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

张学良　杨朝远

（上海财经大学）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奇迹式增长，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年均增长率高达9．8%，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镇居民从1978年的1．7亿增加到2012年的7．1亿，城市化率则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2年的52．6%，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近年来城市化率的增长还有加快的趋势。姚士谋认为一座城市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体系，它与临近的区域和城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说每一座城市都是区域性城市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特大城市和超级城市及其形成城市之间和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地带，共同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机整体。城市群是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载体，同时它也体现了国家或区域的竞争力。2012年，中国十大城市群^[1]以全国约13．57%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约43．28%的人口（常住人口），创造了68．05%的地区生产总值。

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物力、人力、财力、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各类要素的总称，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空间生产的载体，生态环境的好坏决定了区域内社会人口和经济的健康程度。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群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其发展过程也必然伴随着城镇密度的提高、产业集聚发展、大量人口涌进城市、公路铁路以及城市公共交通等运输网络形成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引起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2012年，中国十大城市群居民生活用水量约达到全国所有城市居民用水总量的70．83%，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分别约占到全国所有城市排放总量的41．26%和24．59%。2013年12月，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受到严重雾霾天气的影响，波及25个省市、104个城市，并且持续了一周的时间。受雾霾影响严重的地区主要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群区域，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首当其冲。严重雾霾天气的出现，部分是气候的原因，但根本上是由于废气的排放超出了大气环境的纳污能力。如何打破中国城市群高产出—高污染的困境，走出一条高产出—低污染的高效增长的路径，提高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与城市群竞争力，是中国城市化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挑战。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逐渐由过去传统的“带状”经济、省域经济和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2]鉴于城市群经济发展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有必要对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深入研究。资源环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特定区域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高度和质量。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空间和经济效率的角度给出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定义，第三部分对中国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大小与空间分布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提出提升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战略举措。

二、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到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

（一）区域承载力的发展

承载力的理论主要起源于对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国外学者如Francois Quesnay、Park和Burgess、Hadwen和Palmer等为承载力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研究的深入拓展，承载力逐渐从生态学科领域扩展到社会学、人口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领域。承载力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种群和生态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以及以社会经济为承载对象的区域承载力等的研究中。不管是对生态承载力的研究，还是对资源环境等综合承载力的研究，最终的落脚点总是某个区域。区域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是承载力发生作用的空间载体，因此，学者给出承载力的定义时总有“一定区域内”的限定。从空间尺度的角度出发，区域承载力可分为省际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国内众多学者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状态空间法、层次法、聚类分析法、Logistic模型、生态足迹预测方法以及空间统计分析方法，从单要素承载力或综合承载力因素出发研究了特定区域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空间规划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近些年来，城市群作为重要的集聚经济体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然而，其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却较为滞后，主要表现为缺少准确的定义，分析方法上忽视了城市群特有的空间联系，同时，还缺乏承载力经济效率的分析。

（二）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定义

本文不以省域或城市区域为研究对象，而是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来探讨资源环境承载力有以下原因：首先，城市群经济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次，城市群资源的使用量与污染物的排放量占全国的比重越来越大；最后，资源的开发与使用以及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区域外部性，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更具合理性和科学性。城市群作为空间特化的集聚体，是由不同等级城市通过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形成的一个复杂的城市“集合体”，其资源环境承载力应是一个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相关的更为复杂的综合体系（如图1所示）。城市群的资源、环境为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撑，反之，城市群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资源利用效率以及环境质量的提高提供技术支撑。城市群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彼此制约的关系，再通过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布与城市的产业结构等）以及城市群经济共同构成完整的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系统。同时，作为开放的区域单元，城市群不断地与外界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从而保持其活力。基于城市群的特殊性，我们将“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定义为：在一定的时期内和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城市群相对稳定的资源环境构成了其地理空间，在为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场所背景下，地理空间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经济社会总量的能力以及向经济空间转化的能力。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不仅是一个“阈值”的概念，更是一种由资源环境构成的地理空间转化成经济空间的能力，相应的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也应具有经济效率的性质。

图1　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复杂系统

注：虚线椭圆表示城市群空间范围，实线箭头表示城市群区域内部与外部的生产要素流动以及能量、信息的交换。

因此，与一般的省域或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概念相比，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更为复杂的空间系统。从空间尺度的角度来看，城市群的地理空间显然要大于单个城市的地理空间。刘晓丽认为，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城市复合系统，这个城市复合系统是由特定地域范围内一定数量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所具有的特征，而且将其表现得更加显著，城市群具有比城市更加开放的和复杂的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功能和结构。思考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还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1．地理空间向经济空间的转变

