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及其理论的反思与改革实践

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先进，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对外贸易国家垄断等，都写进了斯大林亲自审定的1954年出版的《教科书》中。把苏联短短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及把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看成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模式，并上升为“共同规律”，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并让所有执政的共产党奉为必须遵守的圣典。如果偏离这个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异己，是修正主义。1948年斯大林批判南斯拉夫铁托就是一例。斯大林指责南斯拉夫领导人“极端骄傲自大”，“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能容许的。”到了5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发现搬用斯大林体制模式出现种种问题后，准备进行改革。1956年匈牙利提出改革要求，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来振兴社会主义，遭到了苏联的镇压，造成了匈牙利悲剧，扼杀了改革和各种变革。后来到60年代又进行悄悄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当时的传统理论、苏联确定的“共同规律”控制条件下，要进行整体的根本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亦是力图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又遭到了苏联的镇压。

（一）南斯拉夫的反思与改革实践

在当时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管理方式以及政治体制等方面，苏联模式被认为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南斯拉夫最初仿效苏联进行的集中计划的工业化过程只强调重工业，造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决策的经济尺度，而不同民族区域又都要求优先发展自己的经济，于是在全国各个地区分配投资的许多决策实际上成了政治决策。这就在南斯拉夫的各民族之间引起了纠纷，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恶化播下了种子。在重新使整个经济合理化时，最初的那些决策遗留的后果又使南斯拉夫政府大伤脑筋。希望尽量减少这个问题所造成的分裂后果，便成了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实行分权和市场体制的原因之一。1948年，南共同共产党情报局的冲突使南斯拉夫重新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1949年与苏联彻底决裂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就竭力要证明他们是比俄国人更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希望在意识形态上独立自主而不服从斯大林主义；他们希望在国内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希望发展一种更有人道色彩的社会主义。基于这些希望，就产生了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制度。他们采用了一种所谓的“看得见的手”的体制来协调单个企业与其外部的经济联系，这种“看得见的手”的体制是以集中计划为主导、但又有很高的市场化成分的经济整体协调机制。

铁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各不相同，因此，社会主义就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如果把某个国家的具体革命形式和经验当作普遍的规律、不变的教条强加于其他国家人民，在实践上是不能接受的。要保障社会主义的正常发展，其根本条件就是充分保障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形式的自由。铁托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名义上都是公有制，但它们含义不同。国家所有制是国家通过掌握政权，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国家对国家经济实行行政式管理。国家通过强制性计划，控制对国民收入的集中和再分配，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建设、生产组织方面起决定作用。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劳动者只是名义上占有生产资料，实际上他们很少有可能直接参与经济方面的决策。工厂、企业由国家任命的经理人员管理，这些人体现和象征着国家在工厂、企业中的主权，为国家执行占有的职能和管理的职能。这种所有制形式必然造成两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实际上处于分离状态，使他们成了国家经济运转机器上无生命的部件，以致他们对生产漠不关心，对国家采取依赖的态度。二是“中央集权主义的，即国家主义的管理，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最肥沃土壤”。苏联式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所有制并没有使工人阶级成为劳动的真正主人，因而也就不可能消灭“异化”现象，不可能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和创造性。国家所有制防碍了工人积极性的发挥，窒息了他们的首创精神。只有消灭所有制关系方面的私人垄断、国家垄断等各种各样的垄断形式，只有消除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现象，使生产资料真正为社会直接占有，劳动者真正成为了社会的主人，“异化”现象才能消除。

1950年南斯拉夫开始了实际的改革实验，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1958年4月南共联盟制定并通过了《南共联盟纲领》，成为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宪章。纲领强调在社会主义自治实践中，既反对低估国家作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又反对把国家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包罗万象的国家主义倾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而且最终还要消灭作为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中介的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应该采取国有制的形式，是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重大原则分歧之一。南斯拉夫对国家所有制的批判及改革是这两种意见走向统一的起点，丰富与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形式，什么又是它的高级形式？苏联《教科书》中认为，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国有制或全民所有制是高级形式，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提高，前者应该逐步过渡到后者。南斯拉夫的理论家们则认为国家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形式，社会所有制才是它的高级形式。打破了把国家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最高形态的传统理论，认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国有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既不是它的最高形式，更不是它的最好形式。

