国的生活水平，其原因是苏联在“二战”后强加在自己头上的计划经济制度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生活水平与所享受到自由之间的悬殊差别，曾经引起大量的人口外逃。典型如东德政府为了防止东德人逃到西德，从1961年8月13日开始建造柏林墙，一开始只是铁丝网，后来被大量换成真正的围墙。东德称此围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但建围墙的真正目的是禁止东德人逃入西柏林。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边防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990年两德重新统一（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圳宝安一个农民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对此问题，邓小平曾经说道：“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铺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与不断深化，逃港现象不但停止了还发生了某些逆转。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1990年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习仲勋对那段历史曾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探索、思考、讨论、实践与反思，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与持续演进的过程。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未来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未来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已经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必须考虑和做出“集体选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