城市群区域空间由经济空间和地理空间构成。经济空间是指被社会劳动所利用、改造后的地理空间，即承载着劳动生产力各种要素的地理空间。资源环境构成了地理空间，它是生产力运行的前提条件，而经济空间是生产力运行的现实形态，没有地理空间，各种生产要素失去了运行的场所，就不可能有经济空间；但是有了地理空间，如不被社会劳动利用和改造，也不会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更不可能转化为经济空间。地理空间是既定的，变化极小的；经济空间是可变的，如果在一个地理空间内投入较多的劳动，增加各种要素的密集度，或加快生产要素的运行速度，经济空间就相对变大。孙海鸣、张学良认为，地理空间是经济空间的自然基础，它规定了经济空间的限度。因此，一定的科技水平下城市群资源环境构成的地理空间规定了所承载的经济空间的临界值，以及地理空间转化成经济空间的能力。地理空间体现了自然因素对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性，而经济空间则反映了要素投入以及科技水平等具有社会属性的因素对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如何实现地理空间向经济空间的转变，进而提升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清城市群内部两种空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可影响到资源和能源的需求类别与需求总量，从而造成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压力与环境生态压力；同时，资源与能源的消耗又会影响到城市群区域的环境。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和升级，如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交通网络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必然会促进城市群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合理有序的城市群生态空间结构以及经济空间结构可以提高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2．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空间价值

学者们普遍认为由资源环境构成的地理空间是生产力运行的载体和场所，但我们认为资源环境更应该被视为同劳动和资本一样的生产要素投入。地球上的土地、矿产以及化石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存储量是有限的，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下，各类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随时间变化是下降的，而且下降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因此，自然资源一定时期内仍对我们的生产活动造成严格的约束；日益下降的人均自然资源在对经济增长造成约束的同时，生产过程又必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副产品的产生，在产品不存在产权的情况下，那么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具有负的外部性。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反映自然资源的消耗、生态的破坏以及环境的污染，那么产出就不可能是真实的产出。所幸的是，自1798年马尔萨斯（Malthus）提出他的经典论断，许多学者开始相信自然资源以及环境污染会对长期的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经济学家把自然资源等因素引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考察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均衡发展路径上，不考虑科技进步因素的情况下，自然资源的限制会导致人均产出的最终下降。如果科技进步创造的动力大于自然资源产生的阻力，那么人均产出的增长是可持续的。然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还需要精确的衡量。需要指出的是自然资源作为投入要素对生产的作用或许不是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型的，其对生产的作用机理更为复杂。作为产出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具有负的外部性，由于经济学面临外部性问题时常是无效的，所以，环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需要精确衡量。

由于空间的非均质化以及资源的有限性等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空间价值。一个极端的例子：新疆沙漠中的一平方米土地与上海市中心的一平方米的土地相比，虽然土地的数量一样，但是上海市中心一平方米土地的经济价值要远大于新疆沙漠中一平方米的土地。再比如一般城市市中心的房价高于郊区房价的现象，同样也体现出了空间价值的存在性。空间价值的判断涉及评判主体的价值观以及社会、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和制度等综合因素，所以，对空间价值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以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大小来衡量城市群的空间价值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3．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测度要体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效率

城市群的成长具有阶段性，其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大小与特征会随着城市群的成长阶段而变化。刘晓丽认为，城市群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着自身独特的人口结构、集聚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等，这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对环境保护的能力与力度也是不同的。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规划了中国城市群的未来发展格局，即构成了“两纵三横”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我们根据该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可划出24个城市群。张学良等通过建立合理评价体系把中国24个城市群划分为成熟型城市群、发展型城市群以及形成型城市群。中国地域广大，评价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需要考虑到其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其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程度不同，可能会导致其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大小不同。此外，城市群之间资源环境承载力大小的比较，不仅要比较资源使用总量和环境污染状况，还要比较与资源环境相关的经济效率。尽管我国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更快带来了更多的资源消耗与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的经济效率并不一定比东部地区要高。

三、中国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格局

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衡量是一项复杂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构建一个包括4个二级指标，以及12个三级指标的简单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来近似地衡量中国22个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大小。具体地，二级指标分为资源投入、绿化情况、环境效率以及污染治理，与二级指标对应的三级指标为工业用电量、市区人均用电量与用水量；市区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GDP工业SO2排放量、单位GDP工业烟尘排放量、空气质量达标率、环境TFP；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我们先选择几个具体指标进行分析。