但是，南斯拉夫实际建立的“社会所有制”是什么样的呢？南斯拉夫国营的工业企业或农业企业被称为“劳动集体”或“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它实际上归国家所有，但在法律上其资产被视为“社会所有的财产”。每个国营企业或劳动集体都是自治单位，有权决定自己的投资与生产计划和工作人员的报酬，确定其出售的产品的价格，制订自己的年度生产计划。南斯拉夫建立的社会所有制就是在生产资料国有制条件下，把经营权下放给企业经营者，而企业的经营者仍然由地方政府任免、“调动”、“撤换”。

美国经济学家埃冈·纽伯格和威廉·达菲利用DIM（决策、信息、动力）方法来分析不同经济体制的结构、效能、决策过程等问题，他们认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下会产生两类重大的利益冲突：第一类冲突在于，工人自治的企业有不同类型的员工，它们对于一个给定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会在企业中引起潜在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在工人自治制度下难以解决。工人自治企业的员工在对同一个行动的后果的看法上的分歧，可能来自他们不同的目标函数，也可能来自他们得到信息的不同机会，还可能来自他们对信息作出评价的不同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的决策结构真正是在其全体成员之间实行民主，就很可能出现肯尼思·阿罗所强调的“投票悖论”，使得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无法形成一种理性的、内部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的目标函数，这会导致企业行动上的混乱和无所作为。工人自治制度下的另一类重大利益冲突在于，企业某些成员的目标与政府的公共目标之间也还有可能产生较大的分歧。就是在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下，政府仍然对企业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它对企业可以采取的行动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有很大的决定力，而政府又可能关心的是最大化就业和税收。政府的这种倾向有利于企业采取谋求发展和不解雇工人的政策。

因为存在着纽伯格和达菲所说的工人自治企业的那第一类（内部的）利益冲突，南斯拉夫企业的领导和经理们就成了企业中互相分歧的利益集团的中间调解者，他们由此而实际上具有了支配性的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南斯拉夫将员工参与制度化的那些选举和行动机制本来是为了将企业员工们的利益相互协调，在实践当中却无法充分地运行。这使自治的观念无法完全贯彻。按自治制度的规定，企业的基本业务政策由工人集体决定，经理的职责只是执行有关日常工作的决定。但是由于上述因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南斯拉夫实际上也与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存在着“经理主义”日益发展的危险，它表现于经理阶层垄断了管理的职能，使工人处于低下的地位。这种经理主义的倾向是由于许多工人不能积极地参与企业的决策活动而造成的。

本杰明·沃德曾经在1958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一篇论文《伊利里亚的企业：市场工团主义》，该论文被视为开创了用主流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工人自治企业进行研究的道路。根据这篇论文的分析，关于工人自治制度的大多数理论著作都假设：工人自治企业的目标是将每个员工的收入最大化，而不是将其利润的总额最大化。根据这个假设，沃德证明，工人自治企业会对某些外来的冲击作出反常的反应。例如，在完全竞争模型的假定前提下可以证明，如果企业追求使其每个员工的净收入最大化，其产品价格上升时产量会减少，产品价格下降时产量则会增加。这样，市场将不会履行其信息方面的功能，相对的价格变动会引起错误的资源配置。

由于工人自治企业中的员工人数是相对不变的，南斯拉夫企业适应市场情况所作的调整就只能主要通过改变资本的投入来实现。于是在萎缩的部门中就保留了过多的劳动力，从而有被掩盖的失业，国家不断给予信贷补贴来使企业不致陷于倒闭。反之，在扩张的部门中适应市场情况所作的调整不是通过雇用新的劳动力，而是通过选择资本特别密集的生产方法来实现，这些资本密集的生产方法同样主要是（大约70％）通过贷款的方式来筹措资金。由此也就说明了南斯拉夫经济中的特别现象：一方面生产是资本相对密集的，另一方面又有较高的失业率（大约为15%~20％）。此外，由于没有能够发挥功能的资本市场，南斯拉夫就存在着不适当的资本配置。最后，国家给予企业贷款以便为投资提供资金或防止企业倒闭，也是银行系统货币供应扩张的原因，这种扩张性的货币供应造成了南斯拉夫的高通货膨胀，最终迫使南斯拉夫不得不在1989年实行紧缩货币的政策。

不适当的资本配置的原因在于工人自治下的分配体制：南斯拉夫各个自治单位中的单个员工的净收入，由于其所在单位的市场、生产和效率条件不同而极不相同，不同自治单位员工的个人收入因此也就有了非常大的差别。一个“劳动组织”（企业）中的一个工人获得的净收入，完全可能是相邻的一个“劳动组织”中与他有同样的受教育程度和效率状况的工人净收入的两倍。南斯拉夫的体制允许不同企业的工人之间收入高低不同，但它的市场体制又是不完全的，问题在于，那些赚取高利润的企业通常都是由政府机构开办的，政治机构发给它们执照，给它们选定经营地址和使用的技术，还从政府拥有的资源中向它们提供最初的资本金或保证给予它们银行贷款。行政性垄断使企业刚建立时就有极不平等的禀赋。此外，政府实施的政策又常常对某些经济部门有利而使其他经济部门蒙受损失，这可能是出自有意的安排，也可能是由于政策制定得不妥当。这样，收入上的不平等不仅在政治上和公平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且进一步使盈利少的企业更落后于获利多的企业，因为前者缺乏用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和激励。于是，南斯拉夫的各级政府就经常面临下述的两难抉择：或者用征税的方式收走富裕企业的过多利润，用它来补贴资金少的穷企业，这会削弱对企业的激励；或者允许收入上的巨大差别继续存在下去，而这又必然会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产生明显的有害后果。具有广泛的垄断市场力量的企业以及具有相似垄断作用的公共服务业和其他政府部门，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增加工资的力量，而且成了1964-1973年整个十年中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这种社会所有制，实质上是国有制条件下的经营者私营——国有私营。这种不彻底的改革，出现了国家集权主义、官僚主义和专家治国、经理独断的倾向，国家放弃的经济权力并未落到工人集体手中，而是有相当一部分转移给了企业的厂长和经理们。“经理阶层”截留了很大一部分工人自治的权利，他们不仅脱离劳动群众、侵犯工人的自治权利，而且利用自己的职权非法致富。更严重的是，改革后企业为了提高效益，不但不增加员工反而大量裁员，使南斯拉夫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

这种“社会所有制”的标志就是“没有人”对生产资料拥有所有权。它因此而助长了一种利益，要把净收入中尽可能大的部分当作私人收入发放，并且尽可能少地以自己的资金向企业投资，因为这种投资都会变成社会所有的财产。这个原因造成了一系列资源配置和分配上的不利效应，如企业流动资金不足、显著的收入差距等等，但是南斯拉夫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不肯改革社会所有制的制度。执政党认为社会所有制有意识地否定了国家所有制并且由此也否定了国家的影响，是自治制度不可放弃的组成部分。

在1950年之后的20多年间，南斯拉夫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西方国家的标准衡量是很高的，它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工业国，南斯拉夫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个人的自由也增加得很快，得到周围实行苏联式的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的人民羡慕。但是另一方面，南斯拉夫的失业率高、物价不稳定，通货膨胀率高，生产的增长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些都表明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所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瓦解都表明，由于体制固有的缺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样在实践中都是失败的。

（二）兰格、布鲁斯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理论

自50年代中期以来，在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扩大市场的作用的压力开始逐渐显现；1978年后的中国也渐进地表现出市场化的趋势。经济上的原因是基本的，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的经济效果差强人意。

兰格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兰格在经济理论上的特殊地位，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精通，以及后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的深刻了解，他多次试图对两种思想体系进行“重大的合成”。他并不否定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但他也并不否认其弊端：缺乏灵活性，浪费资源，官僚机构的管理下生产难以按人民的需要来调节，更重要的是阻碍技术进步。所以，他主张进行一定的分权，认为自主的社会主义企业是国民经济管理的基础。他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实行计划经济，但并不排斥市场，计划和市场应是有机结合的。计划的目标，应当是以消费者的偏好为主导，以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准则。计划的基础是市场，计划成功与否应由市场来检验。兰格和泰勒使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划的高不可及的计算成本问题。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允许有消费品市场，但所有企业和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中央计划机关命令全部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最大化给定价格下的利润并向他汇报利润最大化的产量。然后中央计划者根据产量需求调节市场价格，直至消费品市场出清。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1960年代，电子计算机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兰格很快地将这一新科学技术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对自己30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模式进行发展，“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我的认为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而这种设想，即便是在计算机及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依然是不可达到的目标。哈耶克对兰格模式中信息上等于完全竞争模式观点表示怀疑，他认为兰格模式取决于下列前提，即经济变化非常缓慢，商品化生产资源的数目相对较少。如果经济条件变化迅速，计委就会面临着是否经常改变价格的问题，要快速改变价格就需要一个非常有效的输入和输出信息的通讯系统；如果不改变价格，就会损失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信号的性质。如果产业部门和企业的经历的目标函数同计委的目标函数不完全一致，计委如何能保证做到每个人都遵守规定。中央计划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市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划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