首先，从资源环境总量上看，产出与资源使用量和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即产出越大的城市群，其资源的使用与污染物排放量也就越大，如长三角城市群，2011年GDP总量达到8．21万亿元，位列所有城市群之首，而相应的，资源使用方面，居民生活用水量达到23．99亿吨，居民生活用电量达到458．71亿千瓦时，两项指标是所有城市群中最高的，污染物排放方面，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达到38．29亿吨（工业废水、工业SO2和工业粉尘排放量之和）也是所有城市群中最高的；宁夏沿黄城市群，2011年GDP总量为1 838亿元，是所有城市群中最少的，仅是长三角城市群的2．25%，而相应的，居民生活用水量是长三角城市群的2．90%，居民生活用电量是长三角城市群的1．78%，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也仅是长三角城市群排放量的4．47%。由上述分析可知，资源使用量与污染物排放量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阶梯状分布。

其次，从资源环境效率看，我们选取城镇居民人均用水量和用电量两个指标来表示资源的投入，由于我国东部、南部地区水资源较西部、北部地区丰沛，所以，人均用水量较多的城市群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与南部地区，珠三角城市群人均用水量最多达到111．43吨，人均用水量排名后两位的呼包鄂榆城市群和东陇海城市群，其人均用水量分别仅是珠三角城市群人均用水量的19．90%和14．86%；同时，城镇居民人均用电量方面，东部地区达到人均1 001．09千瓦时，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1．40倍和1．57倍，资源的投入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阶梯状分布。我们选取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GDP工业SO2排放量与单位GDP工业粉尘排放量三个指标描述中国城市群环境的经济效率。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由于水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布以及经济效率的原因，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自东向西呈现出U形空间分布格局；单位GDP工业SO2排放量与单位GDP工业粉尘排放量之和自东向西分别为32．03吨/亿元、60．98吨/亿元、94．47吨/亿元，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东高西低”阶梯状分布。这种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效率的空间分布现象与我们的直觉相一致：一方面，特定地区某类资源禀赋的丰裕度及其经济效率一定程度上共同决定该地区资源的经济效率；另一方面，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有着更大的经济总量，因而，东部地区投入了更多的资源以及带来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中西部地区资源环境的经济效率并不一定比东部地区要高。数据分析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东部地区城市群^[3]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总体上要优于中西部地区，其政策含义是中西部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到资源环境的约束，提升资源环境的经济效率。

再次，环境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重要指标。数据包络分析（DEA）是最常用的环境效率测算方法，由于没有量纲的限制，这对于需要环境和经济双重指标的环境效率计算是较好的解决办法。本文运用DEA方法计算了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群的环境TFP。从表1可知，绿色TFP达到0．9以上的有四个城市群，分别为呼包鄂榆、山东半岛、哈长和珠三角城市群，辽中南、长三角两个城市群紧随其后、海峡西岸、京津冀、武汉、长株潭等城市群的绿色TFP高于0．85，太原、江淮、中原、东陇海、北部湾、成渝等城市群的绿色TFP处于中下游水平（在0．83—0．85之间），鄱阳湖、宁夏沿黄、兰州—西宁、黔中、关中—天水等城市群的绿色TFP最低。

表1　中国城市群绿色TFP统计参数

注：由作者使用2011年数据计算得到。

最后，我们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来近似地衡量中国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大小。中国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大小具体如图2所示。东部地区，5个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均显著大于零，其中，珠三角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为0．98在所有城市群中最高；东部地区，9个城市群中哈长、海峡西岸、长株潭、武汉、江淮地区5个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大于零，其余4个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均为负值；西部地区，8个城市群中只有成渝、北部湾、呼包鄂榆3个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为正值，其余5个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均为负值，其中，宁夏沿黄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仅为－1．16在所有城市群中最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东高西低”阶梯状的分布规律，这与上述城市群资源环境总量及其经济效率分析的结果相一致。

图2　2011年中国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

四、提升中国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战略路径

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首先需要提升中国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由空间规模扩张向空间效率优化转变。提升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有以下四个路径：

（一）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轻城市群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

正如前文所述，城市群作为高度集聚的经济体其资源使用量势必随着其经济总量变得越来越大，环境污染问题也将会越来越突出，在目前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是减轻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压力的有效途径。第一，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市场及相关技术市场，加快技术创新促进资源利用效率。当前中国能源使用结构中主要是不可再生能源煤炭，煤炭能源的大量使用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同时，能源对外依存度也过大。为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保护环境，必须大力发展清洁型能源，加快风力发电、太阳能、地热能与核能的开发和使用。社会生产过程要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3R）为生产原则，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来实现最大化的发展效应，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4]第二，形成节约资源的理念，强化居民生态环保的意识，形成合理的生活方式。引导居民自觉节约资源，在全社会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新风尚；积极倡导绿色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提倡市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绿色消费理念倡导居民理性消费、科学消费，形成节俭办事、减少污染、有益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覆盖范围，提升公共服务资源的使用效率。一方面，各城市因地制宜地建设各类清洁、高效、节能的现代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根据城市人口、产业发展规律和趋势，增加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另一方面，提高单位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覆盖面，避免公共资源闲置和浪费现象，进而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二）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促进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提升