布鲁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项重要贡献是区分了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模式，明确地指出了决定一个社会基本性质的是经济制度而不是社会经济的运行模式。为了最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解决它的运行机制问题。并不是只有一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固定的运行模式，相反，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体制应当尽可能地以分权模式的原则为基础，因为这种模式贯穿着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是辨证的对立统一的典型，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在管理方法上两个等同的客观要求：集中和民主。在分权模式中，决策集中的程度和中央影响整个经济过程的能力，比任何一个“混合”模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得不可比拟；同时，这种分权模式也考虑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管理形式的民主化要求，给下级组织留下尽可能广泛的自主范围，有助于发挥它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他认为分权模式能够有效地把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这就能够解决困扰集权模式的激励问题。

在兰格与布鲁斯的改革理论中，中央计划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在绝大部分投资仍然由中央决定的基础上，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强调价格和物质刺激。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传统斯大林经济体制的核心，仅是试图通过引进某些市场机制修补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症，这显示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理论的局限性。理论的局限性，苏联的压力，使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矛盾始终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张五常（Cheung，1974）、史莱佛和韦斯尼（Shleifer and Vishny，1992，1993）发展了一种价格控制理论，这两种理论与苏联式经济体制有关。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能被用于创造租值，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出于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它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意味着，短缺是为了给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理由而故意造成的（也许在官员们的潜意识里）。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因而减少公众对垄断租金的不满，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能用来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根据张五常、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理论，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短缺为它的垄断权提供正当理由的话，我们怎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的结论，而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则验证了这个结论（Kornai，1986）。

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艾萨克·多伊彻赞成把非斯大林化和分权作为迈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开端。但是在夏尔·贝特兰和保罗·斯威齐等看来，东欧的改革可能会使特定利益制度化，而不是维护社会主义整体。他们像反对官僚极权主义一样反对引入市场的社会主义。而这促使了林德·贝克的思考，如何可能在实际上形成对经济活动的调节，进而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这种调节。他认为，在与中央指令性计划必然相伴的官僚体制和更广泛地利用市场实行分权之间。

（三）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及其发展

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提出最有价值分析的是东欧经济学家们自己，最具代表性的是科尔奈。科尔奈从当时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严重短缺，“供不应求”来进行考察，通过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的探索，揭示传统经济体制矛盾，提出解决办法，制定改革方案。

科尔奈认为与资本主义的需求约束型经济正相反，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是始终存在短缺和吸纳现象，是一种资源约束型经济，他称之为“短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出现短缺问题的根源在生产领域，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企业的经济行为主要受非价格、非市场的调节，利润、价格、工资和货币的作用微乎其微，企业的短期行为普遍存在着数量冲动和囤积倾向，长期行为则普遍存在着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影响更大。科尔奈的理论随着传统体制改革的深入也在不断地深化，50年代，“过度集权”被认为是传统社会主义各种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70年代，“急速增长”成为最重要的因素；80年代，“软预算约束”被归结为社会主义经济失灵的基本原因；而到了1990年，国家所有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与企业关系中的“父爱主义”在支撑软预算约束中的作用不断地得到强调。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资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由于缺乏对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有效地排除了任何形式的破产，这使得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企业对投入的贪得无厌的需求，导致了劳动纪律涣散、生产资料囤积、产品短缺、质量低劣以及对价格反应迟钝等经济行为，还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腐败等现象。“软预算约束是一种复杂的综合征，它深深地嵌在一国经济的政治环境和法律框架以及经济行为人的行为中。如果预算约束的软弱无力已经很普遍，它就会像癌症一样在经济中扩散，造成极大的破坏。”这些问题使分权型的市场社会主义尝试阶段性地倒退，改革总是难以成功，在扭转经济相对下降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方面也缺乏有效性。

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科尔奈无法直接提出彻底改革国家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问题，仅仅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建议割断企业和国家间的垂直依赖关系。总体来说，科尔奈的短缺经济理论已经触及了传统社会主义弊端的核心问题，比兰格、布鲁斯、锡克等经济学家更为深刻，改革的具体建议也更为彻底，匈牙利的改革基本是沿着他的建议进行的，相比较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改革依然是不彻底的。

1991年东欧一系列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与民主政体的转轨，科尔奈继续着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与思考，他想要告诉人们为什么“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在那么长的时期内相对平稳运转并不断复制自身。科尔奈在其著作《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用“体制（制度）范式”的研究方法，将体制（制度）看成一个整体，从多角度多学科来研究社会制度长期运行特征。在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进行了理论总结后，科尔奈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审视，对改革持有非常悲观的结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无法走出自己的影子，局部改革永远不可能突破自身，因此，必须要有体制上的彻底改革。”他对政治问题的结论是：“尽管苏联斯大林式的经典社会主义是高度集权型和无效率的，但是它构成了一个连贯统一的整体。然而当该体制开始改革自身的时候，这种连贯性同时也就被破坏了，内部矛盾也将不断加深。尽管改革带来了一系列好的变化，但它注定要失败。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无法从内部进行自我更新，从而保持长期活力。因此，当最终发生真正的革命性变革之后，经典社会主义将一去而不复返，社会也将从此迈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发展的历史可以用一种明确的趋势加以概括：市场机制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尽管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仍在固守以计划和生产资料的实物分配为基础的传统苏联体制的要义。同时，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空洞、教条，严重脱离实际，多停留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美好理想的宣传上，与活生生的现实相距甚远，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涌现的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苏共作出了“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的结论，强调苏联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下去了，要加速社会经济发展。虽然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使用“改革”一词，但他明确无误地发出了改革的信号。他指出，苏联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提出了经济上的“彻底变革是我国历史命运”的要求。计划、市场、自由三者的每一方面都是为保持高的社会经济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且自由不仅可以看作本身就具有价值，还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因素。经济学家对于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演变所受压力及其前景的分析，得出的共识是：没有国内政治关系的民主化，将无法消除国家统制经济的长期缺陷。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停滞情况，迫使领导阶层采取一些比较根本的改革，将计划、市场和自由结合起来。

许多学者认为通过改革可以延长传统社会主义的生命，但这种判断是可疑的，“尽管改革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它们却渐渐破坏了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它们削弱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而不是在完善它，它们导致了侵蚀，而不是带来了稳定。”历史就这样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来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却首先否定了其赖以存在的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合法性。这样做，就不得不面临失去政权的危险境况。

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90年前后，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革”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命”，开始或慢或快地向市场经济国家转轨。

曾经在1989年后担任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是这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提出转轨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后极权主义状态下，而所谓安定难以掩盖危机四伏与巨大的道德代价。1975年4月，哈维尔在给当时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中说，如果只看日常生活的表面，只从统计数字和官方报告来衡量，国家成功地获得了安定，但如果从社会的道德与精神复兴，人性化自由的扩展，人的尊严的提高这种角度看，社会并不是安定的，而是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因为人民对政府的服从、社会表面的团结，根源只是人们的恐惧。他们重复自己并不相信的话，做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压力，在本质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都有可失去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担忧和恐惧。而与恐惧相联系的是善恶观的沦丧和言不由衷，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哈维尔深刻地指出，后极权制度的出现及存在，并非历史的错误，而在于现代人性中，明显地有使这个制度产生，至少是容忍这个制度的倾向，“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作为人失败了的见证。”2011年6月，总理温家宝指出，近年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及“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表明内地诚信缺失及道德滑坡严重。而网络上流行的段子：“红灯，我们习惯了闯；座位，我们习惯了抢；说话，我们习惯了嚷；物价，我们习惯了涨；权利，我们习惯了放；创新，我们习惯了仿；大款，我们习惯了傍；小人，我们习惯了养；假话，我们习惯了讲；法律，我们习惯了枉。”所凸显的荒谬感与无奈感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严重性。后极权社会的权力运作，并不见得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每个人的被迫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因此常常很难指出谁要为政权的所作所为负责。在每个人都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专制制度建设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还是构成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他使人们认识到，自由与权利是不可分的，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侵害，意味着全体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威胁，如果一个社会人们因冷漠而孤立，对身边发生的剥夺与迫害不关心，那么任何人都休想从压制中解放出来。