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组和优化可以实现城市群经济增长效应和可持续发展效应，城市群内城市规模大小合理、密度适宜、定位明确、产业分布合理、空间组合有序，可以促进城市群生态空间结构优化高效，使得城市群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一定程度上来说，城市群的空间功能结构决定了其资源环境承载力。一方面是城市群内部城市功能结构的优化。城市群是多个城市集聚的综合体，其内部功能结构布局决定了城市群经济发展的路径、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环境的承载能力，也是城市群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城市群的内部功能结构的优化将有效提高城市群的国土开发和各种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的优化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优化城市群整体产业结构，形成产业梯度。在城市群总体发展战略目标下，按照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和城市功能定位使不同的产业分布到各城市，形成梯度明显、能级清晰的产业空间分布，产业梯度与各城市的功能相匹配，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城市的优势，同时实现城市群产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二是单个城市选择自身合理产业结构，实现城市群整体产业结构最优化。城市内部的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结构，城市内部产业结构优化将有利于减少城市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同时还有利于城市群形成多样化的产业和完整的产业链，促进各种资源要素在城市间、产业间优化配置，在城市群内部实现产业间的协同发展，进而提升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三）让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加强政府调控

资源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存在明显的外部性。城市群作为复杂的集聚体，要提升其资源环境承载力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性问题。关于资源要素的投入问题，资源类要素（如水、大气等资源）的所有权一般归国家所有，而且我国资源环境价格基本上是由政府定价或执行政府指导价，较低的价格水平会造成城市群内部城市间抢夺资源以及搭便车的普遍现象，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短缺问题，要提高资源的分配效率，应以市场机制为主体改革资源要素的定价机制。关于环境污染问题，城市群是多个临近城市的集聚体，环境污染往往存在外部性，例如北京市严重的雾霾天气主要是由其周围临近城市废气大量排放造成的，再比如上游城市废水的排放会影响到下游城市的水环境。同时，由于我国污染排放权市场化程度较低，而且私人部门不可能提供污染治理费用，治理资金必须主要由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来保障。综上所述，资源环境作为特殊的生产要素其配置既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同时还必须借助政府调控手段。引入市场机制目的在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调控则是消除市场失灵、保证市场的有序进行。作为资源环境的所有者——政府应该对资源环境进行确权，尽可能保证各方利益不受到损害。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方法，既能实现资源环境的优化配置，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所获得的税费财政来进行各种基础设施的改善，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区域经济活动的容量，最终提升城市群整体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四）加强城市群内部联动性，以城市群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目标

前文指出，城市群是地理上相互临近城市的集聚体，区域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紧密，资源和生态环境结构相似，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因此，城市群资源环境的整体最优，需要城市群内部每个城市的共同努力，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合理的空间等级、产业梯度、政策，均会对临近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产生直接的影响。然而，在现实中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往往从自身发展利益出发各自为政，造成资源要素抢夺的恶性竞争以及污染物排放的大范围扩散。从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上来讲，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协同联动可实现城市群整体效益最大化，最终提升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第一，在城市群区域内建立统一的环境规制规则。相对统一的环境规制有利于引导各城市在招商引资上的选择，可有效避免地方政府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换项目行为的出现。第二，城市群区域内各城市联合治理资源环境。在城市群内部建立资源环境治理联系工作组，由各城市相关分管领导组成，其行政权力要高于单个城市，其职能是处理并协商城市间的资源环境的冲突和矛盾，建立共同的资源环境预警系统，实现各城市间资源环境信息共享，一定条件下可制订共同的资源环境法律法规，统一各类资源环境执法和执行口径。第三，以城市群整体空间布局为重。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加强联动性，从城市群整体效益出发，因地制宜地明确自身的空间功能定位，选择与功能定位相匹配的产业，避免城市群内各城市空间功能结构分布不合理与同产业恶性竞争、资源的浪费等现象，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功能组织。

【注释】

[1]城市群的划分来源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十大城市群是指以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大小作为标准，排名前十的城市群依次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与长株潭城市群。

[2]参见张学良：《中国区域经济转变与城市群经济发展》，载《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

[3]东部地区城市群有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山东半岛和辽中南城市群；中部地区城市群包括哈长、海峡西岸、长株潭、中原、武汉、江淮、环鄱阳湖、东陇海和太原城市群；西部地区城市群包括成渝地区、呼包鄂榆、关中—天水、黔中、滇中、北部湾、兰州—西宁、藏中南、天山北坡和宁夏沿黄等城市群；藏中南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有较多的数据缺失，我们没有统计。下文表1与图2情况相同。

[4]参见苏杨、周宏春：《发展循环经济的几个基本问题》，《经济理论与管理》2004年第10期。