转轨后的捷克经济体制缓慢地、相对于其他国家较为稳妥地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以市场为主的多元经济。最令人关注的是，捷克体制转轨在社会公正方面所引起的问题是最小的，这当然是捷克人民与专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哈维尔的思想与言论的作用也功不可没。在1991年的“我相信什么”中，哈维尔从原则上阐明了市场经济的长处与旧体制的弊病。虽然他一直有社会主义倾向，但他知道唯一行得通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这是唯一自然的、可以导致繁荣的经济，因为只有它反映了生活自身的性质，生活的本质具有无限的、不可捉摸的多样性，因此它不能被任何集中性质的智力所包容和计划。企图把所有经济实体联合起来，置于国家这个唯一的超级所有者的权威之下，使全部经济听命于中央（它自以为比生活本身还要高明）的声音，这是企图反对生活本身，这是现代人僭妄的极端表现，他以为自己对世界有透彻的了解，处于创造的顶峰，因此能够支配全世界，他不知道自然、宇宙和存在、秩序是无限复杂的结构，他自己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旧体制之下的经济产生于一种狂妄自大的、乌托邦的理性，它使自己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当这种乌托邦理性付诸实施时，它肃清一切与之不合的东西。与这种崩溃的中央经济历史现象相伴生的，是言论审查、恐怖和集中营。他认为捷克需要一种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如果不打碎极权主义制度的基本柱石，破除这种权力的根源及导致物质匮乏的原因——中央集权经济，就不可能推翻这个制度和重建民主。

（四）小结

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的预言似乎正在上演，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义让路，私有产权被公有产权、市场被计划所取代，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似乎也呈上升趋势。但是进入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后，历史的发展证明马克思的预言没有能够实现，马克思极大地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整的能力，高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能力。而哈耶克预言的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踏出国家干预与计划之路，将不可避免地走上集权的奴役之路，也没有发生。是否发生看来取决于政治方面是否有防止独裁与集权的制度保证。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给理论研究带来的不仅是争论，还有更多的经验、教训与警示，“政治学就是经济的，经济学是政治的。这意味着权力是给了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以‘社会主义’的名称来为自己辩解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和政治权力比如会在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神话中携起手来，并以进行黑手党式行动的权力武装起来。他们的无限权力被确认，不管是否被褒义地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被侮辱性地称为‘个人崇拜’。”如何进行制度建设，以避免类似的情景再次出现，也就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演进，使人们再次遭遇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相联系的理论争论的大多数问题。假定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在公有制占主导的经济结构中是可行的，那么，借助于国家干预的财政和货币工具，这样的市场能否确保资本需求的客观经济水平能不断地与充分就业条件下持续经济增长相适应呢？而且，由于任何现实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都必须包括以某种方式与企业经营状况相联系的激励措施，那么，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必然会影响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格局。但是，资本市场与公有制的和谐共存的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国家必然要通过计划控制投资。即使是在南斯拉夫的社会部门内利用资本市场的尝试基本上也是失败的，无法有效地切断公有制企业与国家行政机构的联系，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在公有制条件下无法根本解决。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究竟是因为偏离了预定的改革蓝图，还是因为蓝图本身就存在问题？

市场社会主义力量受到来自两个相反方面的猛烈批评。第一类批评主要是承袭哈耶克的观点，对市场体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效力持有异论，他们的核心论点是：在没有私有制背景的情况下，不可能形成市场型经营行为的信息基础和动力基础，因为只有私有制才能对人们做出含有风险的种种创新决策提供必要的刺激（预期收益）和必要的约束（财务责任）。市场参与者自愿签约是市场不可或缺的特征之一，或者说这一特征要求市场参与者有真正的自主权，在作出决策时无须依照官方的命令。这是只有在私有产权的保护下才能保证的独立性。熊彼特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不必然有这种因果关系。但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经验却表明，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类批评撇开了意识形态，认为这一模式所假设的市场型行为、命令式的静态效率，以及要有一个充分利用资源的动态过程（那只有通过直接的中央计划才能满足）这种苛求，使得一些强大的不稳定因素成了这种体制的固有成分，并且会偏离该模式所假定的收入分配格局。

迄今为止，所谓既优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又优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制度”仍未产生，又或者其根本就不存在。但市场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活跃的话题，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不时地要遇到它，就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不时地有人提到它，“第三条道路”，“福利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解的多元化至少显示了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